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曹魏文化与许昌

王海升

许昌地处中原腹地，系南北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三国志·魏书·荀彧传》云：“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秦设郡县，许地始称许县，隶颍川郡（郡治阳翟）。秦亡汉兴，汉袭秦制，许县仍属颍川郡，以后近四百年无大变化。东汉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以后，对许县进行全方位、大规模地开发建设，使许县成为中国北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列五都之一。许县能以显赫的政治地位出现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是曹操对许县开发建设的结果，反过来，曹操也正是在这块中原沃土的哺育下，才能在群雄争霸之中、风云变幻之际，“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削平群雄，统一北方，曹操由此成就其霸王之业，由将军而丞相，由魏公而加九锡，爵封魏王，成为中国北方的实际统治者，许县遂成为曹魏政权与曹魏文化的发祥之地。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因“魏基昌于许，汉征绝于许”，曹丕于黄初二年（公元221年）诏令改许县为许昌县。

什么是曹魏文化？尽管学界对此有不同看法，但是笔者认为，曹魏文化就是以曹操为建立曹魏政权而征战四方平定天下为始，以曹魏政权覆亡为终，在这一历史时期曹魏集团所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在三国文化中，曹魏文化与刘蜀文化、孙吴文化相比较，具有高度的解放性、鲜明的创新性、完全的开放性与文武兼备性等鲜明特性。

曹操是三国曹魏政权的缔造者，是曹魏文化的主创者，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奉天子以令不臣”，对内灭袁绍、讨袁术、斩吕布、伐刘表、征马超、击韩遂等割据势力，对外降匈奴、服乌桓、战鲜卑等，统一中国北方；还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为曹魏立国奠定了基础。陈寿在《三国志》中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为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不但如此，曹操还对文学、书法、音乐、军事理论甚至养生等都有很高的造诣。在文学上，曹操除创作了诸如《短歌行》等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外，还对建安文学起到建设性作用。建安文学能够在长期战乱、社会残破的背景下得以勃兴，同他的重视和推动是分不开的。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繁荣原因时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事实上，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无不同他有密切关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儿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荫护。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曹魏文化在许昌起源，在许昌昌盛，许昌是曹魏文化的主要发源地。

一 天时：奉天子都许以令不臣

在曹操的一生中，奉迎汉献帝迁都许县是成就其霸王之业最重要的战略决策。早在初平三年，治中从事毛玠曾向曹操提出“宜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建议，囿于当时的形势，这个政治主张被曹操暂时搁置，它最终成为现实，是颍川颍阴人荀彧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中国古代，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士人心向往之的偶像，对亿万庶民百姓与天下诸侯具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维系作用和威慑力量。但是，在东汉末年，由于个人政治素质和政治敏锐性的差异，士人对待皇帝的态度截然不同。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凉州军阀董卓，率兵入京以后，“遂废帝为弘农王。寻又杀王及何太后。立灵帝少子陈留王，是为献帝。”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擅自废立，最后自取灭亡，吕布奉诏“遂杀卓，夷三族”。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出身于四世五公高门、深受皇恩的袁绍，竟同冀州牧韩馥谋划立幽州牧刘虞为帝，而且拉拢曹操相助，遭到曹操坚决反对。袁绍鹰扬河朔，知名当世，却谋划另立皇帝，最终覆宗灭国。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袁绍从弟袁术于寿春自称天子，置公卿百官，后为曹操所败，两年后发病而死。袁术不自量力，自立为帝，荣不终己，自取之也。与董卓的废立皇帝、袁绍的另立皇帝、袁术的自立皇帝相比，显然曹操深知效忠皇室、奉迎皇帝的巨大政治意义。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汉献帝自河东还洛阳，“太祖将迎天子，诸将或疑，荀彧、程昱劝之”。《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载，诸将中有人认为：“山东未平，韩暹、杨奉新将天子到洛阳，北连张杨，未可卒制。”荀彧力排众议，劝曹操说：“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播越，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能远赴关右，然犹分遣将帅，蒙险通使，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车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韩暹、杨奉其敢为害！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荀彧据引历史，阐述迎纳天子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同时指出此亦为曹操之素志也。荀彧精当的分析，中肯的见解，终于打消了曹操的疑虑，使他迈出成就其霸业的关键一步。“太祖遂至洛阳，奉迎天子都许。”是年（公元196年），曹操迎东汉末帝汉献帝刘协迁都许昌。

当时，许县离洛阳颇近，有兵有粮，适合迁都。许县南边刘表跨蹈汉南，占有襄阳；北边袁绍鹰扬河朔，据有邺城；东边谯城偏远，西边洛阳残破。且许县位置居中，南可居窥荆越，北可坐视冀州，东可眺望齐鲁，西可察探长安、洛阳二京，要成就霸王之业，就不能不占据许县，曹操迎献帝都许是董卓焚烧京都洛阳后的明智选择。

建安元年，当汉献帝自长安逃回洛阳路过河内时，袁绍的谋士曾建议其迎献帝都邺。《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载：“初，天子之立非绍意，及在河东，绍遣颍川郭图使焉。图还说绍迎天子都邺，绍不从。会太祖迎天子都许，收河南地，关中皆附。绍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这说明，袁绍谋士曾建议他迎天子都邺，袁绍没有采纳。同上注引《献帝传》云：“袁绍谋士沮授说绍曰：‘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而且沮授预料到“今迎朝廷，至义也，又于时宜大计也，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夫权不失机，功在速捷，将军其图之！”袁绍亦不能用。但“会天子都许，收河南地，关中皆附”之时，袁绍悔恨交加，幻想让曹操徙天子都鄄城，他好就近染指。由此可见，事情的关键在于“权不失机，功在速捷”。倘若没有荀彧的坚决主张，竭力敦促，赢得时间上的主动权，奉天子可能为他人抢先，那么东汉末年的历史就有可能改写。

汉献帝都许后，许昌成为东汉的都城，是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朝廷文武大臣、护卫亲兵、皇亲国戚、眷属随从，曹操的文臣武将、谋士幕僚，以及军队、屯田客户、富商大贾，一时咸集许昌，人口急剧增加，城市经济迅速发展。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曹操对许昌进行了全方位、大规模、长时间的开发建设：大兴土木，修建皇城，营造宫殿，建造府第、粮仓与库房。《许昌县志》（1923）记载：“汉魏许昌古城，在城东三十里。围九里一百二十九步。”皇城西南隅修建有汉献帝祭天的毓秀台，高15米，占地500平方米。汉魏许昌古城现仅存遗址，位于许昌县张潘乡古城村，距许昌市区19公里。

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丕接受汉献帝禅让登基称帝，是为魏文帝。《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引《魏书》载诏曰：“颍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远近顾望，而此郡守义，丁壮荷戈，老弱负粮。昔汉祖以秦中为国本，光武恃河内为王基，今朕复于此登坛受禅，天以此郡翼成大魏。”黄初“二年春正月……复颍川郡一年田租。改许县为许昌县”。免征颍川郡一年的田租，因“魏基昌于许”，遂改许县为许昌。曹丕称帝后，“迁都洛阳，宫室武库犹在许昌”，列许昌为五都（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之一，并移颍川郡制于许昌。当年曹丕接受汉献帝禅让登基称帝的繁阳受禅台，现位于许昌市区西南17公里的繁城镇南门不远处，经千年风雨侵蚀，现只留有20余米高、30米见方的二层台基。

二 地利：修耕植屯田许下以蓄军资

在曹操一生中，深根固本和屯田耕植是其成就霸王之业最基本的战略决策。实践证明，这项战略决策的实施，为曹氏征战南北、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而这项事关曹操霸业成败的重大决策正是来自颍川谋士荀彧、枣祗的高瞻远瞩。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曰：“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馀，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各地军队或“仰食桑椹”，或“取给蒲蠃”。曹操自陈留起兵以来，曾多次受到缺粮的困扰。他讨伐董卓失败后，前往扬州招兵，因中途缺粮而士兵逃亡大半。曹操征陶谦、伐吕布，都曾因军粮供应不上而中途退兵。曹操军中将士有时竟“杂以人脯”充饥。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曹操深刻地认识到：生存大计，首先在于粮食问题的解决，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才是立国之本，强兵之道。于是下令：“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

屯田作为解决军事危机、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要措施，魏、蜀、吴三国对此都给予高度重视，而在三国之中，屯田最早、成效最著者当属曹氏政权。据高敏在《魏晋南北朝史发微》中分析，曹操屯田制的创始年代，即曹操之实行军屯于鄄城及枣祗实行民屯于东阿一带，均有可能发生在兴平元年冬（公元194年）。但把屯田作为一项国家政策确定下来并付诸实施当是建安元年，而颍川谋士枣祗则是曹操兴屯田的首功之臣。《三国志》虽然没有为枣祗立传，但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与《三国志·魏书·任峻传》中对其事迹都有记载。建安元年，曹操：“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于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廩皆满。”史称“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直到建安六年，枣祗已经故去，曹操发布《加枣祗子处中封爵并祀祗令》，还念念不忘枣祗的兴屯田之功，加封其子“以祀祗为不朽之事”，可见枣祗对曹操政权经济建设贡献重大。

当时许县具备屯田的各种条件，许下便成为屯田的首选之地。一般说来，屯田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有大量的无主荒地；第二，有相当数量的屯垦劳动力。据载，曹操收编青州军30万人，而其随军家属等百余万人；迎帝都许前，曹操击败了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部，其中又有不少降者；第三，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据载，“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所谓“资业”，当指从黄巾手中夺得的耕牛、农具等；第四，当地仅有的老百姓的支持。当时尚附土地的一些老百姓，深受战争之苦，也亟望政府给予扶持。

随着屯田制的推行，曹操以许昌为中心大修农田水利，发展水利灌溉及水运事业，在许下广开运河。这些运河的开凿既有灌溉农田之利，又有航运之功。屯田济军、运兵输粮，既保证了农业生产，又解决了军粮供给。当时开凿的人工河至今仍可见其遗迹者，最为著名的是贯穿于许昌市区的城西运粮河和分散于许昌附近的枣祗河、玛瑙河、高底河、灌沟、艾城河等。这一系列水利工程的兴建，不仅使许昌地区种上了水稻，并为灌溉与航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且使流离失所的农民重新获得了土地，再建家园，“禾稼盈野，阡陌相连”。遭受破坏的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以许昌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迅速改变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使之成为百姓殷足的富庶之地，为中原人民建立了比较安定的社会生活环境。

在许下屯田的遗址中，知名于世的有四大屯田处：枣祗募民屯田处、韩浩马栏屯田处、任峻论城屯田处、邓艾艾城屯田处。枣祗募民屯田处在许昌县以南、临颍县以北的枣祗寨周围。枣祗寨北有枣祗河，是当年枣祗屯田时所开凿。韩浩马栏屯田处在今许昌县东南汉魏故城遗址以东，至鄢陵县西南五公里处的马栏。此处是韩浩兵营所在马栏的军屯，当时韩浩为中护军。任峻论城屯田处在许昌县与襄城县交界的论城一带。邓艾屯田处在今许昌县张潘镇与临颍县王岗乡交界处的艾城村。

三 人和：“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

曹操终其一生都非常重视人的作用，自古至今像曹操这样爱才、惜才、识才、用才的统治者，无出其右。他在《度关山》诗一开头就说：“天地间，人为贵。”早在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曹操与袁绍就有一段对话，集中说明他重视人的作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夺取荆州，他说：“不喜得荆州，而喜得蒯异度耳。”人才和地盘相比，曹操更看重人才。正确的用人方针是曹操霸业成功最重要的原因。为了得到更多的贤良有用之才，曹操自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至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接连下了三道“求贤令”，但曹操的用人方针需要忠实积极的贯彻执行者。在这方面，颍川颍阴人荀彧的识人荐人，功不可没。曹操曾多次请荀彧推荐人才。《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载：“太祖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太祖问彧：‘谁能代卿为我谋者？’彧言‘荀攸、钟繇’。先是，彧言策谋士，进戏志才。志才卒，又进郭嘉。太祖以彧为知人，诸所进达皆称职。”《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载：“先是时，颍川戏志才，筹画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与荀彧书：‘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彧荐嘉。”郭嘉后来成为曹操的主要谋士，成为曹操的“成大业者”。《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裴注引《彧别传》曰：“彧德行周备，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为仪表，海内英隽咸宗焉……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钟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荀攸后为魏尚书令，亦推贤进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荀彧知人善任，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培养人才。他前后所荐的各类人才中，仅所谓的“命世大才”就有“十数人”之多，而其中的荀攸、钟繇、陈群、杜袭、辛毗、赵俨、戏志才、郭嘉皆颍川人也。这些人在曹操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人才集团，成为曹氏事业赖以成功的组织基干，他们或为忠贞死义之士，或为进贤纳良之臣，居中则匡正救失，出镇则宁抚一方，在不同的位置上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曹操引用大批名士为掾属，这些人多为一方望族，在地方上颇有感召力量，曹操经常任命他们为地方官吏，宁抚一方。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原来就任过州牧或守令，对安抚吏民、治理地方、巩固地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颍川谋士中，钟繇、陈群、杜袭、赵俨、枣祗等人都曾是治绩卓著的地方官员。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诸葛亮初见刘备即言：“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以诸葛亮之鉴识，深知曹操在成就其霸王之业中，人谋的因素是最为重要的。在人谋因素中，首先当然是曹操个人的政治才干、军事天才，但他那个庞大的谋士集团在制定政治方略、经济方略方面，在瞬息万变的军事斗争中的运筹帷幄之功，也是极为重要的。在谋士集团中，颍川谋士群体由于各种原因，更是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于曹操统一北方的事业具有特殊意义。可以说，曹操正是通过颍川士人的人谋作用，将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因素融为一个整体，成就了曹氏的霸王之业。曹操在汉灵帝初平六年对袁绍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个“道”即是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与霸王之志，正是此“道”使天下士人聚集至曹操麾下而形成谋臣如云、猛将如雨的繁荣景象。

曹操起事山东，征战强敌于包围之中，后以兖、豫之地抗衡，得5/6的天下，终于克灭群雄，统一北方，实赖以颍川士人为主的高级谋士之功。曹操本人就多次给这些人以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功绩。他表彰荀彧之功说：“谋殊功异，臣所不及也”“君密谋安众，光显于孤者以百数乎！”“彧之功业，臣由以济，用披浮云，显光日月。”荀攸“前后凡画奇策十二”，“自初佐臣，无征不从，前后克敌，皆攸之谋也”。郭嘉英年早逝，曹操追慕其功，深情地说：“自从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赤壁战败，曹操无限感慨：“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连连痛呼：“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

曹操用人不仅体现在宽纳广招人才上，同时也给他们以充分的宽容、信任和尊重，更重要的是为人才充分发挥才智提供良好的展示空间，论事城的筑建就是一个明证。建安时期，在今许昌西南三十余公里的许昌县、襄城县两县交界处有城，因曹操常在此聚集文臣武将议论治国治军方略，故取其名为“论事城”，又叫论城，城内筑有议事台。明嘉靖《许州志》卷八载：“论城，在襄县城东北，盖曹操行营也。中有论事台。”《容斋随笔·卷十二》载：“若论知人善任，曹操实后世之所难及。”作为曹操用人策略见证的论事城，现仅存遗址，在今许昌市西南三十余公里，许昌县、襄县交界处的上村。

（本文作者为许昌职业技术学院调研员、曹魏文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