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

重新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世界历史”思想

——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当代研究谈起

聂锦芳

【内容提要】 目前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研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诠释疏漏”“诠释错误”和“过度诠释”等问题，因此，结合马克思的文本，这一问题仍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世界历史”一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中出现在22个段落中共计29次，仔细甄别它在各个出处的具体含义，在此基础上可以概括和抽象出全书关于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世界历史”不是观念史、思想史和哲学史，而是真实存在的社会运动；它也不是以往所有事件的记录、罗列和展示，而是经过“过滤”的世界发展重大趋向的表征和体现；其推进力量是“现实的人”所进行的生产活动与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它的当代发展打破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使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打上“世界性”的印记。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世界历史”思想的评价需要在三个维度下进行：还原回文本的整体思想结构，梳理这一思想的传承与发展，放在人类实践的格局和思想史的进程中以透视其地位、演变、得失与意义。

【关键词】 《德意志意识形态》“世界历史”解释 文本

一 “诠释疏漏”“诠释错误”和“过度诠释”问题

“世界历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过去流行的原理教科书中并没有它独立的地位，更不能奢望那时会对这一思想作出认真的清理和完整地阐释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鉴于世界范围内社会发展格局的新变化特别是全球化浪潮的涌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开始关注这一思想，并且对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相关论述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较之过去，应该说，情况有了改变，这是一种进步。然而，将现有的研究结论、方式与马克思的文本悉心对照，就会感到，对马克思这一思想的理解和把握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诠释疏漏”“诠释错误”和“过度诠释”等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人为地用现代学科的不同界域肢解马克思完整的“世界历史”概念。

不在少数的研究者在论述这一思想时，都区分了所谓“历史学意义上”与“哲学层面上”的“世界历史”概念（类似的还有“广义的”与“狭义的”说法），认为前者包括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历史、总体历史，后者则指18～19世纪以来世界发展中的“一体化”进程，两者具有不同的含义，而马克思这一方面的思想则属于“哲学层面上”的或狭义的“世界历史”范畴。对此，我们不禁要问：“哲学层面上”的“世界历史”是怎么产生的？不是缘于“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吗？“狭义”是不是包含在“广义”中呢？这是研究者为了论述问题的方便而“杜撰”出来的区分还是马克思本人的真实意图？在马克思的著述中有没有关于这一问题的学科区分？为什么在被指认为是在“哲学层面上”讨论“世界历史”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一再指责施蒂纳的“历史反思”“根本不要求（历史材料的）彻底性或任何一点可靠性”？

其二，没有真正按照学说史的处理方式，客观地再现马克思论述这一思想的那些文本的具体语境及其相互之间的真实关系。

的确，近年来有很多论著提及并且有的还简略地梳理过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直至后来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手稿和晚年笔记等马克思论述这一问题的文本序列，但这种被一些人讥为“痛说革命家史”式的罗列和勾勒方式，却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即马克思只是为了阐释这一方面的思想而写作这些文本的，因此它们之间仿佛构成了一种前后相续、层层推进、不断完善的逻辑关系。究其实，这种研究无论对于这些文本之间的真实关系，还是对于每一文本中具体的“世界历史”思想，都不能不说是一种很肤浅的理解乃至曲解，是一种简便易行但没有多少学术含量的处理方式。实际上，仔细地考察就会发现，马克思是根据具体的研究问题和评论对象而写作那些复杂的著述的，它们之间有的关系比较密切，有的则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而且，每一文本都有其特殊的现实针对性和思想理论结构，即便其中涉及了“世界历史”问题，在不同的文本中其含义、侧重点、分量等也很不一样。对此，我们应该认真地想一想：离开马克思写作时的原始话题和具体语境，单独从不同文本中抽象其“世界历史”思想，并用一种外在的、臆造的逻辑线索把它们连缀起来，能客观地呈现马克思原始思想真实的演变轨迹和理论内涵吗？

其三，过多地赋予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当代的“全球化”考量，特别是无视19世纪中叶与今天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具体状况和时代视差。

前面说过，长期以来被遮蔽的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受到论者的关注，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当代全球化态势的触动，而且两者之间确实有某种程度的关联。然而如果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和今天全球化本质上是一致的”，甚至说它可以成为“确立经济全球化位置的基本原则”，为解决全球化难题提供直接指导，那完全是在为难和苛求处于19世纪中下叶的马克思。必须看到，当代的全球化与马克思当时的“世界历史”时代在有关联的同时更具有很大的时空视差：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局面，但生产自始至终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而今天的全球化则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消费社会”的来临有很大的关联；在马克思的心目中，资本主义不以国家与民族为单位，因而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现象，而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更是一项“世界历史性”的事业，而今天处在全球化境遇中的“现实的社会主义”仍以单个的国家或民族为基本单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远未成为全世界人们自觉选择的道路和模式，全球化的前景至少到现在为止看不出是为了“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不分析造成二者差别的具体的历史原因和复杂的时代背景，以便总结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得失和经验，而只是试图从老祖宗那里寻找解决当代问题的“灵丹妙药”，能有什么样的真正的收获呢？此外，我还想问的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必须得以这些思想“强有力”的现实影响力为唯一的前提条件吗？

我认为，所有上述问题的存在都关涉马克思思想研究水准的真正提升。它告诫我们，决不能再按照原有的方式和思路“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了；如果只是讨论的具体题目更换了，而研究方式和思路依然不变，那么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和把握就不会达到更为科学、客观的程度，从而真正有所推进。

二 采取一种“笨拙”的研究方法

这样说来，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仍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无论是对其原始思想的梳理、甄别，还是对这一思想理论观点的提炼和体系的“重构”，乃至其现实意义的客观评价和在此基础上的当代发展，都需要我们付出努力。避大就小，本文只想重新梳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这一方面的思想，而更为繁难的工作期待以后进行。

首先介绍一下我处理这一学术问题的做法。我是从版本考证、文本解读、思想阐释三个方面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特别是在此之前我已经按照“圣布鲁诺”→“圣麦克斯”→“费尔巴哈”→第二卷的顺序详尽地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部文本，完成了“解析疑难词句、厘清思考逻辑，把握思想意图”的工作，下一步就进入“具体观点的提炼、概括和阐述以及思想的体系化‘重构’”阶段。为了避免过去那种论者信马由己驰骋、随意主观阐释的做法，我拟采取语言学研究中的“选取个案进行统计”的方法，一一辑录某个重要思想范畴的出处，再还原到原始段落和语境中，仔细甄别在各个出处它的具体含义，然后，将含义相同者合并，不同者则予以排列，在此基础上再概括和抽象出关于这一思想的完整的含义。这种研究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来进行，在网络信息迅速发展的今天，这种方式确实显得很“笨拙”，聪明睿智者大概不屑为，但我觉得在国内现有的条件下它可能使我们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和把握更加准确、客观一些。

具体说来，“世界历史”一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中出现的频率并不高，根据我的检索，它出现在22个段落中共计29次，其中“圣布鲁诺”章3个段落3次、“圣麦克斯”章6个段落6次、“费尔巴哈”章9个段落15次、第二卷（包括“散文和诗歌中的德国社会主义”）4个段落5次。

这一统计结果表明，“费尔巴哈”章中的论述确实比较集中，这符合这一部分的行文、叙述方式，因为它以正面阐发作者自己的思想为主。但仔细琢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路，更会发现，这一章的阐述是以前面的研究作铺垫的，特别是“圣麦克斯”章“旧约：人”部分在讨论“古代人”和“近代人”时，通过对施蒂纳关于“世界历史”的叙述、把握和评论等所作的非常详尽的剖析，可以说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的主旨已经鲜明地呈现了出来，自此以后的内容阐发也就呼之欲出了。近年国内研究者主要抓住“费尔巴哈”的部分进行概括，应该说，这多少触及了这些思想的主要之点；但撇开其他部分，特别是没有阐述清楚马克思、恩格斯讨论这些思想的思路和缘由，则是其疏漏之处。

三 “世界历史”思想四个方面的所指

那么，《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世界历史”思想包括哪些方面呢？我在仔细研究这一范畴出现的段落的基础上对其基本内容作了如下的概括。

1．“世界历史”不是观念史、思想史和哲学史，而是真实存在的社会运动

按照一种“先知”的、预想的方式抽象地理解、把握和阐释人的问题，并且把这种方式运用到历史领域寻找具体说明和佐证，这是典型的德国近代主体性哲学思考世界的路数，可以说鲍威尔、施蒂纳的思想提供了这种世界历史观的范例。按照这种历史观，观念、精神、哲学思想主宰着世界，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连缀就构成了世界历史，因此世界历史也就变成了单纯的观念史、思想史和哲学史。这样，历史便成为单纯的先入之见的历史，成为关于精神和观念的说明，而构成这些精神和观念的基础的真实的经验的世界历史，却仅仅被利用来赋予这些精神和观念以“形体”、实体。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鲍威尔、施蒂纳这种“编造”历史的方法其实是很幼稚和简单的。只要用现成的哲学范畴（诸如唯实主义、唯心主义和作为两者的统一的绝对否定）来说明和规约人生的各个阶段（诸如儿童、青年和成人），并把这些范畴当作全部历史的基础，挂上各种各样的历史招牌，那么，这些范畴和进一步解释它们的辅助范畴一起，就构成一切历史阶段的内容了。这种历史观把观念统治历史变成目前实际存在着的关系，变成思想家对世界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感叹说：施蒂纳在思辨中陷得多么深啊！显然，这样所理解和描绘的历史只能是一种“伪”历史。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随着施蒂纳的思路，“考察”了“世界历史”视野下的“古代人”及其与事物世界的关系、“古代人”向“近代人”的转变、“近代人”的真实际遇及其未来取向。他们认同费尔巴哈的一个观点，即“在古代人看来，世界是真理”，并且解释说，这句话的要旨是说，古代人是通过对其生活世界的真实状况及其发展作实际经验的考察来理解世界以及他们与世界的关系，这样，世界的存在、世界的本来面目就是古代人生活和发展的基础、前提乃至归结和说明，一句话“世界就是真理”。无独有偶，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也引述了费尔巴哈的这句话，但同时指出，“费尔巴哈……忘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补充：这种真理就是古代人力求洞察它的非真理性而且最后的确洞察到了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施蒂纳的这一观点进行评论的时候，一直用“乡下佬雅各”代替对他的称谓，意在指明施蒂纳完全不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理解历史，“是从事物的哲学尾巴上来抓一切事物的”，他把古代世界变成后来的关于古代世界的意识，两相对照，就可以从唯物主义的古代世界一跃而转到近代的宗教世界，于是立刻就有“上帝的话”来与现实的古代世界相对立，就有处于现代怀疑家状态的基督教徒来与处于哲学家状态的古代人相对立。

就真实的历史而言，由古代到近代的过渡，由古代人到近代人的转变，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和坎坷啊！这期间充满民主对强权的反抗、智慧与愚昧的斗争，渗透着数不尽的眼泪、鲜血甚至生命。马克思、恩格斯列举了诸如苏格兰等地出现的“羊吃人”的现象、卡培王朝的成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基佐参加政府等决定近代西方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和政治变故。这些都是考察近代社会不能忽略的过程和环节。至于作为近代西方社会的重要产物和后果之一的基督教的产生、演变及其影响，更是必须结合时代变迁及其引发的社会心理革命的实际，予以切实的理解和剖析。然而，这一切在施蒂纳的笔下又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他采取了虚写和忽略的方式进行处理，先是引用了《哥林多后书》中的一段话：“若有人信基督教，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于是这种漫长的过渡和艰难的转变就轻易地完成了，真实的古代社会及其发展在他的叙述中没有任何影子，对那些重要事件他根本没有理会，都忽略掉了，就连他比较看重的基督教作为神的精神的观念是如何产生的，他也只字未提。他仍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待古代人与近代人的分野和差别。

2．“世界历史”也不是以往所有事件的记录、罗列和展示，而是经过“过滤”的世界发展重大趋向的表征和体现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世界历史”思想鲜明地显示出马克思、恩格斯观照和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就是历史地观察问题。而“历史地观察问题”必须要求对某一事实进行追溯和甄别，要求史实的彻底性或可靠性。当然，施蒂纳所描绘的人类史、精神史也以历史进程作依托，也经常“插曲般地插入对于——精神的历史的反思”，但他“根本不要求彻底性或任何一点可靠性”，而且认为，“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反思，只是因为我觉得它能够帮助阐明其余的东西”，历史在他那里成为图解和说明其学说的工具。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说，如果出现希腊哲学先于黑人时代，亦即先于传说中的古埃及法老塞索斯特雷远征乃至拿破仑1798年第一次讨伐埃及，都“不应当感到奇怪”，因为施蒂纳已经按照自己的意图把历史的“一切都英明地安排好了”。

但是，遵循历史史料的彻底性或可靠性所构建的“世界历史”体系，又不是以往所有事件的记录、罗列和展示，而是经过“过滤”的世界发展重大趋向的表征和体现。在这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不赞成像施蒂纳那样赋予世界历史某种主观意图和“目的论”取向的做法，但同样反对陷入历史事件的汪洋大海而找不到历史规律甚至否定历史规律的“自然主义”倾向。从这里特别能看到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与马克思之间的复杂关联。

我们注意到一个特别值得深究的现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谈到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的思想与黑格尔之间的师承关系，甚至指责他们对黑格尔的著述到了“照搬”和“抄袭”的程度，但是在具体评论中，与对其挖苦、讽刺、贬斥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对黑格尔哲学保持适度的尊敬、同情的理解甚至某些方面的肯定。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们试以以下一段话来分析：“黑格尔完成了实证唯心主义，他不仅把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世界，而且把整个历史也变成了思想的历史。他并不满足于记录思想中的东西，他还试图描绘它们的生产的活动。”

“实证唯心主义”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黑格尔完成了这一主义？我们可以联系马克思此前思想的发展作出判断，特别是在经过《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写作之后，这时的马克思已经对以往的哲学派别的类型、特点和实质有了一种全面而深刻的体味、理解和透析，即如唯心主义，它并不是单一的哲学，而是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形态，不同的形态之间也有精致与粗陋之分，有“接近”和远离真理程度上的差别。在作者看来，唯心主义在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那里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新的发展阶段。尽管“按照黑格尔体系，观念、思想、概念是产生、决定和统治人们的现实生活、他们的物质世界、他们的现实关系的”，他也以观念构建世界，但他构建的世界的原则、步骤、框架却不是猜测，不是虚构，不是幻觉，而是有现实内容、实证依据的；或者说，他预先提出了一套世界模式论和图景论，但又非常注重把它们返回到现实中去演绎、求证和充实，从而使其得到检视和修正。表面看来，他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绝对观念创造世界的体系，然而绝对观念的内容、展开、原则都有现实的因素和历史的佐证，在“纯思”外表中囊括了自然、社会、思维等复杂的内容和历史形态的演进。“把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世界，而且把整个历史也变成了思想的历史”，这是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之处，但“他并不满足于记录思想中的东西，他还试图描绘它们的生产的活动”，用现实检验和论证其思想构架，这是它实证的地方。综合起来，作者说黑格尔完成了“实证唯心主义”，就是这个意思。

而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世界历史”呈现出来的，并不是以往那些琐屑的、偶然的、不具典型价值的事件，而是对自然、社会、思维发展规律和重大走向的囊括与表现。《德意志意识形态》明显接受了这一思想。

3．“世界历史”的推进力量不是纯粹的“自我意识”、宇宙精神和自然秩序，而是“现实的人”所进行的生产活动与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

与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理解社会和历史的方式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社会和历史既不是充满神秘色彩无可把握的存在，也不是可以任意幻想和虚构的王国。“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

社会的情况是这样，那么由不同形态的社会更替而构成的历史呢？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也是可以确证和理解的，它也是有前提、有过程、有结局的，可以为后来者所把握的。对历史的分解可以看出，它的构成要素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与其他自然的关系。”这里既包括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包括人们生存所依赖的各种自然条件，诸如地质条件、山岳水文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前提确定后，就可以进一步探究推进人的本质和社会变化的动力与机制。“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

这里作者从过程的角度、从动态的视野看到“人的本质”，即人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不是“预成”的，不是幻想的，而是与自己的活动、自己的生活状态相联系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个人是社会的细胞，个人生产范围的扩大和不同人的生产的联结，构成了社会的结构和运动，“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

那么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更迭，即历史的演进是由什么推动的？是盲目的或由人之外的力量主宰的吗？历史的可理解性取决于对构成历史前进的动力要素和过程机理的分析。长期以来，历史被蒙上了一层更加神秘的面纱，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给予了非常清晰的解析：“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分离。同时，由于这些不同部门内部的分工，共同从事某种劳动的个人之间又形成不同的分工。这种种分工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经营方式（父权制、奴隶制、等级、阶级）。在交往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同样的情况也会在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中出现。”

然后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梳理了由分工所表征的历史是怎样走过来的。“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整个世界历史的路径是，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它与生产的不发达的阶段相适应；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即由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作者的梳理第一次使表面看来杂乱无章的历史显现出清晰的结构和线索，破除了对“世界历史”的神秘主义态度和任意虚构的做法。

4．“世界历史”的当代发展打破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资本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而共产主义是一项“世界历史性”的事业

“世界历史”的发生是一个漫长过程，但对“世界历史”的理解和体系建构却摆脱不掉“当代性”。因为我们已经不能再重复经历历史，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大多数来自理论家、历史学家的描述和解释。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本真的历史过程与对这一过程的描述和解释是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马克思看到，在施蒂纳等人那里，以往的历史“被思辨地颠倒”了，好像后来的历史是先前的历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国革命的爆发。于是历史便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并列的人物”。但其实，“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这样看来，所谓先前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无非是从后来历史中得出的抽象，无非是从先前历史对后来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

马克思、恩格斯高瞻远瞩地预见到，历史的发展不是量的积累和同质朝代的更迭，随着时序推进到现代，“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同样，砂糖和咖啡是这样来表明自己在19世纪具有的“世界历史”的意义的：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匮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成为光荣的1813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这一实际过程，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抽象的行为，而完全是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活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活动。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给单个人的发展状态及其前景带来了新的特点。在现代，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过去的历史中当然也是经验事实。但是，另一种情况也具有同样的经验根据，这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推翻以及随着与这一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私有制的消灭，这种对鲍威尔、施蒂纳和费尔巴哈这些德国理论家来说如此神秘的力量，也将被消灭。同时，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的能力。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对他们来说却一直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威慑和统治着他们。

很显然，历史的更迭、“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以及单个人的发展，最后必然使社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德意志意识形态》所阐释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一个可以在不同意义上解释，在当时也已经被弄成相当混乱的范畴。马克思、恩格斯由上面的阐述得出四个论断：第一，共产主义革命发生的生产力状况和阶级条件。生产力状况指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力和交往手段的矛盾只能带来灾难，即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的阶段；阶级条件是，社会产生了这样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种阶级是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当然也可以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只要它们认识到这个阶级的状况。第二，共产主义革命的锋芒与实质。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段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praktisch-idealistisch）的表现，因此一切革命斗争的锋芒都是针对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因为这些阶级所关心的是维持现在的生产状况。第三，共产主义革命的彻底性。过去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反对活动的旧有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因为完成这个革命的是这样一个阶级，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一切阶级、民族等的解体的表现。第四，共产主义革命的全局性。无论是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都必须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

“世界历史”思想的落脚点与马克思主义改变“现实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理想相一致，体现出其思想体系的自洽、严密和完整。

四 评价“世界历史”思想的三个维度

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世界历史”思想的评价需要在三个维度下进行：一是还原回《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的整体思想结构中，看其处于怎样的地位；二是跳出《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从马克思此前和此后的著述中，梳理这一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三是放在人类实践的格局和思想史的进程中，透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世界历史”思想的得失与意义。

就《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来说，“世界历史”无疑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思想，但是不能说它就是全书最关键的甚至是唯一的理论观点。而且，从全书完整的思想结构中将其单独抽象出来进行梳理与概括，也是一种“冒险”，因此还需要还原回文本总体中，才能给予其客观定位。我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总体思想结构是由以下部分组成的：“意识形态”“实践”“经验”“哲学观”和“历史编纂学”等范畴体现出马克思等人的意识形态批判与理解世界的方式，“社会结构”“物质生产”“市民社会”“国家”等范畴勾勒出其对社会结构的整体构架的理解，“交往”“分工”“阶级”“劳动”“世界历史”和“共产主义”等范畴阐明了交往关系与“世界历史”的演变，“现实的人”“现实化”“理性”“异化”和“自由”等范畴展现了他们对“现实的人”及其发展前景等问题的思考。这四个方面基本上构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世界图景和社会发展的独特理解，也因此成为它思想结构的组成部分。显然，“世界历史”思想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或方面。它与其他方面的主旨是一致的，匹配起来是和谐的，互相之间是补充的，但思想的侧重点和所指又是不同的。

就“世界历史”思想来说，马克思阐发的文本也不只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从其登上德国思想论坛的亮相之作《博士论文》（1840～1841）就开始了，那部他生前没有出版过的小册子包括此前所做的“古希腊晚期哲学笔记”（1838），借对古希腊晚期哲学三个流派（伊壁鸠鲁学派、斯多亚学派和怀疑论学派）的研究所阐发的“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的思想与此也有关联；从《莱茵报》时期的政治评论（1842～1843）、《1843年通信》（1843）、《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论犹太人问题》（1843）所思考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和所倡导的哲学介入世界的方式，“巴黎笔记”（1843～1845）、《巴黎手稿》（1844）所研究的异化、人性和人本主义问题，从《神圣家族》（1844）、《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开始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在内的对唯物史观体系的建构，“克罗茨纳赫笔记”（1843）、《共产党宣言》（1847）、“伦敦笔记”（1850～1853）等集中思考和研究的世界历史进程与世界史观，中年时期撰写的一大批时事评论诸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852）、《流亡中的大人物》（1852）、《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帕麦斯顿勋爵》（1853）、《革命的西班牙》（1854）、《18世纪外交史内幕》（1856）、《法兰西内战》（1871）、《哥达纲领批判》（1875）、《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所体现的思想关注现实的方式，尤其是《资本论》及其手稿对资本过程和逻辑的批判，以及晚年通过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文献（1877、1881、1882）、“历史学笔记”（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人类学笔记”（1879～1882）等对东方和古代发展道路的思考，我们可以看出，“世界历史”思想的确是一条红线，贯穿着马克思一生的思考轨迹和理论创作的始终。指出这些关联程度不一的文本，绝不意味着我也要重拾本文开始所指责的“痛说革命家史”那种方式，而是表明，对马克思来说，“世界历史”思想是一个蕴含非常丰富的宝藏，《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论述比较集中，概括起来比较容易，但我们在研究中切莫遗漏其他著述对它的补充、修正和发展；特别是我认为，表征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最重要的文本其实是《资本论》及其手稿，包括其中的《1857～1858年草稿》《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8～1859）、《1861～1863年手稿》《1863～1867年手稿》《资本论》第一卷（1867）、《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1872～1875）、《资本论》第二卷（1885）、《资本论》第三卷（1894）、《剩余价值学说史》（1905～1910）等，那里有《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没有论述过的大量问题，理论深度和思想容量都超越了《德意志意识形态》。

最后，我们说，“世界历史”诚然是思想史、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议题，更是实际的社会历史运动。从思想史的层面衡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世界历史”思想，必须看到，它所确立的“世界历史”的非观念性原则和对历史事件的“过滤”原则，是对近代以来维柯提出的“理想的永恒的历史”（the ideal eternal history）概念、黑格尔建构的“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体系和为青年黑格尔派所片面发展的主体性原则的重要突破；特别是它所强调的“世界历史”的推进力量不是纯粹的“自我意识”、宇宙精神和自然秩序，而是“现实的人”所进行的生产活动与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世界历史”的当代发展打破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资本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而共产主义是一项“世界历史性”的事业，更显示出马克思作为一代思想大师的思想深度、高瞻远瞩和实践意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历史”思想不为马克思所独有，但在这一思想长河中马克思永远是一块界碑。从实践层面衡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世界历史”思想，我们又必须说，尽管它旨在破除对“世界历史”的观念理解，但在具体论证和言说时，这本书某种程度上还是在抽象的理论层面展开的，与后来《资本论》撰写阶段以复杂的现实经济环境和深厚的历史意识为基础的情形不能相比；较之于马克思身后资本主义的实际变化和社会主义的坎坷命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看法虽然不能说有什么大的疏漏和失误，但起码是过于宏观和抽象的，因而也就难免有些隔膜和模糊，与实际情形有了一定的距离和差别。当然，我这里必须特别指出：这不是马克思本人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