第6章 “闽东独立师”：从南方游击队到首支轻机旅

南方游击炼劲旅，“未来战场”谋转型

作为一支没有进行过长征的红军部队，陆军第20集团军某机步旅的前身是南方八省游击队之一——闽东独立师，在中央红军长征后，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战时期成长为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

如今驻守中原的第20集团军某机步旅，是全军第一批实行军旅营体制的单位，是全军第一支轻型机械化步兵旅，也是担负陆军第三至第八代训练大纲编修试训任务的“试验田”。接触新事物、适应新情况，是这个旅一茬茬官兵再熟悉不过的事情。

然而近几年，官兵们却发现，需要适应的东西越来越多，适应的保鲜期也越来越短。听他们讲述种种努力适应的故事，发现那是战斗力建设高度活跃的表现，也是部队转型的必然结果，而这种“不适应”现在是将来也会是这支部队的常态。

别样硝烟

上士薜永良入伍已经第10个年头了，是个射击场上的老手。但今年3月初的一次训练，让他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会打枪。

手枪射击，18发子弹，要求12秒内全部打完。薜永良打完前9发，第二个弹匣还没换上，时间已经用完了。步枪射击不再是固定距离、固定目标、固定靶位，取而代之的是应用射击：变换距离动中打、仰角打、俯角打、穿戴防毒面具打……

“很不适应，太折腾了，可这样更像打仗。”薜永良说，这几年训练场上的花样变着法地换，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实战化标准。

今年年初起，官兵们轻车熟路的轻武器射击，被“捆绑”了武装5公里越野、单兵掩体构筑两个项目，变成了组合套餐。

“虽然咱是炮兵，但打枪也不差，可这种打法，一开始确实有些吃不消。”旅炮兵团152榴弹炮营二连班长张立足半开玩笑地问：“这几年旅里总强调步兵要特战化，看样子，炮兵是不是也要步兵化？”

张立足的问题，我们捎给了旅长张书杰。张书杰说，不管什么“化”，首先是要实战化，把那些内容串联组织实施，是为了把官兵逼向条件更严苛、节奏更紧张的临战状态，大家一时不适应是正常的，习惯就好了。

而这习惯的形成，靠时间，更靠高强度的训练。

在旅弹药库，弹药调拨批次直观反映出这个旅近几年训练强度的走势。2012年总计分发弹药150批，2013年220批，2014年275批，2015年321批。2016年截至3月24日，在1000多名官兵赴南苏丹执行国际维和任务的情况下，已消耗103批。

一条随时间轴持续上扬的曲线折算成弹药发数，同样涨势明显。

“基本上每周都有弹药出库，最多的一个月有66批。”弹药库主任胡雨露和几位战友每年发放的弹药，绝大多数被消耗在营区东北角的射击训练场上。

我们来到那里时，装步二营营长殷盘举正在组织部队打靶。他告诉我们，以前打靶必须一名旅领导到场，现在营一级就能组织，各营都怕比别人打得少吃亏，靶场闲不住，弹药消耗肯定少不了。

“很快又要变花样，更难打。”殷盘举说着，回头指了指不远处的8个大坑，那是他带着官兵用TNT炸出来，用来放置自动起倒靶机的。

这个新项目叫作“战斗射击”，要求战士们从200米开始跃进，利用卧姿、跪姿、立姿三种姿势，无依托射击，靶子会在5个不同的距离上随机出现，不管是难度还是强度，与往常的100米卧姿精度射击不可同日而语。

官兵们先前来之不易的适应，已经开始了“失效”倒计时……

极限对抗

空军的伊尔-76运输机，下士曹贞林、万乾入伍前就知道，却没想到2015年7月自己也有机会坐进去。可现在问他们还想不想再坐，两人都说有点发怵。

那是一次临机战备拉动，统帅沙场点兵，这个旅奉命全员全装开赴朱日和训练基地。

对于那片塞北草原，官兵们并不陌生。2008年首战朱日和，他们与全军第一支数字化装甲团对决。2014年再战朱日和，他们成功实施“斩首”行动，夺占蓝军防御阵地核心要点。

但这次，实战的味道从一开始就比以往更加浓烈，甚至是惨烈。

曹贞林、万乾所属的先遣分队凌晨3时乘机起飞，落地时东方刚刚泛起鱼肚白。下飞机，集合，干粮刚拿出来，弹药也发到了每个人手上。他们接到命令，全副武装奔袭25公里，夺控一处模拟机场。

全副武装的意思，是荷枪实弹，戴头盔，穿作战靴，携挎包、水壶、防毒面具，背单兵携行背囊，扛弹药箱和120反坦克火箭的战士负重近40公斤。这种体力消耗强度，在日常训练中极为罕见。

另一边，实施摩托化机动的官兵顶着高温酷暑，争分夺秒与先遣分队会合。

“几十个小时就没合过眼，除了加油、检修车辆，一路狂奔，步战车的转速表指针一直打在尽右位置。”408车车长王宗武说，“刚开始大家靠吃辣椒、掐大腿提神，后来都麻木了，全靠意志硬扛。”

1500公里的高强度机动，人、装备都在一步步逼近极限，一些车辆出现故障，在高速公路上“抛锚”。以往，这些车辆完成抢修后，会被编入后续梯队继续开进。这次，情况不同了。

“修好就接着往前跑，编队不会放慢速度等你，你也不用等谁。”四连连长吴明军说，“有的车跑了几十公里都看不到自己人，但只要能赶到战场就是胜利。”

这样做，意味着更高风险，也是对各级指挥员的考验。

在河北省境内，这个旅偶遇兄弟部队，同样的战车型号，同样的机动方向。不同的是，对方编队井然。吴明军所在的第一梯队官兵困意全无，加足油门往前冲，终于在100多公里后完成了对对方车队的整体超越。

其实，比起劳累，未知的战场才是官兵面临的最大难题。既没有脚本，也不给想定，情报又十分有限，在陌生的环境与陌生的对手交战，旅政委练伟称之为“活的对抗”。

“对手会跑会藏，会耍鬼点子，官兵们必须调动所有聪明才智，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生存下来。”练伟说，随着部队全域机动作战能力建设被提上日程，官兵的体能、技能尤其是智能在演训活动中被逼向极限将是一种常态。

当然，想要做好并不容易，要学习新鲜的知识，更要摒弃过时的思维。

现在，旅里要求所有基层指挥员搞战术串讲，营长、连长、排长、班长都要讲，既要讲怎么打，也要讲为什么这么打，再看看别人怎么打。

“他们在适应从‘听话’到‘说话’，我们也在适应从‘放手’到‘放心’。”练伟说。

信息化的“鞭子”

宋鸦森今年43岁，上校军衔，是旅通信营修理所的所长。战友们都说他老实、踏实，典型的“老黄牛”。但很多人并不知道，早在2008年，宋鸦森就曾口头提出过转业申请，上级领导不同意。

如今，宋鸦森又做好了走的准备。

“我确实到了该被淘汰的时候，这是部队发展的规律。”宋鸦森说，2009年，在转业申请没被批准后，他自费报了个研究生进修班，学了整整一年，勉强能跟上部队的信息化建设步伐。

宋鸦森掰着指头算了一下，从他1996年军校毕业到现在，光是单兵背负电台都至少换了5代。“知识、技术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部队的人才结构自然也应该相应地更新。”他说。

修理所营房前的停车场，见证了宋鸦森所说的更新到底有多快。2011年，初级战术互联网列装，载着新型指控设备的“猛士”越野车出尽风头。但仅仅过了4年，新一代战术互联网高大威猛的8×8轮式装甲车辆就出现在了这里。现在，开设指挥所所耗费的时间，比以往的零头还要少。

对宋鸦森和广大官兵而言，那些性能先进、快速更新的信息化装备，就像抽打在奔马身上的鞕子，既激起兴奋也触发痛感。人民军队机械化、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分解到这个旅一茬茬官兵身上的，是催人奋进的紧迫和如芒在背的恐慌。

这种恐慌，在部队营区西北方向的一处机场以另一种形式呈现。

在那里，警卫侦察连上士高原和他的战友们，带着3架去年5月列装的新型无人侦察机，用从未有过的视角打量着驻地，也打量这支部队通向未来战场的路。

没有无人机的日子，他们为了摸清敌情，必须也只能冒险渗透到敌后。

“跨越2014-朱日和C”实兵对抗演习中，这个旅10组20名代号为“白狼”的侦察兵，在蓝军阵地潜伏4天3夜，引导炮火成功实施“斩首”行动，高原是其中之一。

“挖个坑，把自己藏起来，吃喝拉撒都坑里解决。”高原这样描述在敌后潜伏的生活，“没法活动，没人说话，还要随时防备对手拉网式的搜排，无聊、烦躁、恐惧……”

现在，无人机来了。高原和战友们只需坐在方舱里，便可将数十公里外的敌情尽收眼底，但新的恐慌也随之而来。

“更先进的型号已经配发了，飞得更远、更久，看得更清。”高原指着一排排来自兄弟单位的无人机方舱车辆，语气里有种跟宋鸦森一样的担忧。

闽东：红军两次会师“会”出一支抗日劲旅

陆军第20集团军某机步旅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

自1932年9月在兰田暴动中公开打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旗号，闽东红军逐步发展壮大，创建了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前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牵制了相当数量的敌人，为中国革命增加了战略支点，为长征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翻看那段鲜血写就的历史，我们发现，在闽东这片红色热土上，红军也曾先后两次会师。

第一次会师：红七军团与闽东千余新兵失之交臂

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为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并调动和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决定由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到浙皖边，建立新的根据地。

8月中旬，红七军团在闽东红军独立十三团的配合下，解放罗源县城后进入福建宁德境内。正率领闽东红军独立二团在宁德活动的叶飞、詹如柏，闻讯带部队赶来，在宁德赤溪阳谷村与红七军团胜利会师。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会见。在红七军团指挥部里，军团长寻淮洲听叶飞汇报了闽东的情况，向叶飞等人介绍了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

“大块苏区被敌所占，主力红军损失巨大。”寻淮洲说，红七军团入闽前，中央有过交代，要与闽东红军取得联系。

那次见面，寻淮洲留下一些中央文件，让叶飞记下了党中央在上海的联络地址，并郑重提出，闽东红军应在已有的两个独立团的基础上，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

寻淮洲还说，红七军团离开中央根据地，长途跋涉，转战千里，兵员补充缺乏来源，伤病员也不易安置，“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据叶飞回忆，红七军团当时到达闽东根据地时，枪多人少，不少战士背着两支枪，还有民工挑着枪。

于是就有了下面这段见于《叶飞传》的对话：

叶飞：“你们要不要补充新兵？”

“你们有办法吗？”寻淮洲颇感吃惊。

“别的没有办法。苏区嘛，群众起来了，这个行。”叶飞又问，“你们要补充多少新兵？”

寻淮洲略加考虑，十分认真地说：“300，行不行？”

“行，你们是有枪没有人，不像我们是有人没有枪。”叶飞爽快地答应了。

叶飞这么一说，寻淮洲陡地站了起来，伸出双手：“500行不行？最好1000，能不能在3天之内动员好送到部队？”

“不要说1000，3000也不难，就是时间要长一点。7天，怎么样？”

此后的几天里，闽东临时特委发出紧急号召，动员翻身农民踊跃参军，7天时间，便有4000余名青年应征。就在闽东红军从中挑选了1000多人，准备送往红七军团驻地时，敌49师衔尾而至。随军的中央代表曾洪易（后叛变）惧敌怯战，等不及新兵到来，就命令部队撤离，匆忙向闽浙赣边界急进。

更为可惜的是，红七军团的转移路线，不是进入闽东基本根据地，而是直走西部边沿地带。这样，便失去了以闽东苏区为依托与敌周旋，创造条件继续北上的机会。

红七军团匆忙离去，如何安置1000多名被集中起来的翻身农民，成了闽东红军面临的当务之急。如果解散回家，无疑会打击他们的革命热情。闽东临时特委分析后决定，采纳寻淮洲的建议，把这些人补充进红军，建立一支主力部队，连同红七军团留下的100多名伤病员和枪支，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

就这样，闽东的第一次红军会师，在庆祝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成立的欢呼声中落幕了。

第二次会师：艰苦游击战中的重逢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后，国民党反动派随即抽调兵力对中央苏区及各革命根据地展开全面“清剿”。

至1935年1月，闽东红军当面之敌，约有10万人。

由于闽东党组织一直没能和党中央取得联系，事先未能对局势有充分了解并做好准备，直到敌人一切部署就绪，重兵已推进到距闽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只剩两天路程时，闽东特委和独立师方才发觉。

敌我兵力过于悬殊，红军节节失利，苏区面积越来越小。

1月中旬，独立师在西竹岔血战突围，只剩下500多人，跳到苏区外围开展游击作战。

随后，敌人像洪水一样，几乎淹没了整个根据地。他们采取“分兵清剿”的战术，较大的村庄都筑起碉堡，驻上部队，封锁大小路口，由地方反动分子做向导，搜山“清剿”，大批干部、群众惨遭杀害，党组织多数被破坏，革命元气大伤。

两三个月后，也就是1935年3、4月间，敌人以为革命力量已经被消灭，便逐渐把主力部队撤出苏区。闽东独立师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开始秘密筹划返回苏区，进行反攻。

5月，独立师政委叶飞率领独立师一部与许旺领导的游击队，伏击敌浙江保安旅的一个加强连，全歼敌军，缴枪100余支。

这是独立师返回苏区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敌人散布的“闽东红军已被剿灭”的谎言不攻自破。

独立师乘胜扩大战果——

6月，叶飞等带领40多人化装成划船的、挑柴的伙计，袭击了福鼎港口重镇沙埕的警察局，将守敌一网打尽，缴获了所有枪支。

7月，在福寿地区伏击国民党军，击毙40多人，缴枪70多支。

8月，在宁屏古地区伏击敌保安团，击毙40多人；在龟子山诱击敌军，活捉敌营长以下40多人，缴轻机枪2挺、步枪80多支……

经过几个月的斗争，闽东又变成了红军游击队可以自由驰骋的区域。敌人派出6个团的兵力进行新的“围剿”，但由于独立师群众基础好，情报工作有力，总是能巧妙地避开敌人，并未遭受大的损失。

另一边，北上抗日先遣队于1935年1月在皖南遭10倍于己的敌人包围，粟裕等人收拢少数突围出来的部队，在江西横峰槎源坞与闽浙赣独立师一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全师700余人进入浙西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1935年8月，国民党军第十八军4个师全部到达浙西南，对挺进师进行“围剿”。挺进师在突围途中，被围在一个纵横只有30华里的狭小山谷中，处境危殆。粟裕以其沉着冷静的准确判断，把握了敌人的行动规律，经过三天三夜九死一生的拼搏，终于跳出了包围圈，全师仅剩下不到300人。

两个多月后，挺进师辗转来到福建省寿宁县，与同样九死一生的闽东独立师在郑家坑会师。

这次会师后，闽东红军力量进一步壮大，双方紧密配合，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也为此后的北上抗日保留培养了一支劲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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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烟滚滚唱英雄

——“英雄儿女”杨根思部队名扬天下

第20集团军某机步旅诞生于1932年9月14日福建福安地区的“兰田暴动”，是我党一手缔造的红军部队。1934年10月，部队发展壮大为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开辟了我党在南方最后一块重要红色根据地——闽东苏区。

中央红军长征后，部队在长期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围剿镇压的情况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东进苏南，深入华中，创建了苏北革命根据地。1941年2月，整编为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解放战争中，先后整编为新四军一纵一旅、山东野战军一纵一旅、华东野战军一纵一师、第三野战军二十军五十八师。

1998年10月，由步兵师改编为摩托化步兵旅，是全军第一批实行军旅营体制的单位。2000年10月，改编为全军第一支轻型机械化步兵旅。

在长期的战斗岁月中，部队涌现出了全国战斗英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等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

1944年2月，贫苦家庭出身的杨根思加入新四军一旅一团一营3连9班，开始了南征北战的生活，后历任班长、排长、连长，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在淮海战役中，杨根思先后多次荣立大功、小功，被评为战斗模范，荣获了“爆破大王”“华东一级战斗英雄”“全国战斗英雄”等光荣称号。1950年，时任连长的杨根思，参加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接见。

1950年10月，杨根思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随部队赴朝作战。1950年11月25日，中朝军队发起了第二次战役，11月28日，杨根思奉命坚守1071高地—东南小高岭，负责切断美军南逃退路。11月29日，战斗持续一天一夜，杨根思率领全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当弹药用尽，美军发起了第9次进攻时，杨根思抱起最后的炸药包，冲入敌群，与4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完成了切断敌人退路的阻击任务。

1952年5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并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命名他生前所在连为“杨根思连”。1953年6月25日，被追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题词赞誉他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志愿军的模范指挥员”。

2009年9月，杨根思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风烟滚滚唱英雄……勇士辉煌化金星！”至今，在杨根思生前所在连队——第20军某机步旅一营3连，每当连队播放电影《英雄儿女》时，战士们总是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影片里有老连长杨根思的影子，他的事迹曾鼓舞激励着亿万中国人民。

在部队营区广场的正中央，矗立着杨根思烈士的塑像，基座上刻着：“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这是杨根思在朝鲜战场上立下的战斗誓言。

多年来，“杨根思连”坚持以“三不相信”精神来建连育人，每年杨根思牺牲纪念日、连队命名日、新兵下连、老兵退伍，官兵们都要重温老连长用鲜血与生命实践的战斗誓言。2008年2月16日，“杨根思连”再次被济南军区授予“基层全面建设模范连”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