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香港政治的主要参与者

人们说香港基本是精英政治文化。要理解香港的政治发展，就必须从政治能动者的角度入手 (Beatty, 2003)。各种精英群体组成了香港的主要政治力量。然而同时，精英群体本身并非铁板一块，其差异和分歧形成了香港政治参与格局的主要脉络。在不同的阵营中存在着类似的群体，这也就意味着精英集团内部存在竞争，这种竞争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互动关系深刻地影响着香港的政治格局。

政治上最活跃的精英群体当属亲商界精英和草根精英，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都分别组成政党代表各自的利益，并都在不同程度上渗透进政府系统。借助与殖民政府的长期合作关系，亲商界精英以更直接的方式参与政府，无论在1997年之前还是之后都担任各种政府要职。亲商界集团在1993年成立的代表性政党“自由党”，是亲建制派的保守派政党。自成立之初，自由党就成为香港最主要的政党之一。与之相比，草根精英则到20世纪90年代香港进行民主选举时才慢慢浮出水面，成为“民主党”领导的泛民阵营的核心力量。草根精英内部进一步分化。亲建制派团体在1992年成立了自己的草根政党“民主建港联盟”(民建联)。早期香港政治呈现出自由党、民主党与民建联三足鼎立的局面。政治参与者、政党和回归前后的当局/政府在一系列政治、社会变革中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关系网络。本章的这一部分重点介绍香港本地的几大精英集团，以及这些集团的政治立场与属性。

(一) 亲商界精英

香港的资产阶级——商业、制造业、航运业精英和本地巨富——总是与执政者结成联盟，无论是回归之前的港英殖民政府，还是回归之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亲商界精英主要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最直接参与政府的实业家；位居二线但与政府保持亲密关系的亲商界精英。

在香港殖民地建立之初，香港的政府和社会就分化为两层。顶层是作为英国政府的延伸的殖民政府和社会；下层是与中国内地密切相连的大众居民。在治理层面上，殖民地政府将中国人在政治和法律上与其他外籍群体隔离开来 (Sinn, 1989)。华人精英领导的各种组织将两层社会联系在一起。这些组织在早期依据中国文化传统自然形成，如同乡会和宗教团体，通过与政府的合作以及对居民的领导，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二者之间的鸿沟。在这些不同形式的组织中，最为富有的中国精英组成了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并随后成为“华人行政局”的主要组成部分 (Lethbridge, 1971: 116)。殖民政府逐渐放松对华人参政的限制，华人精英领导的组织逐渐从治安协防等功能成长为中国事务与管理的咨询委员会。其成员一方面对香港地区中国人的经济社会生活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享有殖民政府的支持，代表了香港最高精英团体——他们自殖民早期至今都在香港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是香港政治发展史中的重要角色之一。在他们的协助之下，政府在与民众保持一定隔离状态的同时得以有效地维持秩序，实施新的政策和改革。尽管这一最高精英集团在不同时期被冠以不同的名称，但始终保持着与政府和中国社区下层人民的紧密关系。

亲商界精英对大众的控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逐渐削弱。香港这一时期的经济和社会经历了迅速变化。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让香港社会发生了结构性改变。更为完善的教育和逐渐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等各种变化与发展开始拓展到政治领域。

(二) 草根精英

战后时期的剧烈社会变化开启了香港本地的政治自由化进程。20世纪40年代后期，第一批压力团体开始出现 (Tsang, 1995: 223)。香港政府的殖民性质首先催生了亲商界精英。但到了战后，在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下，草根精英集团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在这一时期找到讨论和参与本地社会问题的空间，并以此为基础开始了深入发展的进程。这一阶段的标志性现象是一批草根社会运动的涌现，要求香港乃至英国政府的一系列改革。虽然所获支持非常有限，并且受到严厉的监管，很多草根集团仍然在这一时期开始演化。尽管压力团体所关注的问题大多是在挑战殖民政府的最高权威，但当局也意识到这些团体是一种自然演化的结果，无法完全避免。同时，这些团体所提出的问题往往正是当局急需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些社会运动在许多方面对当局有所助益；当然，前提条件是政府始终能够决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这些集团发挥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对他们的诉求作出回应。事实上，政府最终都会转向亲商界精英寻求解决方案。压力团体的存在被视作当局回应人民诉求的象征，以体现政府的合法性。

从草根压力团体形成之始，两大精英集团便展开了竞争。亲商界精英受当局支持，有先天优势。草根精英必须建立自己的民众基础，以寻求正当性。然而在实际操作层面，具有讨论空间的议题非常有限，而且总体而言都不足以吸引多数人的关注。一直到转型期直接选举被引入政治进程中，草根精英才获得了真正的机遇。然而，在前转型时期，自由公民社会只能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操作；同时，香港公民社会的自由主义团体始终要与亲商界精英竞争，而后者早已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占据了稳固的地位。但是这一政治竞争决定了香港转型期的政治改革能走多远。随着殖民政府全面退出决策的制订过程，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中央政府的介入，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两大集团之间愈发剑拔弩张。

(三) 香港的主要政党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殖民统治时期，香港没有可以让公民选择政治代表的公共选举。然而，随着70年代的经济繁荣，公众开始对诸如住房、教育和公用事业等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要求 (Cheng, 1995)。为了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草根精英开始组织、联合。这些精英集团通过鼓励民众争取自己的权益在香港播下了民主的种子，并促进了香港几大主要政党的产生和发展 (Cheng, 2005: 254)。

殖民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的民主改革使得香港政党的数量在短时间内激增。诸如“汇点”“太平山学会”“民主民生协进会”等政治团体在致力于讨论主权问题的同时也争取香港本地的民主发展。这些团体成为推动香港民主进程的主要力量。一些团体成员也参与殖民政府举行的各种选举。在一系列有限的民主改革后，民主人士开始形成政治团体，并有组织地参与政治活动。

1991年举行的第一届立法会直接选举对香港的政党发展而言是一个转折点。1990年，李柱铭领导的泛民派人士成立了“香港民主同盟”，这被视作香港殖民地产生的第一个政党。该党正是作为参与立法会分区选举的载体而成立的。在这次选举之后，“香港民主同盟”成为了立法会中挑战政府当局和商界保守势力的重要政治力量。

为应对“香港民主同盟”的发展，保守力量于1993年建立了“自由党”，以团结自身力量，与泛民派进行竞争，并为1994~1995年的立法会、市级 (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 和区议会三级选举作准备。香港的亲建制派力量也创建了不同的政党。亲建制派商业团体于1990年创立了“自由民主联会”，在1991年的立法会直接选举中与民主同盟抗衡 (Miners, 1998)。1992年，另一个亲建制派精英团体，包括区议会成员、立法会成员和中国政府机构代表，成立了“民主建港联盟”(Lo, 1996)。该联盟成为了香港亲建制派与泛民势力抗衡的首要力量。1994年另一个亲建制派组织“香港协进联盟”成立。同时，传统的亲建制派工会“香港工会联合会”在香港政坛上活跃起来。政治体制的部分民主化以及第一个泛民党派的出现，使得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新政党在香港发展起来。

面对1997年的香港回归，各大政党和精英集团都采取了多种措施来保证他们的政治未来。泛民党派方面，“香港民主同盟”与“汇点”在1994年合并，成立了“民主党”，以统一泛民阵营。1996年，其他泛民派人士成立了“前线”，其针对民主化的政治立场更为激进。在亲建制派阵营，“自由民主联会”与“香港协进联盟”在1997年合并为亲建制派工商界及专业界人士联盟。亲建制的“工会联合会”也调整了政治角色，支持爱国力量，与泛民派抗衡。这些政党的组织、合并标志着香港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1997年香港回归后，这些政党仍然保持活跃。三大政党“民主建港联盟”、“自由党”、“民主党”所领导的三大阵营仍然是香港政治中最活跃、最有影响的力量。尽管他们在不同时期有所调整，但其基本的政治立场始终没有改变。三大政党都由精英主导。“自由党”代表商界精英，这群人希望与中央保持良好关系来营造一个健康的商业环境。“自由党”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亲北京的，尽管有时也会持批判态度。“自由党”并不强烈抵制民主。他们坚信自由经济市场，但反对政治市场的自由化，也害怕香港社会福利体系的扩张 (Li and Newman, 1997: 218)。“民主建港联盟”是草根亲建制派党派，得到左翼工会和本地组织的支持以及来自内地的资金支持 (Allen, 1997)。“民主党”最初在选举中得到了大众的强烈支持。它致力于解决诸如住房和医疗等基层社会问题，并积极参与示威游行。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后，该政党出现内部分歧，无法就社会导向达成一致，即究竟是代表所有社会阶级的利益，还是采取平民主义导向 (Cheng, 2005: 15)。这三大政党代表的三大阵营，在香港政治发展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自20世纪90年代三大政党成立后，香港本地精英就将其作为参与政治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