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研究思路

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告诉我们，人均产出的差别来自人均资本积累以及其外的“索罗剩余”。这似乎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些事实：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江浙一带的经济增长远远领先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从人均资本的角度来理解，这当然是因为广东和江浙的人均资本高于中西部地区；从“索罗剩余”来理解，可以解释为改革开放初期不平衡的对外开放政策。无论如何，这些解释都合乎我们对理论认识的直觉。

但是，当我们把研究的尺度缩小到更小的区域时，却难以用上述理论解释这些现象：工业化初期的资本积累主要应来自传统的农业，但是在河南省内，农业生产条件具有明显优势的黄淮四市（商丘、周口、信阳、驻马店）自改革开放以来，非但没有成为河南经济增长的领头羊，反而在河南各地级市经济增长的排名中垫底。显然，改革开放初期的人均产出（以及人均资本）在河南省各地市之间的差异无力解释这一现象，那么我们应当从“索罗剩余”中寻找合理的解释。考虑到一省之内的改革开放政策差异甚小，因此用“政策”的差异来理解上述现象显然是不够的。打开“索罗剩余”这个“黑匣子”固然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进行尝试，如资源禀赋方面的差异、社会的发展水平、劳动者的素质甚至性格特征、制度和文化的因素等，但本书并不想着力于计量上述变量，而只是提供一个新增的理论假说以丰富和发展理论的探讨：“在特定的初始条件下（工业化初始时期），其他外生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较好的农业生产条件不利于企业家的形成，而较差的农业生产条件有利于企业家的形成。企业家形成的差别导致了经济增长的差别。”

广东、江浙领先于中西部地区的现象，其主要的决定因素可能是人均资本或者“索罗剩余”中的技术、制度与文化；而黄淮四市落后于河南其他地级市的现象，其主要的决定因素则有可能是企业家形成机制的差别。按照上述思路，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工业化初期，具有农业生产优势的地区是否会受制于传统的优势资源禀赋条件，从而抑制企业家的形成，抑制创业活动的开展，最终抑制工业化的起步（第三章）？第二，工业化初期，企业家的形成与初始的农业生产条件是什么关系，它是否可以与行为人的最优选择的一般均衡模型相洽，如果是这样，什么样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会导致这种现象的发生（第四章）？第三，除了自发的企业家形成机制之外，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发展还依赖什么样的条件（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