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理想与现实的合理张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的一种解读

李佑新

【内容提要】 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相互关系？人们往往在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各执一端，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大理论成果及其相互关系，甚至将它们对立起来。本文试图立足于理想与现实的辩证关系，在时代和历史的具体情境中展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同构性，同时指出两大理论体系之间的“坚持与发展”关系。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与中国现实国情的合理张力，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建构了这一张力关系。

【关键词】 理想性 现实性 毛泽东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人们在理解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相互关系时，往往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在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各执一端，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大理论成果及其相互关系，甚至将它们对立起来，而没有充分注意到，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与中国现实实际之间的合理张力，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建构了这一张力关系。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种结合的实质则可以说就是如何看待并在实践中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与中国现实实际的关系，而这一关系的逻辑性前提同时也是历史性的前提，就是两者之间所存在的重大差异。

首先，理想与现实分属于观念与存在的不同领域，有着异质性的差别。正如我们不能混同思维和存在一样，我们也不能混同理想和现实。理想是人的理性和意识对未来事物可能性的选择，是对现实的不满、批判和超越；而现实则是已经实现出来的事物，是制约理想实现的客观存在的条件和因素，两者之间只能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达到有限的统一而不可能完全统一，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实践活动的相互矛盾的两极。力主“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现代实践活动的深刻反映，蕴含着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双重维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批判和反对资本主义的现实，倾注于无产阶级的解放，诉诸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理想，这是一种高远的，甚至是具有超越意义的社会理想，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力辟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空想性，认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正是由于具有这一现实性的维度，马克思主义才被认为是科学的理论，它内在地蕴含着理想与现实的差异这一前提。

其次，建构理想的理论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而现实的实践则具有特殊性和具体性。社会性的理想总是以某种理论的形式建构出来的。理论所建构的总是一种普遍性的原理，而某种意义上的普遍性又总是以某种意义上的抽象性与单义性为前提，是理论活动主体从特定的视角出发，遵循形式逻辑，使用概念或范畴对对象的某个或某些方面进行归类、抽象而建构出来的产物。理论活动的这一特点决定了理论本身必然要舍弃对象的感性具体性。与此相反，实践活动的特点则是特殊性和具体性，总是在特殊的境况下对具体对象所进行的操作活动。在理论活动中必然会被抽象掉的要素，在实践中则必然出场，而成为实践能否成功的制约性因素。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无疑具有普遍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也无疑是一种世界性和普遍性的价值诉求。对于这样的社会理想，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只提供一些普遍的原则，而拒绝细节的或具体的描述，认为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愈细致就愈是空想。即使是体现马克思主义现实性维度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也只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但是，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它在中国的传播也以改变中国现实为其使命和目的。改变中国现实是一种感性的实践活动，它包含着普遍性的理论所无法包含的复杂性、具体性和特殊性。显然，在普遍性的、高远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与其具体的、特殊性的中国社会实践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异质性差别。

再次，进一步来看，这种差别最为重要的是体现为历史时代的差异。马克思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在自由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日益突出，工人运动蓬勃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力主“改变世界”而诉诸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因此，这种社会理想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不满、批判和超越，它所要改变的世界是资本主义世界。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代，中国社会的古老航船才开始被卷入现代化的风潮中，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付诸实践时，资本主义也并未充分发展。正如列宁所说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就在客观上规定了中国社会现实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之间存在着历史时代上的差异。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与中国现实实际的上述差异，并不能成为否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实践的理由。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显示出它的弊端，从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无疑成为人类现代实践活动的价值导向。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百年来中华民族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同时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历史的主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软弱性根本无法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只有动员包括城市无产者和农村无产者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才可能完成这一历史的艰巨任务，而能够动员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旗帜的，只有以社会主义理想为旗帜的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就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然而，这也就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与中国现实实际的差异呈现出内在的紧张关系。

如何处理这一紧张关系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不能绕过的重大问题。处理这一紧张关系存在着三种可能的方式：一是在主观上消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与中国现实实际的差异而直接实践这种理想，这就是党的历史上所谓的“一次革命论”或“左”倾教条主义的方式；二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与中国现实实际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割裂开来，这就是所谓的“二次革命论”或右倾机会主义的方式；三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与中国现实实际之间建构合理的张力：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与中国现实实际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距离；另一方面，又要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规范引导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能否成功，取决于能否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与中国现实实际之间建构这种合理的张力关系。

二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性成果，其实质内容就是对这种张力关系的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建构了这种张力关系。

毛泽东思想蕴含着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双重维度。一方面，其理想性维度无疑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即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毛泽东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毛泽东思想中又有着强烈的现实性维度。从“反对本本主义”到反对教条主义；从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到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注重调查研究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体现的正是这种现实性的维度。

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实质上就是对上述双重维度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与中国现实实际之间张力关系的建构与表达，其典型形式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即关于中国独特革命道路的理论和关于中国独特社会模式的理论。前者既反对“一次革命论”，也反对“二次革命论”，主张区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但不允许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插进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与此密切相关，后者则主张革命后所要建立的社会，是一个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既有资本主义因素也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独特的社会。新民主主义的这种理论结构所建构和表达的显然是理想与现实的张力结构，即既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与中国现实实际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又使之紧密联系起来。

毛泽东本人的文化心理特征是他成为毛泽东思想创立者的重要因素。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毛泽东就已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形成了突出的理想性和现实性的双重文化性格，这种双重文化性格成为他后来接受、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性思维结构，是他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与中国现实实际之间合理的张力关系的主观基础。但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或原因，毛泽东文化心理中理想性与现实性原本制衡得很好的双重结构严重失衡：强化了理想性一面而弱化了现实性一面，从而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与中国现实实际之间合理的张力关系，其结果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在中国的“大试验”和“穷过渡”，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悲剧的发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开始的改革开放，实质上就是改革这种“大试验”与“穷过渡”所形成的社会体制和思想观念。因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逐渐形成和成熟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以说是重新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与中国现实实际之间的张力关系。与毛泽东思想相一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蕴含着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双重维度，是对两者之间张力关系的建构与表达。

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了中国社会将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为目标，从而在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价值诉求上，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完全一致。邓小平指出，“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并强调要“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江泽民则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认为中国要强盛，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就必须始终坚持我们已经建立并正在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所决定的基本原则”。胡锦涛也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把实现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坚定信念和远大理想”。这些都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创立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重视与坚持，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想性维度。另一方面，这一理论体系又恢复和坚持了毛泽东思想中的现实性维度。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在强调共产主义理想的同时，特别看重和反复申明的就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邓小平因此而被认为是当时“中国主要领导人中最毛化的一个”。在新的历史时期，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坚持和突出了邓小平所强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兼具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双重维度，它强调：“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失去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这与刘少奇所概括的毛泽东思想的特征如出一辙：“如果只有伟大而高尚的理想，而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切实的实际工作，那就不是一个好共产党员，那只能是空想家、空谈家或学究。相反，如果只有实际工作，没有伟大而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那也不是好共产党员，而是庸庸碌碌的事务主义者。只有把伟大而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切实的实际工作、实事求是的精神统一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这就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的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的标准。”

与毛泽东思想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与中国现实实际结合起来的产物，是对两者张力关系的建构与表达：一方面清晰地明确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又将两者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规范指导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于毛泽东思想而言，这种张力关系在现实实践层面，建构得最为成功的就是新民主主义，而且毛泽东因为清晰地意识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而将新民主主义看作是一个长期的阶段，强调“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应当轻易谈转变”。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言，这种张力关系在现实实践层面，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建构，强调这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

三

上述表明，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与中国现实实际之间张力关系的建构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具有同构性。但是，两者的时代背景不同，历史主题与内容不同，因而是有区别的两大思想体系。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新的时代及其历史主题则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时代的内容，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具有重要的区别。

第一，时代的区别。列宁曾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毛泽东思想诞生于革命与战争的时代。就世界范围而言，这个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就中国而言，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是充满屈辱的历史也是抗争的历史，毛泽东思想是在这内忧外患的时代，面对“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境”而创建的。与毛泽东思想所产生的时代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中形成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大阵营的对抗转向对话，国际形势由紧张趋向缓和，世界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同时，发展成为占世界人口3/4的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实行了改革开放和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政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成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下创建的。

第二，主题的区别。由于时代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所面临的主题也是各不相同。毛泽东思想的主题基调是革命——为什么要革命和怎样革命，以及革命的对象、目的、途径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首要目标就是推翻这三座大山的压迫，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让人民翻身做主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途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并阐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即使到了社会主义时期，也主要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则是发展。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教训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廓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明确了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内容不同。由于时代和主题的不同，决定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也不尽相同。毛泽东思想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建立的是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文化上先进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政治上要建立不同于欧美和苏联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经济上实行公私营经济并举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文化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是在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前提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政治上，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地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经济上，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文化上，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同时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

由上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之间在张力结构上是同构的，但是在张力建构的具体内容上是不同的，有着很大的区别。也正是因为这种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毛泽东思想，或者说不包括毛泽东思想，而是并列提出来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与中国现实实际的张力关系是“坚持和发展”的具体体现。在这种张力结构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因为有扎实的现实基础、脚踏实地的行动而免于沦为虚幻的乌托邦，“中国特色”的实践道路也因为有远大理想的规范、导引而充满希望和激情。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十八大报告则提出“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更高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更加丰富，由毛泽东思想继承而来的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张力结构也将继续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