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印光生平与《印光法师文钞》的面世

史载，印光的个性刚毅，颖悟力强。他自幼即随兄治儒学，“颇以圣学自任，和韩（引注：韩愈）欧（引注：欧阳修）辟佛之议。”后来他的眼睛患疾，几至失明，继而猛省，转而专研佛典，始悟前非，顿革先心。

清光绪七年（1881年），印光在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寺落发出家，皈依道纯长老。次年，印光在湖北竹溪莲华寺晒经时，读到了残本《龙舒净土文》, “而知念佛往生净土法门，乃即生了生脱死之要道。”未久，印光在陕西兴安双溪寺受具足戒。在寺中，他因善书写，得以负责戒期中所有写法事宜，全力以赴后，“写字过多，目发红如血灌。……因此目病，乃悟身为苦本，即于闲时专念佛号；夜众睡后，复起坐念佛；即写字时，亦心不离佛。故虽力疾书写，仍能勉强维持。及写事竟，而目亦全愈。由是深解念佛功德不可思议，而自行化他，一以净土为归。”他这种终极信仰的个体选择，被后人视为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净土法门得以中兴，实肇端于此。”

光绪十二年（1886年），年已26岁的印光赴北京怀柔，到净土道场红螺山资福寺专修净土念佛法门，发愿继承东晋时庐山东林寺慧远所创导的莲宗遗风，为此自号“继庐行者”，以明其志。在其后的三年中，他“念佛正行而外，研读大乘经典，由是深入经藏，妙契佛心，径路修行，理事无碍矣”。光绪十六年，他至北京龙泉寺任“行堂”一职。是年冬，他行脚东三省，于白山黑水中，持一钵而苦行。清光绪十七年，印光住圆广寺。

光绪十九年（1893年），普陀山法雨寺化闻法师到京恭请佛藏，印光与他相晤，并应他之邀约而伴行，南下到法雨寺，安单藏经楼。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印光与虚云法师会晤于法雨寺。是年夏，应寺众的一再坚请，印光开讲《弥陀便蒙钞》，讲毕，即于寺之珠宝殿侧闭关修持。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印光在法雨寺闭关，写作《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日后成为《增广印光法师文钞》的首篇）。

同年，印光与到法雨寺凭吊化闻和尚的高鹤年居士（1872 ～1962年）初次晤谈，对高氏简略开示了净土宗信、愿、行的修持法。其后经年，印光与高鹤年两人多有信函往来与直接面晤交流，这也隐含了本欲隐居在普陀山法雨寺修持的印光日后得以名满天下的契机。

清宣统三年（1911年）夏，印光与太虚法师会晤于普陀山，印光颇嘉许太虚的诗文，作二偈赠之，太虚亦以二偈和之。

至民国元年（1912年），印光出家已逾30年。在此期间，他“始终韬晦，不喜与人往来，亦不愿人知其名字，以期昼夜弥陀，早证念佛三昧。然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德厚流光，终不可掩”。是年，高鹤年居士携印光的数篇文稿，刊登于上海的《佛学丛报》，署名“常惭”。当时的印光虽未广为人知，文字般若却已引发了教内善根们的高度关注。

民国6年（1917年），徐蔚如居士印行《印光法师信稿》，内收《与其友》三函。次年春，徐蔚如居士在京印行《印光法师文钞》，内收文稿22篇。徐氏再至普陀山拜会印光，获稿颇多，并承佛友录稿寄达。

民国8年（1919年）秋，徐蔚如居士印行《印光法师文钞续篇》，内收文稿38篇。是年冬，徐氏与商务印书馆接洽，重付排印。次年，徐氏对《印光法师文钞》复有增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铅印本，于扬州藏经院出木刻本。

民国15年（1926年），线装四册的四卷《增广印光法师文钞》由中华书局排印，是为正编《印光法师文钞》。其后，在上海佛学书局、苏州弘化社不断重印。随着《印光法师文钞》及其续篇的广泛流布，“由是而慕师道德，渴望列于门墙之善男信女，日益众多。”以至“各地闻风皈依者日必数起，且有函求训示者，日或数十封。（印光）虽精神矍铄，从容应付”。与其他佛门大师的文集不同，《印光法师文钞》及其续篇、三篇，主要由印光给四众弟子尤其是俗家弟子的书信组成，这也正是印光的弘教特点之一。

民国24年（1935年）2月1日，年已75岁的印光因“去冬夜校书于电灯下，目大受伤”而作《谢绝函件启事》，同时刊于《新报》《申报》和《佛学》（半月刊）上。但他的慈悲心决定了他不可能真正做到此点，故在圆寂前的几年，他还是写了不少传世的信文，结合来函者的各种人生遭际与信仰弥陀净土时遇到的各种问题来提供答案，以弘扬净土之教。文字平实无奇，是这些信文的最大特色。

晚年的印光，为免声名之累及俗事之扰，多次在苏州报国寺长期闭关修持。

民国26年（1937年）初冬，日寇燃起的战火弥漫苏州城，年已77岁的印光难以继续于报国寺静修，遂顺灵岩山寺监院妙真和尚及众弟子恳请，移锡灵岩山寺安居。

民国29年（1940年）10月，印光提议妙真任灵岩山寺住持，获众僧赞同。十一月初四，他对妙真留下口头遗嘱：“汝要维持道场，弘扬净土，不要学大派头。”后预感时至，不复他语，只是念佛，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西逝，世寿八十，僧腊六十。

晚年的印光虽因《印光法师文钞》的流布而名声在外，却依然一如既往地淡泊名利。针对当时不少佛教僧众热衷经忏、追逐世俗名利和忽视修持的倾向，他个人明确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三不”原则，即“一生不与人结社，即中国佛教会，亦无名字列入”。“一生不收一剃度徒弟，不接住一寺”。并终其一生而力行笃行贯彻之。在当时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的僧尼团体中，印光是佛门内名副其实的清流人物及其象征，他重实际修持，反对铺张渲染，以文字般若的力量，以一己独立的风骨、人格、佛格的力量，以一己独立的严谨修持、身教重于言教的方式，对包括弘一法师等高僧在内的广大佛教信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印光一生以往生净土为追求，蔑视来自世俗的各种荣耀，屡称：“光无实德，若颂扬光，即是敛大粪向光头上堆。”强烈反对弟子们对自己的崇拜，反对他人称自己为菩萨。对来自政治层面的褒奖，印光也同样如此对待，如在民国11年（1922年），因印光的道行卓越，民国政府徐世昌总统特题赐“悟彻圆明”之匾，印光对此同样是淡然对之，若罔闻知，或又言增己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