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修辞的界定及研究对象

语言是人类沟通思想的工具，也是人类文明的记录工具。从文明演进的历史可以看到，自语言诞生，便有了修辞的运用。在结绳记事的岁月，人类通过最朴素的符号修辞。东西方的修辞学从最早研究演讲和口语劝服，发展到书面语应用技巧，再到20世纪以多学科交叉的形态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在全球化时代，修辞演变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行为。

在古希腊语境内，“rhetoric”一词指的就是“论辩、演讲中所使用的方法”，更接近于口语修辞。《牛津文学术语词典》的释意为：“在公开演讲或写作时对论辩术的有意运用，目的是为了达到最大的说服效果。”《韦氏词典》则将其定义为“演讲或写作产生效果的艺术”。《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中对“修辞”的界定为：“这是一种特殊方式呈现思想的艺术，是掌握数种艺术性不同的表达方式或劝说方式的本领”。

中国的《辞海》将“修辞”定义为“依据题旨情境，运用各种语文材料、各种表现手法，恰当地表现写说者所要表达的内容的一种活动”。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提出“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词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可以看出，东西方人对于修辞的观念不尽相同，定义也不尽相似。有的偏重演讲和辩论的方法，有的侧重在文辞和写作方面的技巧。

修辞的研究对象随着人类认知的深入不断发生变化。在中西方传统修辞理念中，将修辞的研究对象限定在语辞与文辞的调整和修饰上。西方近现代语言学和哲学等领域的思想者拓展了修辞学的领域，现代修辞学在语言、文化、政治等各个层面上尽显其价值，使得修辞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跨越了人文科学进入自然科学的范畴。修辞覆盖了人类话语体系中所有目的性和策略性的传播手段。难怪哲学家说，人类是修辞的动物。那么，修辞究竟是什么、如何界定、怎样理解，这些都关系到在信息化时代人类如何与世界相处、与自身相处。

本节从演讲与论辩、文章与写作、认知与认同三个层次来论述修辞学的三个面向，力图将修辞学主要覆盖的范围做一个清晰的描述。

一 演讲与论辩：西方古典修辞学的根基

修辞在古希腊文化中是与语辞艺术相联系的，因为古希腊的修辞学诞生在言语交际之中，最初是为了法庭辩论、权益争取而产生。在其发展历程中，演说家、政治家通过演讲和论辩口才获得关注与支持。古希腊人高度重视公众的政治参与，修辞因此逐渐成为影响政治至关重要的技巧和能力。在此后，修辞也始终与政治保持了一定的关联。

克罗齐曾经说，修辞学永远不能成为有规律的科学，因为它是由不同质的知识混杂而成的。这些知识是感情和情欲的描述，政治和法律的原理之比较，是简洁三段论或二段论的、关于或然东西至验证的、教育的和大众化表现的、文字雄辩的、朗读的、模仿的和增进记忆的理论。这段文字虽然有失偏颇，不过从某个角度上讲也的确描述了修辞学在西方社会中更多是以一种实用型的学科出现，尤其是在论辩等口语表达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西方现代修辞学奠基人之一的理查兹曾指出：旧修辞学是辩论的产物，它是作为辩护和说服的基本原理而发展起来的。它是辩论的理论，本身就是被渴求辩论的冲动所左右。

不过，即使是最早致力于西方政治演讲的导师，也不认同修辞就等同于政治修辞的狭隘观点。著名的修辞辩论家高尔吉亚曾说，一个成功的修辞者，会在任何话题上游刃有余，令人信服。这种观点认为修辞是一种沟通交流的技能，可以将任何知识和理念春风化雨般地传递给受众，而非仅仅局限在政治领域。

柏拉图从一个负面的角度看待修辞。他认为，修辞的目的不是发现真理，而是欺骗。在与苏格拉底的信徒的一次对话中，他将修辞界定为说服无知民众的伎俩。在柏拉图的观点中，修辞的功能类似于烹饪，掩盖了不受欢迎的食物和不健康的食品，让食物看起来过得去。他认为，任何冗长的演讲都是通过修辞达到恭维奉承的目的。

亚里士多德从柏拉图那里继承并拯救了修辞。他把修辞分成了三种类型：审慎的、激辩的、辞藻的。他的观点成为现代修辞理论的基础。亚氏还拓展了修辞的定义，称其为在特定语境下寻找正确的手段进行劝服的一种能力。这也将修辞应用延伸到了更多领域，不仅是在政治语境中。

《修辞学》被视为亚里士多德最重要的修辞学著作，集中体现了他的修辞学理论和思想，并影响深远。该书分为三卷：开篇讲述修辞学的定义、演说的分类、题材及说服方式；第二卷从听众角度切入，分析了其性格与情感，从而导引出论证的方式；第三卷讨论文体风格与构思布局，涉及演讲的立意取材、辞格运用、语言风格、谋篇布局、语气手势和情态等。书中有前后观点相左之处，经后人考证可能是不同时期完成的，也有人认为该书并不是完全出自亚里士多德之手。无论如何，亚里士多德对过分注重将修辞等同于法庭论辩言语策略的思想进行了拨乱反正，也承袭了古希腊的修辞传统。他用完整的体系对修辞目的、修辞对象、修辞技巧等进行了细致描述。亚里士多德给予修辞学准科学的基础定位，并且将其说服力与其他门类的艺术如表演和科学联系起来。

《修辞学》清晰明确地给修辞一个定义：修辞是在任何事件上找到可以利用的说服方法的能力 (Rhetoric may be defined as the faculty of observing in any giving case the available means of persuasion)。围绕这个定义，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研究者们将取材 (invention)、布局谋篇 (disposition)、朗诵法 (elocution)、默记 (memorization)、表达技巧 (delivery) 归纳为“修辞五艺”。

更为重要的是，在《修辞学》中，他将逻辑学思想引入修辞学的理论当中，用正式的三段论推理方式与非正式的推理区别开来。这种著名的区隔，被后人证明是将修辞中的逻辑 (理性)、情感 (感性)，以及有信任度的演说家 (修辞人格) 三者的关系做了清晰的区分，深刻影响了西方修辞学的传统与发展。

亚里士多德将希腊古典思想中注重逻辑的理念应用于修辞学的界定和分类之中，他确定了修辞学的核心概念，同时设置了标准，从而将修辞学的研究对象进行分类，通过论证、推理、判断、分析等方法确定研究对象之间的关联性。从而使得古希腊的修辞学完成了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回归到个别的理论推衍路径，充分体现了其逻辑化和体系化的原则。

图1-1是2001年美国出版的《修辞学百科全书》中关于修辞学的机构，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所论及的几乎一致。也就是说，亚氏所规划的修辞学体系影响了西方修辞学界两千多年。

从图1-1中可以看出，该结构分为三大块：修辞的原理、修辞的构成、修辞的基础。在类型划分中，分为审议演说、法庭论辩、宣德演说。这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所划分的政治演说、诉讼演说、典礼演说一脉相承。这种分类分别对应了不同情况下，根据不同性质和主题所做的不同类型的演讲。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

当演说者的话令人相信的时候，他是凭他的性格来说服人，因为我们在任何事情上一般都更相信好人，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对于那些不精确的、可疑的演说，也完全相信。但是这种相信应当由言说本身引起，而不应当来源于听者对演说者的性格预先有的认识。有些修辞学作者在他们的课本中认为演说者的善良品质无补于他的说服力，这个说法不合乎事实；其实演说者的性格可以说是最有效的说服手段。

在修辞的构成中，其手法和亚里士多德时期遥相呼应。不过，原来的“战略”(disposition) 中隐含了“性情”“性格”的解释，意味着依照性格所采取的部署和计划，与现在“布局” (arrangement) 所表示的“谋篇布局”有差异；原来的“朗诵法”(elocution) 强调了演讲朗诵时的姿态、风度和口才等，与现代修辞学定义中的“风格” (style) 相比，有不小的差别；而“记忆”(memorization) 也更强调了“默记”的意思。从整体来看，现代修辞学定义，是将古典修辞学中针对演讲和论辩等口语修辞的行为弱化，强化了文字书写等方面的内容。

亚里士多德的演讲修辞理论注重语言使用中逻辑的说服力，同时建议修辞者将自身情感投入到话题之中，从而调动受众的情感参与。亚氏强调了修辞者本身人格魅力对于演讲活动的重要性。受人尊敬的人，其演讲影响力将借由听众对他的信任度而增强。难能可贵的是，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已经包含了对于受众的描述和相应的策略。这与现代修辞学不谋而合。他主张演讲者必须了解听众的年龄、心理、社会地位等背景资料，再根据主题进行设计，紧扣听众心理，力求将内容与他们的需求联系起来。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对于西方演讲与论辩乃至现代修辞思想都有深远的影响。

20世纪欧洲大陆修辞学仍然处于封冻状态时，美国的修辞学研究已经开始回暖，学科交融带来了视角创新，学者们对人类的话语行为进行研究，给予修辞学焕然一新的气象。这种变化也体现在学科设定上。1923年，康奈尔大学设立了演讲学博士学位，共设129门课程供研究生学习。这些课程涉及修辞学的实践 (如公众演讲)、理论 (如修辞学和方言学)、历史 (如昆提利安、西塞罗的比较研究)、教学 (如身势语的教学)、分析 (如个人演讲的修辞学研究) 等。所有这一切都为后来修辞批评以传统修辞理论为依据，对政治演讲进行批评打下了学术基础。此后，演讲系又发展成为言语交际系，与修辞学系、英语系等成为当代修辞学聚集研究力量、培养相关人才的重要路径之一。

时至今日，这些关于演讲和论辩的修辞策略仍然影响着西方社会，成为西方社会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2012年美国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上，米歇尔·奥巴马的演讲是修辞学在政治领域应用的案例，也是对应了修辞学中的“政治演说”的类型。当时奥巴马选情吃紧，要力挽狂澜，赢取选民的选票，必须立足修辞的主体，选择适当的主题，进行适切的演说。米歇尔·奥巴马在演讲中以一个妻子的身份，分享了与丈夫的故事，包括两人为了家庭和子女的奋斗、40多岁才还完学生贷款等生活细节，将自身的故事变成一个美国式的夫妻奋斗、追求梦想的故事。这样的修辞策略，没有虚浮的词语夸夸其谈，很容易赢得普通选民的了解和认同。

其实，古代中国有所谓的“一言兴邦”的历史记载。诸子百家中注重辩论术的大有人在。由于各阶层集团的利益诉求表达，形成了不同思想和话语的碰撞，也促成了百家争鸣长达数百年的热闹景象。所谓的“争鸣”，就是通过文辞或者语辞来传播自己的思想，驳斥他人观点。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就是知识水平的竞争，就是修辞艺术的展示。根据学者罗渊在《中国修辞学转型论纲》中的考证，主张“仁政”“民贵”的孟子与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子都是论辩高手。在当时的记载中，比喻、排比、讽喻、正言若反等修辞手段已经广泛运用在了文辞和语辞的使用之中。可惜这种传统并没有发展延续下来，修辞在古代中国更多地转向文辞研究。

可以说，中西方修辞文化源流中都认为政治家同时应该具备哲学家的思想与修辞学家的口才。演讲修辞不仅是阐述政治观念的言语活动，而且是在施政过程中将治国理念广泛传播的重要手段，是建构主流意识形态、彰显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在中国现代社会中，言辞的使用更加广泛，在任何需要言语交际的场所，修辞的使用让言辞得体得当。随着媒介的发展，政府工作人员、媒体从业人员等借助媒体平台发布言论，更需要掌握修辞的技巧，这在后续章节中将有专门论述。

二 文章与写作：一脉相承的修辞研究范畴

不管是在西方还是中国，除了语辞 (口语修辞) 之外，文辞 (书面语修辞) 的使用也一直是修辞研究关注的重点。

从中国修辞传统来看，修辞更偏重于文辞的选择、调整和美化。《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写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就是指文章如果没有文采，就不会取得想象中的传播效果。后世的理论家在不同时代的文论中，对于修辞做了各自理解的阐释。许慎《说文解字》中提到“修，饰也”“辞，说也”，将修辞界定在了对于言辞的推敲上。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写道：“毖祀钦明，祝史惟谈。立诚在肃，修辞必甘。”这里，“修辞必甘”，就是强调文辞应该悦耳动听。中国历代优秀的文学、历史作品都表现出了较强的修辞理念。

先秦诸子在文章著述方面，根据自身的哲学立场和具体诉求，自觉地对修辞加以运用。《论语》是一部语录体的著作，折射出了修辞观，也是孔子修辞实践的具体展示。在这部书中，以短句型居多，音节错落有致，读起来朗朗上口。这与春秋时期使用口语交流的时代背景有关系。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表现出对于句型的把控能力。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段文字被看成孔子隐圣同凡、劝人勤学的篇章。第一句是说自己十五岁成童之日就志坚向学。后面是描述随着时间流逝、年岁增加，他逐渐通达事理，顺心而为，自然合法，动念却不离乎道。整个段落字面浅近但含义深远，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等长短句参差变化，显示出作者巧妙的修辞技巧。

《孟子·滕文公下》中所呈现出的修辞手法，同样令人赞叹。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滕文公以太子身份出使楚国，路过宋国时拜见孟子，这段文字正是孟子与他对话的一个段落，表现的是他做人的志趣和价值观。该段落的修辞特色明显，在形式上采用了排比的修辞格。将情感色彩相近、成分及长短相似的句子排列而出，形成气势。这样的修辞配合孟子话语中所坚信的生存方式，振聋发聩，成为千古名句。

在先秦诸子的文辞中，更多地渗透了政治理念的宣教，经过了秦和汉的文化转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辞转向了更加关注修辞本体。这一时期在语言表达上往往追求“清辞简旨”“言深旨远”的表达风格，出言须“辞约而旨达”，要能片言析理，追求语言高度简练而又隽永传神，通过有限的言象传递出无限的意蕴。

中国古代修辞观到了《文心雕龙》时，已经有了比较集中的归纳。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修辞的总体原则、文辞写作中的方式、文体及文章风格等都有详细的论述。在修辞原则方面，他提出“文附于质”“质待于文”等观点，反对浮华文风，强调文章写作的内容与形式必须相统一。一方面，文辞与内容有机地结合；另一方面，内容需要通过有文采的修辞加以表现。可以看出，文与质的平衡是他认为文章修辞应达到的目标。

在具体的修辞手法中，他提出“心既托事于言，言亦寄形于字”的观点，并从神思、体性、宗经、章句等不同阶段、不同层面论述了文章写作的法则。《文心雕龙》区别于一般文论之处在于，书中专门设计了章节对修辞格进行分门别类和具体细微的描述。例如，在《比兴》篇中他写道：“何谓为此，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通俗地说，就是将作者的想法和意念附着在具体的事物之上，借助相似的特性，通过语言的传递，让读者感知到两者之间的意味。所以，他说：“比者，附也”，即本体和喻体之间有一种相互依附的关系。喻体与本体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千变万化的，“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从声音、形貌等不同路径描述了比喻的使用方式。

《文则》所提出的修辞原则与《文心雕龙》相似，也倡导“辞以意为主，为文须自然”，都是中国古代“文” “质”理论的思想延续。在《文则》中对比喻、蓄意 (相当于委婉格)、继踵 (相当于层递格)、援引 (相当于引用格)、对偶、交错 (相当于错综格)、“数句用同一类字”(相当于复叠格)、同目 (相当于反复格) 等辞格做了比较详细的研究。

中国的古典修辞没有形成专门的学科。不过，在“修辞立其诚”的基础上，中国古典修辞理念渗透在了诗歌、词曲、小说、话本等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文本之中，其手法越来越丰富，为近现代的写作修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现代修辞学发展历程中，1926年出版的《修辞学》曾经将修辞学等同于文章学。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对这种观点进行了纠正，将修辞定义为“调整或适用语辞”，他将文辞、语辞等修辞现象都包含在修辞学的范畴中。书中以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大分野串联起了辞格、辞趣、文体等内容。他的理论对于中国修辞学承上启下的发展，在文章辞格研究、分类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西方传统修辞学虽然注重演讲和论辩，但发展至16~19世纪转向了文体与写作的训练，并形成了专门的文章学 (Composition Studies)。文章学是专门研究文章性质、功能、构造及读写文章规律和方法的科学。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哈佛大学便要求所有学生学习基础英语写作。这就是后来在美国所谓的“FYC”，即“第一年写作”(First Year Composition)传统。这个传统要求大学新生在第一年必修文章学的写作课。文章学通过总结前人的写作实践和阅读经验，以修辞理念统领，专门研究文章的本质、产生、发展、分类、要素、写作、阅读、分析、鉴赏、文风、风格等方面，并用以指导各类文字的阅读、写作和教学。这种类似作文修辞训练的课程，实际上囊括了修辞的基础理论、辞格和行文方式、言语传播技巧等。

在现代修辞学中，不再将修辞视为一个独立的行为，而将其放置于特定的时空环境之中，视为一种言语交际的活动。在此活动过程中，修辞主体通过一定的角色身份出现在修辞作品之中，并通过修辞手段的运用完成相应语境中的表达。此外，修辞写作从原来单纯研究技巧方法拓展至关注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并在这个关系中审视文章写作。从现代修辞学看来，文本一旦脱离作者，便与作者无关了。不过，作者是文本的前世和背景，是读者理解文本的一个注解。文本成为作者和读者之间交流的桥梁。因此，写作是一种言语的交际活动，在以读者 (受众) 为中心的写作过程中，作者需要不断调整自己，预设读者的立场、观点、态度、反馈等，力求找到共同点。这也使得文辞写作和语辞一样，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劝服。

三 劝服与同一：现代修辞学范畴的拓展

在古希腊时期，高尔吉亚和苏格拉底等智者把修辞看成“说服”的力量。柏拉图虽然公开对智者派末期的诡辩表示反对，但也不得不承认哲辩修辞对于人类认知的重要性。对于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和昆提利安来说，修辞已经成为一门“说服艺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西方的修辞学虽然一度退化为辞格运用，但是在认知与说服之间，始终有一条修辞的通道。

现代修辞学通过与哲学、语言学、社会学、符号学等学科的相互交叉、相互促进，逐渐发展出了新的学科理念与研究领域。

理查兹在《意义的意义》中提出，符号与意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纽带。相反，是语境赋予符号以意义。因此，在不同的语境中，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到达路径可以是千变万化的。如果承认传统修辞学中通过言语修辞来达到劝服的可行性，那同样也必须承认通过符号与语境的相互作用来形成观念认同的可能性。符号中的语辞与非语言符号具有相似的效力。在某些语境中，非语言符号也许更能达到劝服和认同的效果。

温科学在《中西比较修辞论——全球化视野下的思考》中这样界定了现代的修辞学：

修辞学是研究人类通过策略使用符号影响彼此思想行为所有方法的规律。因而修辞学研究的范围极度地扩展，似乎要把所有的话语形式都包括在内，从小说、诗歌和戏剧，到艺术、建筑、音乐、舞蹈、游行、集会、静坐、示威，各种形式的公众表演，包括所有用象征符号进行交流的形式，不管是言语的还是非言语的。

可以看出，修辞从原来仅仅关注语辞和文辞的辞格技巧，延伸至研究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言语表达形式与话语生成空间之间的关系。因此，修辞被认为是通过使用符号来引导和诱发人们的合作，并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社群关系的行为。在西方修辞学理论框架中，所有的话语和语篇都具备修辞性，都可以通过言语和非言语的方式调整达到认同。

1．辞格与认知的拓展

理查兹从意义认知的角度对现代修辞学进行了阐释，他指出：一门新兴的修辞学，或者说一门研究词语理解正误的学科，必须承担起探索意义的任务。这些探索不但要像旧修辞学那样在宏观的范围内讨论问题的大量要素，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时所产生的不同效果，而且还要在微观的范围里利用意义的基本推测单位结构的原理，以及这些原理及其相互联系得以产生的条件。

以复义现象为例，燕卜荪在《复义七型》中曾经说过：复义本身可以意味着你的意思不肯定，意味着有意说好几种意思，意味着可能指二者之一或二者皆指，意味着意象陈述有好多种意义。理查兹认为，旧的修辞学将复义看成语言中的一个错误，因为表意出现了歧义，不够精确。但新修辞学则将其视为语言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细致地考察政治、宗教等重要文献会发现，复义现象的确根植于人类的思想文化之中。可以说，复义成为一种附着在修辞中的深层次目的，其引导解读者对语辞进行多重意义的解读。

理查兹以隐喻研究为切入点，突破了以往人们仅仅将其作为一种辞格的观点，提出人类思想和行为本身具有隐喻性的观点。他的研究发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平均每三句话中就会有一个隐喻的修辞出现。理查兹在对修辞哲学的讨论中以隐喻辞格为例做了论述，他认为隐喻的辞格是本体和喻体互相限制又相互扩大之际的意义范围。人类在对本体和喻体进行理解的同时，也在限定和拓展的双重关系中接近了词语的意义。

在认知的层面上讲，隐喻是人类通过一种事物，去思考和认知另一种事物。在对复杂概念进行阐释的过程中，隐喻显得尤为重要。只要得到足够的暗示，人类的思想可以将完全不可能有关联的词语，在不同语境内完成本体和喻体相互意义的联结，并形成相互之间的意义制约与意义扩张。在西方对于隐喻的研究中，从辞格使用到认知手段，从思维路径进一步扩展至整个世界的隐喻性研究。

可以看到，摆脱了简单辞格思维的修辞学，在语言与意义世界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通过修辞的形式、语言的表达来完成对周围世界的认知。

在《理论修辞学——宏观视野下的大修辞》中作者张宗正也指出：修辞是优化、智能化的生存运作。在技术层面上，修辞搭建起主客体双方在交际语境下的信息传播范式；在思维角度上，修辞意图背后隐含的是主体对客体的思考和相应方式的选择；从哲学层面看，修辞正是人与世界互通互联的状态，是主体调整以应对客观世界的生存方式。因此，“修辞是人与语言、主体与客观的关系处理问题，修辞是人的存在方式”。

而且，修辞与传播存在异质同构现象：修辞是主体通过一定的方式(语言或者非语言) 对接受者进行修辞说服的过程；传播活动是传播主体通过媒介或文本，对受者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这两个过程中，传播主体与修辞主体重合，修辞的过程即信息的编码过程，而受者接受信息的过程，即传播上解码的过程。

2．关于真理的讨论

从古希腊以来，真理一直被认为是客观绝对的，修辞只是对其做服从性的阐释。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将辩证法从修辞中剥离之后，让修辞停留在了语辞修饰的技巧层面。在科学实证主义兴起之后，科学追求语言的简练和准确，不追求华丽的辞藻，被认为是辞藻堆砌的修辞学因而备受冷落，它甚至被认为是对于科学表述的一种妨害而被束之高阁。究其根源，在于认为真理是唯一的，而真理的表述也只能是导向真理认知的唯一路径。修辞的手法，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会影响到人们对于真理的认知，从而走上谬误的道路。

尼采在《古修辞学描述》中写道：“语言本身全然是修辞艺术的产物……因为他欲要传达的仅为意见，不是知识。”他是向人们提醒，在科学原本以为的精炼的描述上，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修辞，而其背后的知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完全有可能被证明并不是亘古不变的。这样离经叛道的描述，却开启了人们重新思考的智慧之门。

理查兹在《意义的意义》中讨论了词语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两者之间并不是天生在一起的，词的意义是通过解释获得的。他的思想与俄国学者巴赫金不谋而合。后者认为词语的意义是历时性变化的，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话语环境下，词语的意义会有变化。如果要了解词语的意义，必须回到特定的语境之中。这与尼采的想法遥相呼应，即词语的本身并不能形成真理，而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语境中，对于真理的阐释会有不同。

在新修辞学旗手伯克看来，真理的表述是通过符号实现的，而符号的使用是一种习惯。每个人通过各自的习惯来组织符号，并描述真理，真理有时成为一个描述的视角。在他的观点中，真理亘古不变的条件受到质疑。

随着人们在哲学、社会学方面认知的不断深入，真理的唯一性的确受到了挑战，或然率成为人们客观认知的必经之途，成为人们思考真理的方式。修辞成为阐释和理解的重要途径。这种思想在认知修辞理论中得到了更进一步诠释。认知修辞学的理论家罗伯特·司考特 (Robert L. Scott) 指出：一个人必须认识到真理并非是固定的和最终的事物，而是在一定环境的连续瞬间中被创造的事物，在这种创造中他发现了自我和他必须处理的东西。

后期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开始倾向于承认，对语言是否具备阐释真理的能力方面值得怀疑。语言的功能性与真理性之间存在一种悖论式的关系。因为人类历史和对于包括科学在内的所谓“真理”的认知不是连续的，是不断变更的。那么，语言在讲述真理时，只是一种带有历史属性的修辞。

也许语言的修辞特性解释了这一现象。语言的组织和使用，使得意义的附着成为可能。而一种对于世界的认知透过修辞化的语言得以展示，但这种展示是或然率的，整个人类文明也是建立在某种修辞的基础之上，这是“语言批判”的重要思想之一。

在认知修辞学看来，真理并不是先验的，而是在社会实践中动态变化的。真理是变动不居的，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而演变。社会实践会促动真理认知的变化，修辞则是到达这种认知的路径。

现代西方理论框架承认修辞学的认知属性，并认为其为了解事物的一种方式与路径，主体通过修辞进行交流，并形成对世界的认知。在这里，真理不再是形而上的、绝对的思辨产物，而是在主体之间、主体与世界的交流之中形成的。所谓“主体互连”就是交流，就是修辞，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弹性和多样性。主体有多少种对现实的感知参与方式，就有多少种显示创造和存在的方式。

在当前众多修辞研究中，也许最吸引人的是研究互联网时代的修辞影响与话语传播，这项研究也被称为“修辞探究运动”(rhetoric of inquiry)。这项运动的目的是使用修辞学理论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功能，进而了解语言实践是如何创造并进一步让人们接受外部的“真实”世界。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到修辞学已经返回到了认识论的层面，就像其最本质的重要性。

3．人与世界的认同

西方新修辞学和后现代主义修辞学家认为，我们的生活环境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象征环境，也就是一个修辞环境。他们“将修辞这一概念界定在运用话语和象征来达到某种目的”，由此，修辞的对象“包罗万象，几乎涵盖了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切文化现象”。

伯克在《对历史的态度》和《文学形式的哲学：象征行为研究》等著作中，阐释了他对于修辞哲学的理论。在伯克看来，人类的生存环境本身是具有象征性的，人生存在其中，也通过象征性的手段对环境做出反应。可以说，该理论是对人与环境之间的象征关系的反思。通过该理论可以看到，环境是历史性的存在，人进入到环境之中，开始使用语言，就已经与环境发生了修辞性的相互作用。语言使得人可以对环境做出象征性的反映，其行动本身也可以是象征性的，而通过这种修辞的语言和行动，重新建构起了一个现实。

有西方学者认为，修辞学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把语言作为社会行为模式的理论，一种把目的和阐释作为意义的决定性因素之理论，它的理论根据是认为知识由论辩产生，意识形态和权力由话语所扩展。

伯克认为，纯粹的艺术是需要被接受的。它几乎变成一种社会的强迫性力量，让我们忍受不能忍受的东西。他认为，在竞争激烈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必须变成一种可矫正的或者是宣传元素。艺术应该具备劝导功能，符合教育多样性中的劝服和诱导原理。

新修辞学不再局限于语言审美的适切性调整、辞格使用的创造性想象。新修辞哲学关注的是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关系中的人。作为社会的人，时刻需要与别人交流，在沟通交流的过程中需要达成一种认知上的和谐，修辞因而成为重要的路径。

伯克认为，修辞是“根植在语言之中的功能，是一种完全的现实主义方法，并且在持续地更新”。他强调，语言使用是一种象征的方法，通过人类对于象征的天然反应，引导人与人之间的劝服与合作，进而调节社会关系。因此，有意义表达之处，就隐含了劝说，而有劝说的地方必然需要修辞。

从20世纪西方修辞学发展历程可以看到，现代修辞学的复兴是由于多元学科的加入、多元视角的研究而形成的。不同领域的知识汇聚交融在修辞学学科内，突破了口语表达和文辞写作的传统范畴，在文化、认知和哲学等不同层面拓展了修辞研究的范围。同时，新修辞学也给其他相关学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路径和角度。中国学者以“边缘性”来描述新修辞学的学科定位。一方面，是描述与其他学科相依共存的状态；另一方面，也表明通过学科拓展，更新学科结构，未来的修辞学将更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