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非宗教大同盟之诤言

常乃德

编者按：常乃德（1898～1947），字燕生，笔名惠之、平子、凡民、新光等，山西省榆次县人。中国近代史学家、社会活动家。1913年，入太原阳兴中学。1916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史地部。1920年与徐名鸿、周予同等创办《平民教育》杂志，提倡平民教育。北京高师毕业后，曾留学日本，不久回国，先后任北京高师附中、上海吴淞公学教师和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室编辑。1924年春，到燕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历史。1926年7月，在中国青年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此后他连任九届该党的中央委员。1927年，到上海，供职于中国青年党总部，并主编《醒狮》周报。一度在上海大夏大学授课，编有《历史研究法讲义》一书。1934～1944年，历任山西大学、四川大学、川康工农学院、华西大学、齐鲁大学的教授。1947年中国青年党完全投靠国民党政府，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和国府委员。数月后病故于华西大学医院，时年49岁。常乃德一生撰写了大量的史学著作，相关著述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内容：一、史学理论，如《历史的本质及其构成的程序》《历史与历史学观念的改造》等；二、中外历史著作，如《中国文化小史》《中国思想小史》《文艺复兴小史》《法兰西大革命史》等；三、历史哲学，如《社会科学通论》《生物史观研究》《生物史观与社会》《历史哲学论丛》等。关于教育方面的著述，后辑为《全民教育论发凡》一书。常乃德的主要著作均收入黄欣周编的《常燕生先生遗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

本文系常乃德与友人合写的文章，故文中常使用“我们”一词以表达观点，后因其友人不便署名，故单署常乃德之名。常乃德并非基督徒，亦非任何一种宗教的信徒，而是一个崇尚科学真理的知识分子，亦镜先生盛赞其站在超然之地位，详尽而得当地指摘非宗教者之谬误。文中作者一一列举了对于非宗教同盟电文的诸多不解之处，归结起来，大致如下：一、在反宗教时，将以科学的真理为根据和以共产主义为根据两者混淆起来；二、因个别不良的信徒和教会的行为而迁怒于全体教会，乃至基督教教义本身；三、将基督教被帝国主义所利用而等同于基督教为帝国主义的先驱；四、笼统其词，殃及一般信徒。在对非宗教同盟的文电进行剖析之后，作者又指出了非宗教同盟诸公在态度上的不妥之处，如无论是非曲直一概地谩骂，武断、感情用事，不够尊重异己的人格，不能够平心静气地聆听异己的言论等。最后，作者表达了自己较为客观中立的观点：一、宗教的本质与科学真理相冲突，故相对地赞成非宗教的运动；二、反宗教的理由，只有与科学真理冲突这一项，其他的指责均非宗教本身之过；三、非宗教运动应尊重对手之人格，不可谩骂；四、虽承认科学的发现是真理，但以自己的信仰干涉异己之人，与思想自由相违背；五、现在的反对宗教的电文中，有思想专制的余毒，应反对之；六、应热心地宣传科学的真理，客观地批评揭破宗教的谬误；七、对非宗教大同盟的劝告是友谊的劝告，无袒护任何宗教之意在内。

原文载《上海时事新报》，1922年，4月12日，后收录于真光杂志社编：《批评非基督教言论汇刊全编》，上海：中华浸会局，1927年

在轰轰烈烈的“非宗教大同盟”“非基督教同盟”运动之中，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已在北京开会了，两方面既无何等短兵相接之事实，仅仅发宣言打电报之类，原是个人的言论自由，无所用其评论。根本的主张我们原是很赞同的，更不必对于自己的友人攻击，而助敌人张目。不过若从另一方面看到我们既不是基督教徒，或基督教的拥护者，我们对于非宗教大同盟所以不敢表示满意者，也并非因其阻碍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开会的缘故，则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开会与否，与我们毫无干涉，既然基督教学生同盟照旧开会，我们为真理起见，也不能不对于这个问题，仍然加以讨论。而且照目前群众的狂热状态看来，我们对于思想界前途的自由问题，实不胜区区忧虑之至，不能不令人联想到这几年的思想改造运动，未免太无功效，韩昌黎一派的原道见解，仍然盘踞于中国学者脑筋之中。“蒙共和之名，而行专制之实”，这是几年来政治上伤心的状况：我们不愿眼见学术界中，也有同一的现象发生。而不幸环顾近几期来的言论，除了周作人先生等五人的宣言，及棱伽先生的一篇评论，（见三月三十一及四月二日晨报）——主张果然相同与否，是另一问题——之外，满纸所载，都是些“利剑诛魔”“决死一战”等等令人生栗的名词，竟没有第三篇敢表示异议的文字（据我们所看见的而言）。我们前几天，虽也曾对此问题，略略谈过（见三月廿三日时事新报）；但一者是附带着谈的，故语焉不详。二者当时对于此运动，虽以为无号召之必要，但还觉着既然有人号召起来，也未尝到不可表示相对的同意。及至近数日来，看了各处的宣言通电等措辞，令人不由感触长此下去所生的好果，将不及其恶果之多。因此不得不变相对的赞成，而为决然的反对。且那篇文字的后半段，对于别一问题，会因一时感情的关系，措词未免有过当之处，也陷于同一“原道式”的态度，故尤有藉此表示忏悔的必要，我们觉着在群众热潮之中，应当仍保持个人的思想自由之权；故我们为人格起见，为真理起见，敢对于非宗教大同盟诸公，进一点忠告。

在进于评论之先，应当先表明自己的主张，以免去许多的误会，我们是相信科学的价值的；我们也相信原始的宗教与科学有许多冲突的事实；我们相信在二十世纪里将无宗教存在的馀地，我们相信在中国的现状之下，更不能容丝毫的宗教思想深入学术界；我们尤其相信，欲改造中国的思想界，非绝对的坚持科学的理论科学的态度不可。如果这一次的非宗教大同盟，果然尽如王星拱先生等的“非宗教者宣言”中所说，仅仅为“我们不信仰一切宗教的人”，根据我们的“自由”权利，来作“我们的宣传运动”，而并不“想靠一种强有力者的势力压迫或摧残信仰一种宗教的人们”，则我们对于这种运动，不但不敢反对或许还要表示热烈的欢迎；但不幸我们看了近来一切报纸上发表过的宣言通电之后，我们只觉得虽然发起诸公都很有澈底的觉悟，而终久胜不过一切摇旗呐喊声中的“武断”“谩骂”“凶暴”的空气。在发起诸公，或者明知其误。而因一时利用以扩张声势之故，不免有包容一时以徐图补救的苦心。但是我们很恐怕这种苦心，不为一时摇旗呐喊的群众所了解，转移助长“武断”“谩骂”“凶暴”等非科学的气焰。固然彼此根本的主张是相同的，而且在这种大运动中，还有我们许多平生最敬爱的师友在内；但我们总不忍以一时感情上的拥护而抹杀真理的实际。我们相信群众有时也需要规诤的人，我们愿意以至诚恳的意思，而进此不入耳的规诤。

还有一层：我们现在所欲对言的，是“专为解脱宗教羁绊发挥科学真理”的。非宗教大同盟，是称为“无论贵族平民，只要他是非宗教”，都可加入的。非宗教大同盟，若是单根据共产主义而反对基督教的，我们从态度一方面看，认为他是言行一致，不愿加以反对。因共产主义，是一种信仰；既然觉得基督教是与共产主义根本冲突，（究竟冲突与否，我们此处不愿加以讨论）自然应当表示反对。这是言行一致。至于为维持科学而起的同盟，则应完全依据客观的真理，不应当还夹杂有丝毫的感情的主观态度。若也陷于同一的论调，则是言行已先不一，我们即是对于这些言行不一的群众，要加以规诤。

我们很赞成陈独秀先生的“基督教”与“基督教会”分别讨论的主张（见先驱半月刊的第四号）。我们看了近来一切攻击宗教的文章，即觉此两点的区别，并未分辨清晰。在许多文电中，所举出的基督教的恶点（姑以基督教代表一切宗教）。总括起来，不过“束缚思想”“残杀人类”“拥护阶级主义”“暗行侵略手段”的四种。我们觉得这四种之中，前两种是指基督教本身的教义及过去的教会而言；后两种是指现在的教会及其信教徒而言。我们愿意先请问非宗教大同盟的诸公一句话。公等反对基督教，还是反对他的教义呢？还是反对教会的行为呢？抑或两种都在反对之列呢？以我们愚拙的想头，公等的反对宗教，既然专为“发挥科学真理”，则只有与科学真理相违背之点，才在被反对之列。以此而论，则基督教义与科学真理冲突，固然应当反对；但除此之外，我们愚拙的脑筋，竟终想不出“拥护资本家”“实行侵略”等事，与科学真理有何干涉，而劳诸公也加入在反对理由之内？这是我们所不解者一。

若说诸公的反对基督教，不仅在拥护科学一点，而也兼含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爱国主义”等等的色彩，则且无论此已与非宗教大同盟东电所说“不承认是过激党”及“贵族平民都可加入”等语自相矛盾；即专就此而论，基督教的本身，是否与此数点有必不可解散的因缘？诸公对于此究竟有了重视的研究没有？这是我们所不解者二。

以我们看到，基督教教义，诚然有许多处是与科学真理反对的；但是我们相信现在的基督教徒，已不是三百年五百年以前的基督教徒，我们不相信在现在基督教的国家内，对于科学事业的发展还有多大的阻力。英国美国是基督教国；但他们的科学进步比非基督教的中国究竟谁好谁坏？我们不知诸公对此点曾研究过没有？这是我们所不解者三。

我们不是说英美的科学进步，由于有基督教；我们也不是说现在的基督教徒，果然都相信科学的真理；我们只是问现在的基督教会，对于约束思想的事业，还有几多的大影响，要我们费九牛二虎的力去对付他？这是我们所不解者四。

我们也知道诸公中，有许多是曾经在法兰西等宗教馀毒尚盛的国家内住过的，眼击他们教徒的横暴态度，因此才惹起一片的义愤心；但是中国基督教是否有如在法国那样的事例？将来的基督教是否还能发展到若何地步？别国的情形是否以照抄中国来？这是我们所不解者五。

宗教对于束缚思想的恶影响，我们虽然不承认现在还有用全力反对的必要；但是还可加以相对的赞成。至于惨杀人类的事，我们不知现在的基督教徒还有谁曾作过这类的罪恶？这是我们所不解者六。

我们也知道十五六世纪的异端裁判所的气焰，曾经惨杀过多少为文化先驱的志士；但是过去的事件，是否还可以当作现在攻击的资料？依据何种科学公理而可以蔑视时代的观念？这是我们所不解者七。

如果承认过去的罪恶。还可以为现在攻击的口实，义和团时代的中国人，也曾惨杀过许多无辜的外国人，是否根据此理，诸公也承认全部的中国人应当退出于地球之外？这是我们所不解者八。

若说惨杀人类是指现在一般顽固的宗教师而言，如去年报上所载西安某牧师打破学生头颅的事情；但不知现在的基督教徒，曾经作过，如西安某牧师的事的有几个人？是否以少数人的罪恶，便可加之于全部教徒乃至其教义本身上？这是我们所不解者九。

如果承认这公理则诸公是否也承认因冯国璋一人的焚烧汉口便主张全部中国人都是杀人放火的匪徒？这是我们所不解者十。

如果承认少数人的行为可以代表多数人，则我们眼见过许多的基督教徒在病院里在学校中在讲坛上作过许多热诚的努力的事业，何以不见诸公提起？是否科学家的态度应当以好恶来转移事实？这是我们所不解者十一。

至于拥护阶级主义一层，诸公究竟根据何种研究而加此名与基督教？以我们看来，基督教经典之中八福的标准，如骆驼进针孔的喻，都是为贫人帮助的呼声。是否这些教义可以不理而专责他的帮资本家一方面？这是我们所不解者十二。

我们不是说基督教便是老牌的社会主义；我们也不能便说他是拥护资本主义，若从教义的本身看来，我们觉得倒是平等的意味多些。即使不承认这一层，是否可以把他的至少总含有一部分的平等色彩的方面一概抹杀，而武断的加以恶谥？这是我们所不解者十三。

若说拥护阶级主义一层，是专指现在教徒的吮痈舐痔行为而言，我们不知这一种个人行为何以便可以移为攻击全部基督教乃至全部宗教的口实？这是我们所不解者十四。

于一部分伪宗教的堕落行为以外，诸公是否还承认尚有另一部分热忱高洁的真正教徒即使是极少数的，根据何种调查，而可以武断全部基督教徒都是贵族资本家的走狗？这是我们所不解者十五。

若说诸公的攻击既不是对基督教的教义，又不是对少数的热忱信教者，只是对于大部分吮痈舐痔的基督教会及其信徒而言；则诸公自始何不即将目标明白标出而比笼统其辞，致使一般的无辜教徒也受其殃？这是我们所不解者十六。

若因教会的行为，而遂迁怒于其教义本身；遂武断基督教既是资本主义的护符；则达尔文的进化论尼采的权力意志说，乃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也会为某种人所利用以便其私图，诸公对此，是否也将向其学说主义的本身攻击？这种攻击是根据何种的逻辑而来？这是我们所不解者十七。

即使承认基督教与阶级主义有不可解散的缘故；则何以非宗教大同盟的东电中，又会恳切的说明，“无论贵族平民……”都可加入？阶级主义的本身的贵族资本家尚可加入，何以拥护阶级主义的宗教反在被攻击之列？这是我们所不解者十八。

若说同一非宗教运动之中，而各人的立足点不同，有根据科学真理而攻击宗教的，有根据共产主义而攻击宗教的，则以两种目标不同的非宗教运动中，何以对于与自己外表相近，而容易被人误解的运动，不曾闻有彼此划分界限的声明，根据科学真理，标明“无论贵族平民……都可以加入”的非宗教的同盟，何以不闻对于四方响应的文电中所举的拥护阶级主义等罪名加以辩解或纠正？是否默认这种罪名也在自己攻击的范围之内？这是我们所不解者十九。

既然各人的立足点不同，则根据科学真理的同盟，所攻击的，自专在基督教原始的教义，而不在现在一般的教徒；根据共产主义的同盟，所攻击的，又应专在现代的教会而不在原始的教义；何以两方面对于全体的基督教与基督教会，都不曾有分别攻击的声明，而一概加以笼统的谩骂呢？这是我们所不解者二十。

至于骂基督教为侵略主义的先驱一层，我们尤其觉得可笑可怜；想不到一九〇〇年拳乱年代士大夫的脑筋到二十二年之后，在自命为拥护科学真理的智识阶级中还会出现。我们不解诸公所谓侵略主义者是指基督教义的本身，抑是指现在的教会，抑是指现在的教会中的个人，抑是指基督教及利用基督教的国家及政府？若是指原始基督教的教义，则我们虽不肖，也曾将新旧约等书从头至尾翻阅过一回，实在看不出在他的教义中含有几多的侵略思想。不知根据何种的护佐，便说基督教是侵略主义的先驱？这是我们所不解者二十一。

若说对他的教会而言，则教会固然对于列强的侵略手段，作过不少的帮手；但他同时也未尝没有替弱小的民族喊过不平的声音。我们固然相信传教师是瓜分非洲的先锋队；我们却也相信传教师是灌输朝鲜人以独立思想的天使。我们固然不能因为基督教会祈祷和平便加以赞美；我们却也不能因为他曾祈祷本国战胜便说他是赞助侵略主义。我们的意思，觉着教会只是一个空洞的团体，被侵略主义者利用便是侵略主义；被和平主义者利用，却也不难变为和平主义，以外来的势力而当作固有的原质。这不知是根据何种化学的分析？这是我们所不解者二十二。

若说正因为他是空空洞洞的傀儡，容易被人利用，故我们当加以攻击；则以我们看来，一切的学说教义，都是空空洞洞的性质，都有容易被人利用的嫌疑。即如诸公所大擂大吹的科学真理，自发明以来被野心家利用为侵略之具，也不知多少次了。诸公何以攻击？这是我们所不解者二十三。

若说现在的基督教会，都是些侵略主义的傀儡，故我们当一概加以攻击，则诸公何不专攻击侵略主义的教会，而另外提倡一个自由自立的中国基督教会？（此语似不能责望非基督教诸公）这是我们所不解者二十四。

若说现有的基督教会，无一能脱离侵略主义的利用；则我们愿介绍诸公看看，在美国一种非战主义最盛大的Qia kers宗，不知诸公也还说他是侵略主义的傀儡不是？这是我们所不解者二十五。

若说在中国的教会，便都是侵略主义的先锋队；则我们依偎在弱小的国家内，无有一件事情不可为强者侵略的利用之具。即如修铁路开商埠等事，无一不是我们吃亏多。诸公不知是因此也便要维持向来的锁国主义，拒绝交通和贸易的进行，而恢复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地位？这是我们所不解者二十六。

至于此次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我们虽然不敢说他便是什么和平的天使，大同的福音；但也不过是几个迂腐的宗教家，作那吃饱了饭没得做的闲事罢了。诸公究竟根据何等秘密的消息，而把他当作是侵略者代表的宰割会议，大惊小怪地从事反对？这是我们所不解者二十七。

若因为与自己主张的科学真理相反对的缘故，而遂不惜加以侵略主义的恶名；真正科学家的态度是否应当如此？这是我们所不解者二十八。

若说诸君所谓侵略主义是指基督教的信徒中，曾经出过许多的野心家，或者说现在的基督教徒中有许多是甘心为侵略主义利用作走狗的；则这种个人的行为为我们已经屡屡说过，不能拿来当作攻击教会本身的资料。除了这些野心家走狗之外，基督教中也还出了许多热心的志士为社会牺牲的健者，不知反对宗教的诸公对此注意过没有？这是我们所不解者二十九。

若说指利用基督教作侵略的国家政府而言，则我们只有反对这种国家政府便已够了，不知何以必须牵及宗教的本身？这是我们所不解者三十。

若说宗教是侵略主义的工具，非先推翻这种工具，不能达到侵略主义的本身；则我们的意思，觉着为侵略主义利用的工具，恐怕不止宗教一种；即如根据科学真理所发行的轮船，火车子弹炮药无一不比宗教的功用大，诸公何故不先反对这些？这是我们所不解者三十一。

若除了被人利用的范围以外，在基督教及教会及教徒的本身方面，诸公能找出许多的侵略之点是含在他们本身的属性当中的？这是我们所不解者三十二。

从以上层层的推理下来，我们觉得自认为拥护科学真理的非宗教大同盟的诸公所举给我们的反对基督教的理由，在我们看来实在有不敢轻易赞同的地方，我们的意思，以为我们既然打了科学真理的旗号来和一切宗教反对；则我们自己便不能不先留心检点一下，把一切带有宗教意味的“武断”“谩骂”“凶暴”等态度收好了，专一依据客观真理的标准来平心静气地讨论。若依这个标准讨论下来，则我们以为我们现在若反对宗教可依据的理由，也只有与科学真理冲突的一项。然而这一项只是对于原始的教义而言；对于现代的教徒已不甚切合。其拥护阶级主义及侵略主义两项，只是阶级侵略主义本身的罪过，不能波及宗教的本身。至于惨杀人类等罪名，则直是张冠李戴栽赃诬陷的手段了！奉劝非宗教运动的人，先留心把自己的这种宗教色彩去掉，再来说别的话罢。

以上只是说得理由一方面，我们虽然大部分不赞成；但终还有一小部分可以相对的赞成的。故我们前几天，还只持旁观的态度，不愿出头反对；但是若再从诸公所以发表这种主张的态度上看起来，则我们觉得不妥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为维持科学的真理起见，我们更愿意把这种非科学的态度，提出来与大家纠正一下。

我们以为：我们的主张无论如何，都是可以的。我们如果相信基督教乃至一切宗教是万恶的源薮，而愿意挺身出来反对，这原是个人主张的自由，无所谓不可。不过我们言论之际，总要对于对手的方面，而尊重他的人格。乃关于连日报纸所载的文电，侈口谩骂之辞，连篇累牍，如“欺骗之毒计”，“穷邪极祟之说”，“怙恶不悛”，“以为杀尽世人之预备”（北京平民大学喻森等电文）；如“恶魔”，“鬼伥”（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会经受等电文）；如“邪僻自态”，“肆愚蛊群众之毒”，“誓不容彼恶魔再叫嚣于此华严世界”（北京美术学生启）；如“怪物”，“包藏祸心”（芜湖五中祖茂林等电文）；如“余孽”，“丑类”，“间谍”，“走狗”（北京高师电文）；如“毒焰”，“妖降”（保定高师电文）；如“卑污手段”，“冥顽不灵”（长沙湘乡中学电文）；等等名词若详细举起来，真是举不胜举，我们相信纯洁的青年诸君，决不是惯于骂人的；不过应怪平时对于“祭鳄鱼文”一类的文字读得太熟了，因此一遇义愤填胸的时候，便不免随笔写出这些话来。殊不知我们所以排斥宗教思想，而采用真理者，正因为宗教是主观的，武断的，不论是非而一概谩骂的；若是自命为拥护科学的人，而也持这种统一的态度，我们又何苦以暴易暴，排斥那个而信仰这个呢？这是我们对于诸公的态度觉得不妥的地方一。

再看到诸公所举的对付的手段上，更令人不敢同意了。诸公里边固然有许多人口口声声说我们只是自己宣传主张的一种运动，并不迫害他人的自由；但是我们看了一切“露布式”的文电中，所用的语句，如“灭此人类之毒，朝食而甘心”（喻森等电文）；如“急掣利剑以扑此魔”（芜湖五中电文）；如“与彼恶魔决一死战”（北京新华大学学生宣言）；等等话头，实令我们欲为诸公辩护而无从。我们古人相信二十世纪第二十二年时代，自命为拥护科学的青年，决不会还有那十九世纪末叶崇拜大师兄二师兄的中国士大夫的杀人放火的思想；我们既不是基督教乃至任何宗教的信仰拥护者，尤其不必深文周纳，说诸公将有若何若何的不规则之举动乃至意欲；不过我们若从几千年一脉相传的自命为“攻异端辟邪说”的中国读书人所常用的“人其人火其书”等口吻上考察起来，则不能不令我们怀疑是否二十世纪的青年能够脱离古代学术专制的恶习，而真正了解思想自由的价值？我们以为我们固然要维持我们的思想自由；而同时也要尊重别人的思想自由，一切近似攻异端关邪说的态度话头，总以避免为是，否则这种态度发表出来，纵然限于环境，不会引起什么实际上的举动；但只有这种闭着眼不看别人的思想，传播到青年的脑筋里去，也就很可怕了，这是我们对于诸公的态度觉得不妥的地方二。

再者，诸公对于攻击基督教所举的理由，我们上边已经逐一考察过了，我们觉得这些理由之中，发现一个共同的误点，即是推理的态度太笼统太武断了。如喻森等电文，把“欧洲前者之百年战争”，“近世威廉第二之并吞宇内，协约之联盟攻德，兵燹连年”，都归到“无非该教推崇至尊奖励虚荣所致”，这些所举的事实，都是稍研过历史的人，都晓得的。果然是由于基督教的缘故吗？恐怕说欧洲大战由于基督教，还不如说是由于科学上的发明倒较为近情理些。我们是否也因此而反对科学的发明呢？又如曾纪受等电文说：“毒害所播，远过于军阀财阀”；又说：“尤恐演成宗教战争”，真个基督教比军阀财阀还利害吗？中国将有宗教战争，是从何种推理上得下来的？又如中华心理学会宣言中说：传教的“来自西国者，大都是智识低下”的人；“产自本国者”，又“大都穷极无聊的藉此糊口”；我们以为：下句话说本国的信教徒还有理；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以为无用全力攻击的必要。至于上句的“智能低下”，不知根据何种的心理测验而来？所谓低下不低下，究以何谓标准？又何说他们所传的道都是“寡廉鲜耻的道”；若如此说则讬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也是“寡廉鲜耻”的道了。果然么？（以上都见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二日的晨报）以上所举的话，我们认为是一时感情过度而生出措辞失当的话，原不必执此以为反对的材料；不过我们既然打了科学真理的旗号，应当一字一句都准照科学的态度去发表。一切武断的话语，似乎总应免除才好。这是我们对于诸公的态度觉得不妥的地方三。

还有深文周纳的毛病，在诸公的文电中，也是不免的。如芜湖五中电文说基督教的举同盟于北京是“藉以逐其侵略之野心”，乃至同此论调，到处皆是，最显著的，如北京高师宣言，把“胶澳沉沦”，“广港租割”，都归宗教的原因上，我们固然知道这些“沉沦”“租割”，都是由于教案起的；但请问单据这个，便可以为攻击宗教的理由吗？然则幸而当时山东广东人所杀的是牧师信徒之类；假使当时所杀是一队为发现科学真理的探险队，是否德法政府便可以就此甘心下去？假使他们也一样的要割我们的胶澳广港，我们是否也因此便连科学的探险都反对吗？深文周纳，总不是自命为拥护真理的人所应持的态度。这是我们觉得不妥的地方四。

还有一层：最大的毛病，到处都是的。我们觉得诸公对于异己的言论，太不平心去听，太使用诡辩的手段了。周作人先生等五人的宣言姑无论他平素的主张怎么；只就此宣言而论：总算是平心静气毫无偏袒的话。乃诸公对于这个宣言所发表的意见，竟无一不是诡辩的论理，如非宗教大同盟东电所说，他们“对于非宗教同盟反对而对于耶教学生同盟不反对”，便是“已有拥护宗教的嫌疑”；殊不知耶教同盟的宣传运动，并不会干涉人不信教的自由，他们只是宣传他们的教，我们有何权利去加以反对？若是引诱你入教，便算侵犯人的自由；请问你若打定主意不受他的利诱，他能够用什么强迫手段破坏你的节操？寻常的法官，也还知和奸与强奸的性质不同，我不信深明论理的人，会分不清利诱和威迫的区别。至于非宗教大同盟，若也真能遵守向来的宣言，只在“保护我们的自由”一方面去努力，我们原不必反对；不过诸公究竟是否言行能够一致，请你们自己把自己的一切“檄文式”的言论，仔细看看，便可不再说什么“觉自彼开”的一类的诡辩的话了。还有中华心理学会“告主张信教自由者”一文，既说“信教自由是对于强迫宗教而起”，又说“始终不应当有何种表示干涉我们的无神教”，我们不知为什么强迫信任何宗教便应当反对，强迫信无神教便不应当反对？又说耶稣教强迫儿童受洗读经，我们不知假如你家父母不愿你的儿童入耶稣教会，他们能够用什么方面来强迫你？信教自由者所反对的强迫，乃是指不是本人意思的强迫；若把自己愿意受的行为也叫做强迫，那真无处不是强迫了！又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作自己不要的东西，也不让别人施给人讲，这种讲法不知是根据那一家的注疏而来？总之信教自由，是一个普遍的原则。我们应当公平的使用，不能随自己意，想用便用，不想用便罢。只是我看了现今的“无神教”家一切诡辩的态度，只怕弄到末了“图穷匕首见”的时候，还有主张废弃信教自由的人哩。若是真正不懂思想自由的需要，倒不妨老老实实索性主张废弃，倒还不失为秦始皇一流的好汉罢。此外如陈独秀先生致周作人先生等的信（四月七日民国日报），硬说他们是“不容许反对宗教的自由”，已竟是对于原来宣言不曾细心看过而发的很可笑的议论了；又说“狂思想狂议论”是“趋理性的好现象”，我们不知理性二字是怎样讲的？我们看来“理性”二字总该含有一点公正的批评的态度；而排斥一切武断谩骂的感情作用，以青年人固然不可过于消极，似乎也不便过于太狂了。义和团时候的中国士大夫，何尝不是“义愤填胸”；难道这也是趋理性的好现象么？至于租界的禁止开会，原应当反对；但是我们反对，是应当反对他们的干涉我们集会结社自由权的行动，起先的基督教，并没有禁止我们不信宗教，与这件事情不是一个问题。自命为拥护科学真理的诸公，似乎不至于对这一点区别还分不清楚罢。此外还有一派人，说“真理和宗教的战争，绝不是像十字军义和团的宗教的战争，为了真理而引起战争，我们是不避的”，这些话不但可笑可怜，抑且是可怕了！我们固然自己相信自己所信的是真理；我们能够也担保别人也承认我们所说的是真理吗？十字军中的耶稣教徒，何尝不自以为是真理，而回教非真理；上佛骨表的韩愈，何尝不自以为是真理，而佛教非真理；捉拿过激党的中国官厅，何尝不自以为是真理，而共产主义者非真理；压迫儿女的老顽固，何尝不自以为是真理，而青年非真理；乃至于杀人放火的义和团，也何尝不自以为是真理，而一切大毛子二毛子为非真理；自己相信是真理便可蔑视别人的真理吗？便可不避战争吗？以我们看到，信教自由的原则正是因为这些各执一是的真理，无从判定，因而才想出来的缓冲之法，真理是辩论出来的，不是用强迫势力所能做得到的，奉劝自以为是拥护科学真理的人们，先抛弃那武力万能的迷梦罢！

我们以上的话，也说得多了。如今总结起来，表明我们自己的主张和理由如下：

一、我们相信宗教的本质是与科学真理冲突的；故我们在现代虽不认为必要，而可以相对的赞成非宗教的运动。

二、我们以为反对宗教的理由，只有与科学真理冲突的一项；此外拥护阶级主义侵略主义等，都不是宗教本身之过，我们不可任意捏造罪名。

三、我们以为主张尽可不同，而对手的人格不可不尊重，故对于一切非宗教运动中，谩骂之辞，以为无取。

四、我们根本上反对一切“定于一尊”的思想，故我们虽承认科学的发现是真理；但如果因为自己的信仰而干涉一切异己的人，我们认为与思想自由相远。

五、我们觉得在现在一切反对宗教的文电中，确有这种思想专制的馀毒在内。我们认为这种态度，与此后思想自由的前途，大有关系，故不能不用全力来反对。

六、我们以为现时我们非宗教运动所能作的，一方面在热心的宣传科学的真理；一方面在客观的批评揭破宗教的误谬；对于对手的人格问题，不可妄加攻击，尤其不可有用势力干涉的迷梦。

七、我们对于非宗教大同盟的劝告，是友谊的劝告，是春秋责备贤者的意思，并非有袒护任何宗教意思在内。也不是对于宗教家的误点便忽略过了。希望宗教家不必拿我们这话来做辩护自己的口实。

我们虽然不客气的批评现时的非宗教运动；但对于诸公的热心，我们都佩服的。我们文中所驳斥的诸文字，是只就该文字的内容而论；对于各作者的人格学识，我们都很尊敬。并且我们所批评的，还有需要我们所最崇拜的师友在内。

我们不希望群众在狂热的状态中能够容纳异己的意见到若何程度，我们只希望保持自己的良心，不至被群众狂热的潮流一概席卷了去。我们的意见能够引起群众的悔悟呢？不能引起悔悟呢？我们自己也不敢预知，只好看中国现在新知识阶级的道德的程度是怎样罢。

我们反对这样含有宗教性的非宗教大同盟，也和我反对一切含有宗教性的宗教一样。

（附白）此问原打算与一位朋友共同发表的，故篇中措词都是共同的口气。现友人因别种关系，不能署名，故由我一人负责发表。著者附志。

这篇文章，是采自上海时事新报（四月十二日的《学灯》）。著者既自声明不是基督教徒或基督教的拥护者，他规诤非宗教大同盟的说话，遇着关涉基督教本身之处，当然与我们做信徒的人所说的不同。我转载他这篇文章的用意，只取他是立在超然的地位，指摘非宗教者的谬误，能那么详尽那么得当，是中国今日一极有关系文字，有介绍给国外基督徒和非基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