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净土五经》与弘扬净土

近现代的一系列战乱，令佛教典籍与佛教寺院受到了严重乃至毁灭性的破坏。印光对此痛心疾首，并发愿十分重视佛教文化与净土道场的建设，并为此而身体力行之。

民国11年（1922年），印光应定海县知事陶在东之邀，修订了《普陀山志》。接着，他又次第重修了《清凉山志》《峨眉山志》和《九华山志》，为佛教四大名山的文化建设，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印光数十年如一日，募捐刻印和流通佛经善书无数，尤其在整理、刻印和赠送净土宗经典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传统《净土四经》（即《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和《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的基础上，他将《楞严经·大势至念佛圆通章》加入，扩为《净土五经》，广为刊印。他校勘了《净土十要》《净土圣贤录》等一大批典籍，并为此写了不同的序、跋，倾力刊印流通。民国19年（1930年），他指示明道法师在上海觉园佛教净业社内创建“弘化社”佛经流通处。次年，该佛经流通处迁往苏州报国寺，影响盛极一时。

民国21年（1932年），印光为灵岩山寺题额，恢复“灵岩寺”旧称，作《灵岩山寺永作十方专修净土道场及此次建筑功德碑记》，订立了五条规约：

一、住持不论是何宗派，但以深信净土、戒行精严为准。只传贤，不传法，以杜法眷私属之弊。

二、住持论次数，不论代数，以免高德居庸德之后之嫌。

三、不传戒，不讲经，以免招摇扰乱正念之嫌。堂中虽日日常讲，但不招外方来听耳。

四、专一念佛，除打佛七外，概不应酬一切佛事。

五、无论何人，不得在寺收剃徒弟。

并规定凡有违以上任一条者，立即出院。此规约谴责“今人多多谋夺他人道场”，弘扬了“以己所有者让人”之举，进一步明确了住持传承不论宗派的开放原则，传承是只传贤，不传法，透露出了变革传统子孙传法制度的信息，是奠定灵岩山寺作为当代十方专修净土道场的根本举措。

成名后的印光，深明“法不自宏，宏之在人”、“法不孤起，道在人宏”之理，多次在上海、无锡、苏州等地讲经，作提倡净土念佛法门的演讲，响应热烈。如民国15年（1926年），年已66岁的印光住无锡佛学会内，三日间求皈依之男女弟子就达200余人。民国18年（1929年），拟应广东皈依弟子之赴香港之请，后因江浙佛地信众尤多，应真达法师等的一再坚留，遂辞。同年十二月初八，在沪世界佛教居士林作开示（范古农居士作法语记录）。民国25年（1936年）10月，年已76岁的印光出关至上海觉园，参加丙子护国息灾法会，讲三皈五依，收皈依弟子甚众。他在教内外的交往，一直以其人格与平实的传教而感人至深，并为社会所传颂。

清末戊戌变法时，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以《劝学篇》上奏清廷，主张改全国70%的寺庙、寺产为学堂及其财产。其后，各地占夺寺庙寺产作校产乃至占为私有的风波四起，并延续到了20世纪上半叶。面对这股由社会权贵力量所掀起的风潮，印光多次主持策划保护佛教庙产的举措，挺身护教。

民国16年（1927年），因政界内有政客屡提庙产兴学之议，后又颁驱僧夺产的具体条例，印光特函呈时任内政部长的赵次陇设法，有关条例遂无形取消。后又继焦易堂居士等大力斡旋，始得将有关条例修正，僧侣得以苟安。

民国24年（1935年），民国政府全国教育会议议决：将全国庙产作教育基金，寺庙全部改为学校。并将此议呈请内政部、大学院备案。时任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的圆瑛法师与大悲、明道法师及黄涵之、屈映光居士等，同往报国寺叩关请示印光，印光即以卫教相勉并示办法。闻言后的诸缁素即返沪开会，举派代表入首都请愿，教难得以解除。

民国25年（1936年），印光支持、协助德森法师卫护江西寿量寺等地庙产，其时江西庙产危殆，三起风潮已历四载，是年始获保全，等等。

印光以普度众生之心，常参与救灾等慈善事业，热心社会赈济，且不涉虚名。如民国19年（1930年），他闻陕西荒旱，即汇银1600圆至郃阳赈灾。次年，他闻上年赈灾专款被人挪用160元设立“印光学校”与“圣量会”，不胜叹息，即于正月二十九日致函郃阳赤东村的村保长及族中父老，要求立即取消“圣量”名目，并另付200元作学校基金，此要求很快得以落实。类似的事例还有不少，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