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破邪集》之后的启示

只有将视野置于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的发展背景之下，即聚焦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转变时，《破邪集》的思想史意义才能得到中肯的估定。当利玛窦在傲慢而排外的晚明儒教中国引进天主教时，他潜在的努力是慢慢消解儒教真理的普遍有效性，从而使天主教置于与儒教平等甚至更高的地位。在徐光启身上，表现了晚明士子对官方儒家的一种疏离。他们对八股文深恶痛绝却仍热衷科举考试，他们只愿意从考试中获取官位功名，而在心理上与正统儒学保持一种抗拒。作为一个儒家士大夫，徐光启在皈依天主教后仍声称自己是儒家，与利玛窦作为一名天主教耶稣会士声称对儒家的倾慕，二者的意义是决然不同的。作为官方考试的儒学，与作为一种人生修养的儒学，显然也不是同一码事。当《破邪集》诸人热切地表现出捍卫儒学道脉的姿态时，不太容易分清的是，他们维护的是什么样的儒学，以及为了什么而维护。

《破邪集》诸人以匡正时俗救治人心为己任，而以接续“道统”为使命，然而细究起来，他们所竭力护持的，充其量不过是“学统”而已。“学统”虽各以传“道”自居，然对“道”的理解不一，终究只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非蜂起不止而至斯文扫地。就这批辩士而言，尽管他们以卫道之士自命，然观其文，察其人，其于道学，恐多只是浮泛之徒，虽以接续道脉、拯救“愚夫愚妇”为己任，然终究不过是自欺而已。历法方面，他们只知固守祖制，而不愿承认其老旧失效；器物方面，认为机巧小技本不屑为，夷技“纵巧无益于身心”；地理方面，以“史书未载” “古所未闻”便否认“大西”之实有。对于天主教礼俗，不愿亲闻亲见，便添油加醋以讹传讹。对于西学，或不屑一顾，或未及深究便愤起驳斥，均有失平正之心。认为“三教”同源，遂将天主教排在“源”外；鼓吹圣贤之“道统”，而坚持华夷之大防。其辩论多为虚谈，对于实用之学并不注意，不然，中国近三百年来之格局或有大的不同。

尽管在《破邪集》中弥漫着一股对天主教的火气，但造成这种态度的原因未尝不是出于儒教传统的忧患意识。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使得儒教知识分子在传统中主动担负起了近似于先知的社会批判角色。出于“道义”，而不是一己之私，才是儒教知识分子在忧患中挺身而出的原因，也是他们既不陷于物欲也不惧于权贵而大声疾呼的原因。在黄贞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捍卫道学的真诚、坚毅及正义感。然而，《破邪集》诸作者这种卫道心态却缺乏智慧和胸襟，实际上“普遍呈现出色厉而内荏，缺乏自信的无奈和忧伤的情绪”。《破邪集》成书后不久，汉人江山易鼎。这些晚明士子们急切地想维护道统，而道统却最终没有维护他们。在痛定思痛中，这些儒家士子将反思他们“终日袖手谈心性”付出的巨大代价。越来越偏爱玄思本体问题的儒家也说明它自身正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它与“八股”一道在弱化着儒家思想的现实生命力，而在明亡之后的清代，它将遭到“汉学”家的反思与清算。

尽管徐光启试图在晚明正统之外探索出一条新道路，但透过徐光启“补儒易佛”的主张，我们可以隐约看到近代“体用论”的影子：儒学为体，“天学”为用。只有在器物层面上，“天学”作为一种“实学”才成为儒学的一种补充，而在精神层面上，儒者并不需要向耶稣会士们学习借鉴些什么。这便可以解释，徐光启在成为天主教徒后，对神学问题其实并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与近代儒学命运不同的是，晚明的儒学作为“体”没有遭到颠覆性的怀疑，试图得到补充的只是儒学之“用”，传教士带来的科技器物都只是在儒学的大系统中加以整合：“体”是不变的，而“用”则可以博采众长。有趣的是，传教士为了传播福音而利用了科学，亲西学的多数中国人却选择了科学而拒绝了福音。

无论是在文化还是器物上，《破邪集》都体现出一种儒教常见的傲慢：文化上，儒教精神具有千古不易的有效性，而追求器物上的胜利在本质上也远不如心性上的修炼来得重要。晚明的中国人还没有深切体会到来自西方的威胁，只有到了近代，“心性”才终因“器物”的节节胜利而倍感痛苦。《破邪集》不时流露出对华夏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源于儒教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家—国”观念：华夏即天下的中心，而儒教是华夏的中流砥柱。在这里，“华夏”既作为政治概念，同时也作为价值概念而被理解，儒教至上论与民族主义合二为一了：华夏是儒教的华夏，而儒教是使华夏之所以成为华夏的“所以然”。当儒教在遭遇外来文化而面临失去优越性的威胁时，如同在近代所重现的那样，儒教至上论者便蜕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竖起的大旗不再是儒教真理，而是“华夷之辨”。《破邪集》中儒教知识分子对传教士传介的西方技器的态度仍然未脱民族主义的窠臼，使其在西洋技器所展示的优势面前，仍保持一种近乎盲目的自信：中国有的，则说中国的比西洋的更好；中国没有的，便说我们并不需要。

从玄谈心性到考据经典，再转向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学术思想逐渐地经历了多次转变。在“礼仪之争”事件后，天主教最终被驱除出了中国，这是儒教君主制的胜利。到了近代，充满忧愤的中国人将怒火倾向了满洲的统治者，倾向君主制，也倾向了儒教。它们一起代表着过去的旧中国，而这个旧中国在列强的重压下显得过于贫弱了，要打倒的不仅是清朝，还有君主制，还有“吃人”的儒教，三者在人们热切追赶西方的高歌猛进中被送进了火葬场。或许能让《破邪集》诸人感到庆幸的是，天主教终究没有在晚明后的中国成为“三教”并立之外的“第四教”，然而儒教却也在近代扰攘的历史中葬送了它自己。回头来看，最终胜利的既不是天主教，也不是儒教，而恰好是在晚明遭到轻视的西方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