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来源及其意义

20世纪中国中古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就文献整理及作家、作品研究而言，举凡作品集的校注整理、作家生平系年考证以及文学史脉络的梳理都取得了显赫的成果。就研究方法而言，从刘师培的文学史料考辨到鲁迅的社会文化史与文学结合研究，从王瑶的文化思潮与文学研究到罗宗强的文人心态以及文学思想研究，中古文学研究经历了“史料还原”到“思辨索源”的过程，研究方法也逐步走向多元与深化。近年来，中古文学研究视角不断出新，文学思潮研究、各类文体研究、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家族文学研究等，多学科交叉研究不仅拓宽了中古文学研究领域，同时也提升了研究境界。其中，文学的地域性研究更是成为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中古文学研究也是如此。文学的地域研究有以下几个侧重点。

首先，重视文学空间研究。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

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之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

时空交错的研究，不仅可以在历时性上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而且可以从文学的发生地点、文人的籍贯分布、作品的地域特征等空间层面重新梳理文学史问题。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篇》中提出：

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

魏晋南北朝学术以及宗教思想的长足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的地域分布及传承有关，学术与宗教的分布及传承存在家族、地域差异，因此研究中古文学不得不考察文化的家族与地域差异，并由此深入探讨地域文化差异给文学造成的影响。如江东士族入仕晋朝之后，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浓厚的家族观念与思乡情结，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江东儒学传统与家族文化传承有关。因此，研究以陆机为首的西晋江东文士，就应对江东地域文化加以深入考察。

其次，突出士人群体研究。虽然近年来关于中古文人集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其中可拓展空间依旧很大。如以往的陶渊明研究，通常将其置于东晋诗风以外作为田园诗创作的特例加以分析，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已经尝试从江州文人集团的角度分析江州文学氛围对陶渊明的影响。因此，从地域文人群体视角审视中古文学，注重特定地域文化氛围对文人群体的影响，可以避免个案分析的平面与孤立，从而使研究趋于立体、全面与深化。

最后，关注南北文学交流研究。对文学风貌的探讨，以时间先后的传承关系加以分析，虽然可以从历时性上追溯文学渊源，却忽视了同一时代、不同地域作家之间存在的文风差异及其相互交流与融合。一方面，由于空间的隔离，不同地域的文学风貌存在一定差异；另一方面，中古时期士人的流动性很大，文人的迁移聚集不仅促成了区域文学中心的形成，也带来了文化以及文学的交流与传播。如东晋南迁士族集聚会稽，中原玄学思潮与江南山水佳境结合，从而导致东晋山水玄言文学的勃兴。如果仅从时间上分析何晏、王弼等汉魏之际玄言诗作品对东晋玄言诗的影响，而不从中原玄风南迁、会稽山水风貌及侨寓士族心态等层面追溯东晋玄言诗的文化生成，就很难看清东晋玄言诗发展的真实原因。在文化的冲突、传播与交融中把握南北文化及文学的差异、互动与融合，也成为近年来中古文学研究的新视角。

综上可见，以地域文化为视角，动态、立体地研究中古文学，不仅可以拓展中古文学研究领域，而且可以解决以往研究中一些容易被人忽略的问题。近年来，文学的地域研究逐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唐宋以及明清文学的地域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为此，有学者提出文学地理学构想。梅新林在《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一书中提出：

文学地理学以文学空间研究为中心，其目的首先在于重新发现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文学空间，其次在于从文学空间的视境重新阐释和领悟文学的内在意义，最后则在于超越当前文学史研究的局限而重新构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范式。

文学地理学研究通常借鉴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侧重于从空间视角审视文学现象，研究文学的地域分布差异及成因，探讨不同区域文学的地域特征及其差异。其内容涉及文学家的籍贯分布与地区差异、文学风貌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文学中心的形成与文学传播、区域文化对文人群体的影响等。就目前而言，中古文学的地域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其中大多数成果集中于南北文学的互动上，但仍有诸多问题可以继续拓展。在借鉴已有成果及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中古文学的地域研究当结合本时段的文学特质而展开。中古文学的发展演变是在特定的地域空间中发生的，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经济状况、政治特点、风土习俗、学术传统、家族文化等多重因素对文学发展有较大影响，由此文学面貌显示出一定的地域性特征。因此，中古文学的地域研究要充分考虑地域家族文化、宗教氛围、政治特点、南北文人流动等诸多复杂的问题。

本书以“地域文化与汉末魏晋文学演进研究”为题，旨在解决以下问题：其一，揭示汉末魏晋文学的地域分布规律及其成因。由于中古时期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域的文学发展也具有不平衡性，存在繁荣或冷寂之别。通过对文人籍贯分布的考察，可以揭示本土文化的发展状况，追溯区域文化特点并以此分析本土文学兴衰的原因。如三国时期地处中原的曹魏文学较为发达，这与中原文化积淀、曹魏政治策略以及邺下文人集聚等诸多因素有关；而蜀汉及孙吴文学相对滞后，这是由于吴、蜀两国偏安一隅、文化保守。其二，追溯区域文学主题、文学风貌差异的文化渊源。区域文学风貌与该地域文化传统、政治特点、经济状况、自然环境等诸多因素有所关联，如汉末党锢事件与汝颍文风新变、三国吴蜀文化传统与文学发展、东晋建康政局与中兴文学、晋宋之际江州隐逸文化与文学等问题，皆需要结合地域文化特点进行深入探讨。通过对文人群体集聚地域文化风尚的多元考察，可以从空间层面揭示区域文学风貌的文化基因，以此更深刻地揭示文学史诸多问题。其三，分析文人流动与文化交流对汉末魏晋文学造成的影响。不同地域的文学存在联系，文人迁徙促成了区域文学中心的形成，进而加剧了文学的交流与整合。如西晋洛中文坛的繁盛，与南北文人之间文化的冲突与交流有很大关系。本书关注文人的地域迁移与文化交流，试图从动态中把握文人流动对文学风貌、文学传播等诸多方面的影响。

鉴于中古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以及地域文学研究的可开拓性，本书运用文化地理学方法，文史地结合研究，以地域文化为视角，重新审视汉末魏晋时期文学现象、分析其演变历程。

二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1．研究思路

第一，时间断限。本书选取“汉末魏晋”这一时段进行研究，主要从文化演进与文学发展两个角度加以考虑。将研究时段的上限追溯至汉末，主要因为魏晋文学及魏晋风度的发生，与汉末汝颍地区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与文学的兴起有很大关联。在文化上，汝颍名士受到老庄思想影响，他们不拘礼法、通脱不羁，与两汉经学影响下的关中士族有很大差异。在文学创作上，汉末文学创作成果显著，《后汉书》设立《文苑传》专门论述东汉文学发展状况。汉末文学成就尤以中原文学为代表，五言诗及抒情小赋也主要从中原地区开始流行，这与西汉关中地区辞赋与应用散文创作的盛行也有不同。因此，将汉末中原文化与文学作为研究上限，可以更好地厘清魏晋文学勃兴的地域文化渊源。一般而言，三国、西晋的文化中心都在洛阳地区，而东晋时期晋室南迁，文化风尚有所新变，有研究者就将三国、西晋、东晋南朝各自作为一个时段加以分期研究。本书之所以将研究下限延续至东晋时期，主要因为汉末至东晋时期的文化发展一脉相承，中原文化作为魏晋时期的主流文化，其对文学创作及文风演变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并未改变。东晋中原士族寓居江左，正是中原文化及文学创作的延续。直到东晋后期江州寒门隐士群体的崛起，作为“江左篇制”典型的玄言诗风才逐步被打破。南朝时期，建康、荆雍等地作为文学创作中心，江左本土文化品性日益得到彰显，柔靡典丽的南朝民歌、宫体诗作成为江左文学的代表，这与魏晋文风已有所区别。正因于此，本书从汉末汝颍地区论起，至东晋江州地域结尾，这一时段正是魏晋文化与文学的典型时期。

第二，研究内容。本书在对汉末魏晋时期的重要文学创作中心——汉末汝颍、荆州，三国邺下、蜀汉、孙吴，西晋洛阳，东晋建康、会稽、江州等地的地域文化传统、士人群体的文化特征加以研究的基础上，分别论述汉末魏晋时期玄学、经学、佛教的地域分布差异对士人心态以及文学风貌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全书共分六大专题研究：一是“汉魏六朝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述评”。通过回顾学术史，指出已有研究成果与不足，进而揭示本文研究价值所在。二是“汉末文化中心迁移与文风演变”。分析汉末中原文化及文学的新变，并考察中原文化勃兴对魏晋文学的影响。三是“三国吴蜀文化传统与文学发展”。在分析三国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指出吴、蜀两国文化特点、文学观念以及文学创作特色。四是“西晋南北文化交流与洛中文坛兴盛”。以南人入洛为切入点，分析南北文化及文学交流对洛中文坛造成的影响。五是“东晋文学地域分布与文学嬗变”。分析东晋建康、会稽、荆州三大地域士人群体文化风尚，并对东晋文学地域分布与文风演变的关系加以揭示。六是“从地域文化视角看魏晋文学演进”。论述地域文化差异对汉末魏晋文学的影响，文化中心与文学中心的关系，南北文化交流与文学融合等问题，得出“魏晋文学是以中原文化为主导，并不断融汇各地文化，最终形成了融汇南北文化的魏晋文风”这一结论。通过以上六大专题研究，考察汉末魏晋时期的文人流动方向，分析各个时段士人迁移与文学中心的形成情况，同时在动态中把握南北文人以及侨、土文士之间的文化冲突与整合对文学的影响。汉末魏晋时期南北文化与文学交流情况，文化中心东移对魏晋文学格局的影响，不同地域文化传统与文学的关系，中原文化与魏晋文风演进的关系等诸多问题的研究都是本书的预期创新之处。

2．研究方法

第一，文史地结合研究。运用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对汉末魏晋本土文学分布及其规律进行统计分析，揭示出本土文学兴衰与区域文化发展的潜在联系；结合相关史料对各时期文学中心的形成、演变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加以论述。充分利用《通典·州郡》《水经注》《太平寰宇记》《嘉泰会稽志》《景定建康志》《汉唐方志辑佚》等人文地理史料，对文学作品的历史背景、人文环境、文化氛围进行综合考察。

第二，考论结合研究。生平系年考证是文学研究的前提，通过梳理史料并充分吸收前辈学者研究成果如《二十五史补编》《中古文学系年》等材料的基础上，对作家的生平、籍贯及活动中心、作品创作地点等问题进行考辨，在此基础上论述地域文化对作家作品以及文风演变的影响。如本书对王粲《登楼赋》创作地点及时间，郭璞《游仙诗》创作年代，东晋江州隐士群体身世背景、仕宦经历等问题进行考辨，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论述。

第三，比较分析研究。本书对不同地域作品多寡、作品风貌、文人群体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揭示其中的异同；对同一地域士人群体之间的出身阶层、仕宦经历、文化心态加以比较研究，以求在共性中把握个性差异。如江州隐士群体与会稽士族群体的身份地位与人生理想有很大不同，江州隐士群体内部之间的隐逸心态及仕宦经历也存在一定共性及差异，通过比较分析可以使研究更加细微、立体。

第四，定量统计研究。通过对所搜集的作家籍贯、迁徙地域、作品数量等数据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和统计，以表格的形式直观呈现本土文学的发展状况。文末所附“汉末魏晋文士地域分布及其著述表”，对于汉末魏晋时期重要的地域文士及其著述加以统计，以求更为直观、清晰地展现地域文学的总体成就。

本书在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同时也具备一定的研究难度。中古文学地域性研究涉及范围较广，要在宏观把握不同地域的政治特征、风土习惯、学术传统、家族文化等方面的基础上论述地域文化对文学风貌、文学主题以及文人群体等诸多影响，具有一定难度。与此同时，文学地域性研究不仅要在宏观上把握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还要对特定地域的文学风尚作出较为全面细微的探研，要做到文史地研究充分融合，宏观与微观并重，也具有一定难度。

三 汉魏六朝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述评

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极为密切，中国文学风貌的丰富性与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有很大关系。先秦时期，南方缥缈艳丽的《楚辞》与中原温润典雅的《诗经》就存在较大差异。秦汉文学的地域性特征依旧明显，藩国文学与宫廷文学存在差异，不同地域的文学格局、文学风貌也有所不同。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时局进一步强化了文学的地域性特征，文化的冲突与整合、文人的迁移与交流、文学中心的分布与传衍造成了文人心态、文学风貌、文体形式、文学题材等诸多方面的地域差异性。近代以降，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魏六朝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逐步由冷寂变为繁茂、由浅显变为深刻、由单一变为多元。因此，对汉魏六朝文学地域性研究状况加以梳理，了解其成就与不足，将对中古文学研究视角的拓展以及地域文学研究的深入有所裨益。

文学的地域性批评在先秦两汉人地关系自觉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尚书·禹贡》《管子·水地》《礼记·王制》《淮南子·地形训》等文献记载表明，时人已经逐渐意识到各地水土对民风的影响。《史记·货殖列传》虽侧重经济地理，但对各地风俗也有所论及，如“赵地风俗”条充分表现出燕赵多悲歌的文化传统。《汉书·地理志》着重论述各地风俗文化，成为研究汉代文化地理的重要文献，如“巴蜀风俗”条对蜀地自然风貌、人文风情、历史人物等皆有所描绘。又如《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一篇中的“歌诗类”记载了吴楚、齐郑、淮南、河南等全国各地的民间乐歌，可见不同地域间音乐曲调、曲风也存在差异。汉末以后，社会的动乱加剧了人口的迁移，区域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士人的地域意识进一步强化。汉魏时期的人物品评也往往以地域为参照，如孔融的《汝颍优劣论》和何晏的《冀州论》在评判士人特点及其高下时注重不同地域间的相互比较。三国时期，人物评论的地域视角逐步向文学批评渗透。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徐干时有齐气”就以地域风俗来评判作家。南北朝时期，文学的地域性批评逐渐增多。《文心雕龙·物色篇》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表明刘勰已初步意识到地域文化对文学风貌的影响。《颜氏家训·风操篇》认识到南北风俗习尚的地域差异，《颜氏家训·音辞篇》则指出：“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肤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颜之推揭示出地理环境造成的南北语言、文辞的差异。《隋书·文学传序》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魏征对南北文学风貌的地域差异作出了较为恰当的论断。综观汉魏六朝时期的地域文学批评，大抵秉承先秦两汉人地关系的相关论述，多以山川、水土等自然风貌推论各地风俗、音辞、文风，论述零散、方法简陋，尚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地域文学研究。

从20世纪初开始，上述状况逐渐改变。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陈寅恪等一批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论文，如梁启超的《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中国地理大势论》《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等文，或是总论地理环境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或是探讨南北文派的地域差异，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述标志着地域文学研究开始由传统走向现代。其中，专门论及汉魏六朝地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的当属刘师培和陈寅恪先生。1905年，刘师培发表了《南北文学不同论》一文，他认为造成南北文学的差异原因有二：一为声音，“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二为水土，“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刘师培南北文学差异的研究有如下几点特色：一是注重地域风格的典型性与传承性。如论屈原、陆贾为南人，文主抒情、词意驰骋，至司马相如则源于楚骚传统。二是注意南北文学的融通性。刘师培关注南北文学的不同，同时也指出南北文学之间相互交融与渗透。如文中指出“魏晋之际，文体变迁，而北方之士侈效南方”。三是分派表述以阐明文学差异性。刘师培认识到同一区域文学之间亦有差异性，如“鲍照诗文，义尚光大，工于骋势；然语乏清刚，哀而不壮。大抵由左思而上效苏、张。此亦南文之一派也”。刘师培在中国古代人地关系探讨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创新，标志着地域文学研究的逐步深入。陈寅恪先生充分认识到家族、地域视角在汉魏六朝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他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已有所论述。其《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等文从地域文化着眼，考论汉魏六朝士族的迁移、南北学术的差异、文化的区域特质等问题，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与出言不凡的结论为汉魏六朝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深入展开奠定了基础。

除此之外，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也关注地域文学风尚。该书作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中的中古部分对于汉魏六朝文风的源流嬗变颇多精微之论，文中不乏从地域文化角度考虑问题而得出的精彩论断。如其论三国文风：“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江左擅绮丽纤靡之文，自古然矣，顾有不可论于三国者。……是南人之文质直，转不如北人之藻逸工言情矣。岂非古今之变例也哉！”“而吴与蜀偏霸一方，犹仍故步，得风气稍迟；故不如魏氏地处中原者之有开必先云。”此皆考虑到三国各地学术文化的地域差异对文风的影响。又如“若其导扬蜀学，擅美州部，则秦密专对有余，文藻壮美，慕相如之风；而谯周词理渊通，为世硕通儒，有扬雄之规，皆雍容风议，君子有所取焉”。则充分考虑到三国蜀地文士对两汉蜀学的传承。综观此书，洋洋宏论中每有精辟之言，然而犹如灵光一现，令人颇有意犹未尽之感。近代以来的汉魏六朝地域文学研究虽不凡精彩之论，但大多显得分散零乱，专题性、系统性的研究还有待下一时期。

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学者谷川道雄等人主编《日中国际共同研究——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到的作用》论文集，中日学者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地域文化研究的论文。以地域视角重新审视六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文学，正是对20世纪陈寅恪、汤用彤、钱穆等前辈学者研究思路的回归，同时也预示着六朝文史研究与地域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新一轮高潮的到来。近30年来，汉魏六朝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类。

1．文学家籍贯分布与迁徙研究

文学家籍贯分布研究是地域文学研究的基础，它通常是指运用定量统计的方法对文学家的籍贯、文学作品的多寡进行量化分析，以期把握特定时期内文学家地域分布格局、分布成因、分布重心及规律，进而揭示文学发展程度的地域差异。对汉魏六朝士人籍贯分布进行系统研究较早的要数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该书以《汉书·艺文志》“风俗篇”、《隋书·经籍志》“九州风俗概述”为基础，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对各类资料按地域空间加以排列，再辅以图表统计及区域比较等方法，对汉晋时期的学术文化、宗教文化、婚姻形态、士民风气、音乐艺术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考察。书中揭示了西汉至西晋时期文化发达区域与各类人才分布、文化的区域构成与地域特色、文化的空间传播与发展重心及其在各阶段呈现的复杂变迁。静态分布与动态传播相结合，空间转变与时间定位相联系，文化考察与士风剖析相观照，使得该书成为汉魏六朝文化地理研究中的翘楚，同时也为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汉晋文化地理》一书主要针对汉晋学术文化地域分布进行统计，而对文学家的籍贯分布及其规律并未论及，胡阿祥的《魏晋本土文学地理》一书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该书在对魏晋作家籍贯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制作相应的籍贯分布图表，并对魏晋本土文学地理加以区分，进而分析各时期、各地区本土文学发展程度的差异及其成因。此外，曹道衡的《从〈文选〉看中古作家的地域分布》一文以《文选》选录作品为依据，考察中古不同时段各地文学盛衰变化及其成因，文章揭示出中古作家的地域分布及其消长，这和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一书对汉晋学术文化重心的统计基本一致。

对文学家籍贯分布的研究仅能静态地说明某时段区域文学的兴衰，而汉魏六朝是社会动荡、文化交流频繁的时期，人口的迁移、士人的流动必然会造成不同地区学术文化及文学的交融与渗透，因此，通过对士人迁移流向的考察及分析，可以从更深层次理解不同区域文化冲突、碰撞与融通的进程中社会习俗、士人心态、文学风貌等诸多方面产生的细微变化。王永平的《中古文人迁移与文化交流》一书为此类研究的代表著作。该书以汉唐时期士人为中心，分别考察了两汉至隋唐之际士人群体的流动与文化交流的史实，力图大体勾勒出南北文化互动的线索。其中，《孙吴时期侨寓士人的学术文化贡献》《陆机陆云兄弟之死与南北地域冲突》《北魏之南朝流亡士人与南北文化交流》等章节或是细微考辨侨寓士人的学术差异，或是整体把握南北冲突带来的士人悲剧，或是动态考察南人北奔与南风北渐。该书在突出地域意识的同时，凸显了各种异质文化之间或隐或显的冲突与融合，此类研究将汉魏六朝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从平面、粗浅引向了立体、精微。

此外，梅新林的《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一书重点围绕影响中国文学地理最为关键的五大要素加以论述，即从文学家籍贯分布为始点，依次向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三个层面展开，最后归结为对“区系轮动”模型及演化的探讨。其中“西北向东南的第三次区系轮动”一节系统论述了汉魏六朝文学中心由西北转向东南的趋势，并对各时期的文学中心及其变迁加以考察。通过文学与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揭示了中国文学地理的表现形态与演变规律，力图建构起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显示出作者对中国文学地理学理论的自觉追求。

2．区域文学及其差异研究

唐长孺先生对六朝地域文化研究用力甚勤、成果颇丰，相关研究论文大多集中在《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一书中。《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及荆州学派》《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论南朝文学的北传》等文可谓其中的代表之作。《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一文在对汤用彤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了汉末荆州地区的文化活动，文章指出汉末文士聚集在荆州，使荆州代替洛阳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后来荆州学者随曹操北迁邺下、洛阳，法家、道家思想兴起，由此形成与汉代截然不同的新学风。《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一文从《抱朴子外篇》入手考察南北文化及学风的差异，作者认为《世说新语·文学篇》褚褒所谓“北人学问渊综广博”乃指大河以北流行的汉儒经说传注，孙盛所谓“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指大河以南流行的玄学；三国时期所谓学风的南北之分乃是黄河之南北，而非长江之南北。三国时期的新学风起于河南，大河以北、长江以南一般仍守汉人传统，晋室东迁之后，京洛风气移到以建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不少江南名士接受了新学风，开始重视“三玄”。《论南朝文学的北传》一文指出南朝文学对北朝及隋唐文学的影响，文章认为齐梁时期南朝著名文人的文集普遍传播至北方，北朝末期以徐、庾为代表的江左文风已基本占领北土文坛，所以，作者提出了“北土文学的重振实际上是南朝文学的北传”这样颇有识见的论断。唐长孺充分意识到南北学术的区域差异，考虑到士人迁移对于学术文化及文学传播的影响，诸如此类的研究方法和结论为汉魏六朝区域文学研究提供了参照和借鉴。

在汉魏六朝区域文化研究日趋繁盛的同时，区域文学研究也日益丰富与成熟，曹道衡和刘跃进两位先生的相关研究为其中的杰出代表。曹道衡的《中古文史丛稿》一书收录了作者有关汉魏六朝学术、文艺与地域、家族关系的相关论文。《秦汉统一与各地学术文化的发展》《试论北朝河朔地区的学术和文艺》《关中地区与汉代文学》《西魏北周时代的关陇学术与文化》等六篇文章集中论述北朝河朔与关陇地区的学术文化、文学渊源及发展流变。其中，《秦汉统一与各地学术文化的发展》一文对秦汉统一后齐鲁、关中、吴越、巴蜀、荆楚、河北等地学术和文艺的发展进行考察，文章分析了从西汉到东汉时期学术文化产生的巨大变化，得出东汉学术和文学开始分工并且学者地域分布较为广泛、南北学术文化家族存在差异，以及河朔文学家族对隋唐文艺产生重大影响等颇为深刻的结论。《试论北朝河朔地区的学术和文艺》一文对北朝魏、齐、周时期河朔文化独高于北方的现象及其原因进行梳理，并对流寓河朔的南方士人的文学创作及南北文化交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此外，《略论南朝学术文艺的地域差别》《论东晋南朝政权与士族的关系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两文分别考察了北方士人迁移与长江流域文学发展的关系、东晋南朝士族的升降对文学的影响等问题。上述文章皆能从广阔的文化视野中洞悉汉魏六朝文学兴衰、交融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脉络，个案分析与综合研究结合，文学研究和文化溯源并蓄，论证清晰、结论信实，可谓汉魏六朝地域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关于南北文学的地域差异，曹道衡著有《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一书。书中分析了南北两地的社会状况、地理环境、生活习惯及心理素质等差异，揭示了南北文学相同、相异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中对荆襄地域文化与“宫体诗”的兴起、北朝士人坞堡生活方式对文学创作的制约等问题的探讨颇具开创性。通过曹道衡先生的研究可以发现，南北朝文学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北朝学术及文学的相对不发达并非意味其缺乏研究价值，从地域文化的离合演变中分析南北文学的兴衰、差异及其生成基因，将有助于拓展南北朝文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此外，对秦汉文学加以分区考察的论著有刘跃进的《秦汉文学论丛》一书。该书上篇探讨秦汉文学的渊源及其嬗变，下篇则用十篇论文集中而系统地论述了秦汉各地区学术及文学的发展。其中《秦汉区域文化的划分及其意义》以定量统计的方法对《汉书·艺文志》《后汉书·儒林传》《隋书·经籍志》等史籍中的学者、文士加以统计，最终得出西汉文化中心在齐鲁地区，而东汉则在黄淮和江淮流域的结论。《多元文化的融汇与三辅文人群体的形成》《河西四郡的建置与西北文学的繁荣》《江南的开发及其文学的发轫》等文则从区域开发与文化交融等角度分析秦汉各地文学繁荣的原因，并对各地学者、文士的生平著述加以考辨。此外，《释“齐气”》《“鲁学”解》两文旨在考察齐鲁地区的学术特点及文化渊源，《梁孝王集团的文学想象》则分析了汉代藩国文学的区域风貌。上述十篇论文在曹道衡先生的《秦汉统一与各地学术文化的发展》一文的研究基础上推陈出新，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结合，标志着秦汉文学地域性研究的系统化、深入化。

3．特定地域作家及文人群体研究

“区域文学及其差异研究”是在文化地理学的基础上对文学进行区域划分，旨在宏观把握不同区域间文学的兴衰与差异，而“特定地域作家及文人群体研究”则是对特定地域的作家及文人群体作微观而深入的考察，以期揭示该地域文化氛围对作家及文人群体的影响。近年来，此类研究中出现了两部相关著作，分别论述中原及吴越地域文化对作家及文人群体的影响。卫绍生的《魏晋文学与中原文化》和渠晓云的《六朝文学与越地文化》皆追溯区域文化的传统特质，将地域文化与特定区域文学研究相结合，虽然诸多问题还有深入研究的空间，但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为六朝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除此之外，尚有不少论文对东吴、汝颍、荆州、江州、会稽等文学中心的文化氛围与作家及文人群体之关系加以论述。如汪春泓的《从东吴学术文化特点看陆机文学理论和创作》一文依据唐长孺先生的《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的结论，指出董仲舒《公羊》学对陆机《文赋》的影响，立论稳妥、结论颇为新颖。汪春泓的《汝颍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一文认为建安文学的“任气使才”受汉末汝颍地区法家思想影响，论述也颇有独到之处。此外，吴怀东的《建安文学新变与发生的地域文化背景》一文指出河、淮之间的中原东部地区道家思想对建安文士的影响；金柯的《论汉末荆州文学》一文指出汉末流寓荆州的文士形成的“流寓情结”，这两篇文章也有一定新意。

东晋江州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也颇受学者重视，曹道衡的《略论晋宋之际的江州文人集团》一文认为地理距离造成了士人群体仕宦心态及生活方式的差异，并以此来解释不同地域文风的差别，其视角独特、结论精辟，显示出作者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李剑锋的《论江州文学氛围对陶渊明创作的影响》一文对江州地域与陶渊明交往的文士群体加以考辨，分别指出江州地域隐逸文学、庶族文学、僧侣文学对陶渊明的影响。此外，袁金祥的《略论东晋南朝会稽文人群》一文指出了会稽地区自然环境、经济基础、文化传统等对文人群体的影响。上述研究皆对作家及文人群体与地域文化之关联作立体考察，对于深入研究汉魏六朝作家及文人群体的文化生成有所裨益。

4．文学风貌、题材、文体的地域研究

近年来，对由南入北作家文学风貌变化的研究成为汉魏六朝地域文学研究的焦点，其中有关陆机和庾信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如刘艳春的《论陆机作品风格与吴地文化之关系》、李剑清的《陆机入洛后赋作与北方风物》、张喜贵的《地域文化与庾信创作之关系》等文，揭示出南北地域文化差异与文学风貌之关联。

此外，王允亮的《南北文学交流研究》一书分析了南北文学交流对文风演变的影响。书中对南北朝文学交流的主要渠道、主要人物、重要群体及南北文学的相互影响都有所阐发，该书史料梳理细致入微、问题分析不乏新见，为南北朝文学地域研究颇见功力之作。文学题材的地域研究以王德华的《东晋文学的主题变迁及地域分布》一文为代表，该文将文学主题的变迁与地域文化、政治更替相结合加以论述，显示出作者独特的学术眼光。在文体的地域研究上，有王志民的《汉赋与齐文化》、蔡丹君的《荆雍地域与宫体诗的兴起》等文，这些论文将地域文化特质及其分离整合与诗赋散文等文体变迁结合研究，或指出地域文化对文体发展的影响，或揭示文体中呈现出的地域内涵，彰显出融会贯通的研究旨趣。

从先秦时期人地关系的探讨到汉魏六朝时期地域文学批评的起步，从20世纪初的苦心摸索到近30年的突飞猛进，汉魏六朝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经历了由冷寂向繁盛、由浅显向深刻、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变。近30年来，汉魏六朝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成果颇为可观。在数量上，从民国时期的十余篇论文到近30年来十余本专著、数十篇论文的出现，地域文学研究显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在研究方法上，从对单一的作者籍贯分布的研究转变为对地域文学风貌、文化生成的综合研究。个案分析与整体考察结合、文化视野与空间流变并蓄，使汉魏六朝文学研究打破了时间的局限性，诸多隐而不显的问题得以揭示。在研究深度上，一系列专题研究的展开加强了研究的系统性，如秦汉文学的地理分布、南北朝文学的地域互动等；不同地域文学差异的比较、地域文人群体生存状态的整体考察、士人迁移与文化的冲突整合等专题研究拓宽了地域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对汉魏六朝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不足，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研究视角尚不够开阔。从汉魏六朝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大多数研究仍以文学家分布的区域差异研究为主，即使分区的专题研究也多是罗列材料，深入分析者不多。二是研究领域有待发掘。其中，地域文学研究的一些问题虽已涉及，但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如区域文化与文学题材的研究，幽并文化与游侠诗的盛行、江东文化与山水诗的勃兴等问题尚有待探讨。此外，士人迁移与文学意象的变化、文学集团内部的地域差异研究，家族、地域文化结合研究等还有待进一步挖掘。三是地域史料整理尚不充分。研究地域文化与文学，文学地理史料的整理至为关键。汉魏六朝时期，记载风土异物、山水地记、乡贤人物等地方志文献不断出现。这些地方志可以充当地域文化背景史料，同时，本身也具有一定文学及文化价值，对于地域文学的深入开展帮助很大。可惜的是，虽然出现了刘纬毅的《汉唐方志辑佚》这样的整理著作，但汉唐间地域文学史料的整理仍缺乏系统性，所以不少地方存在讹误，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汉魏六朝地域文学研究的开展。因此，对于汉唐间地域文学史料，尤其是文化地理史料进行分门别类的系统梳理，将是地域文学研究进一步拓深的必要前提。

总之，随着汉魏六朝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深入，在已有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地域视角里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有鉴于此，本书以地域文化为视角，对汉末至东晋的文学史进行重新审视，以期较为系统深入地揭示汉末魏晋时期本土文学地理分布、文人流动与文学中心的形成、区域文化与文风演进的关系等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