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华北运河城市变迁研究——以馆陶县为例

郑民德

内容提要：明清时期的馆陶县是华北一座典型的运河城市，其境内的河工、商业、漕运、区域社会的发展都受到了运河的影响。运河促进了馆陶在明清时期政治、经济、商业地位的提高，同时导致了严重的水患与灾荒问题。与临清、济宁这样的大型商业码头不同，馆陶更多代表的是华北运河沿岸一般性的县级行政单位，其兴衰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与特征。

关键词：明清时期 华北 运河城市 馆陶县

 

馆陶县今天隶属河北省，而明清两朝属山东省东昌府，是卫运河（也称卫河）沿岸一座水陆交通便利的县级行政单位。明清时期，漳、卫两河多数时间里交汇于馆陶县，形成卫运河，对于国家漕运的正常运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数百年间，中央与地方政府在馆陶设置了大量的管河机构、施建了不计其数的水工设施、修筑了相当数量的堤坝工程，对区域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国家漕运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河南漕粮在馆陶县境内卫河的运输与交兑，促进了馆陶商业与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粮食商人在此聚集，繁荣了区域市场，特别是明朝万历年间与清咸丰之前，馆陶县的商业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体现了自身的特征。与此同时，明清两朝数百年间，馆陶县由于地处运河沿岸，水陆通衢，又不断遭受水患灾害与兵燹的冲击，对农业生产、经济发展、百姓生活造成了巨大灾难。对馆陶县这一运河城市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中发现明清华北运河城市发展演变的一般性规律与特征，进而总结出运河对区域社会的影响。

一 明清馆陶县的河政建置与河工施建

馆陶有着悠久的历史，西汉年间置县，唐、宋时期因永济渠流经其境，改称永济县。元代京杭运河贯通后，馆陶县隶东平路，至元年间属濮州。明朝建立后，洪武二年（1369）将濮州所属临清、馆陶二县划归东昌府管辖，第二年山东按察司佥事吴彤言“博平、清平、夏津、朝城、观城、范、馆陶七县户少地狭，乞并入附近州县”, 得到了朝廷批准，但不久复置。弘治二年（1489）正月，因临清由县升为州，“以馆陶县及丘县隶之，仍属东昌府”。随着运河的畅通，馆陶的政治、经济、漕运地位逐渐提升，成为卫运河沿岸重要的河工重地、商业码头、交通枢纽，朝廷不但在此置递运所、驿站转输物资与传递信息，而且设漕仓存储河南漕粮，分设河官负责境内运河的疏浚与管理，为运河重镇，号称“奥区”与“巨邑”, 属华北典型的因运河而兴衰的县级行政单位，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明清两朝，尽管馆陶县的河政地位无法与临清、济宁、张秋等河工枢纽之地相比，但作为河南漕粮运输的必经之地，加之漳、卫两河数百年间交汇于馆陶，明清统治者对馆陶境内的运河也非常重视，先后设置了大量河道衙门，兴修了相当数量的河工设施，以保障国家漕运的正常运转。馆陶卫运河又称卫河，“在县西二里，源出河南辉县百门泉，引淇、洹二流，自直隶元城县善乐营入县境，东北经南馆陶镇，又东北经县城西，又东北至临清与汶水合为南运河，东北至天津与白河入海”, 乾隆《馆陶县志》亦载，“又卫河一线，引淇、洹之水，运中州漕粟以达京师，形势益雄视诸邑，其地平坦旷衍，无险阻可凭依，惟逼近临清，据南北咽喉，颇称要塞”。作为漕运要道、临清门户，馆陶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馆陶运河的最高管理者为总理河道或河道总督，具体到地方为“东昌上河通判一员专管东昌府属聊城、堂邑、博平、清平、临清、馆陶六州县并东昌卫，并平山卫运河闸座、堤河工程……馆陶县知县一员兼管本县卫河工程，主簿一员专管本县卫河工程”, 这样就形成了上下相互牵制，宏观调控与微观负责的河道管理制度，以明确责任，严格奖惩措施。馆陶县运河管理范围为“自元城县接界迁堤铺起，至临清州界尖冢集止，计一百二十里，河宽十六七丈，深二丈三四尺不等，漳水自北而入焉”。除文官外，驻扎东昌府的官军也负有运河巡视之事，“东昌府守营都司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二员，分辖聊城、馆陶、平阴三县，平山、东昌二卫漕河六闸、七汛。分防馆陶、平阴二县，每县千把总一员，轮流驻防”, 对驻扎地的县城、运河沿岸负有纠察、巡视之责。

除此之外，馆陶运河沿线还设有大量浅铺，“卫河自迁堤北至尖冢镇，沿岸置铺舍十二，每岁春月官植柳树，金滩监兑粮运主簿于淤塞处督浅铺夫疏凿之，此河制也”。具体为总铺、招村铺、路桥铺、秤钩湾铺、迁堤铺、南馆陶铺、黄花头铺等十二铺，计“老人十二名，夫九十六名，后折征二十四名，今存七十二名”, 其中“老人”是基层社会劳役组织的首领，带领夫役负责运河的疏浚、捞浅工作，以确保漕船顺利通行。入清后，馆陶浅铺夫缩减为61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现存夫三十名五分，每名岁食银十两六钱八分，共银三百二十五两七钱四分，额编本县支给”。之所以出现夫役不断缩减的趋势，是因为清代在沿河各地设置河兵，专门从事河防抢护工作，这些专业性的河工人员长年驻扎运河畔，有专门的河防抢修工具与科学的防河措施，非专业性的劳役人员随之减少。

明清两朝，漳、卫两河长时期交汇于馆陶，为京杭运河的畅通提供了充足的水源，特别是清朝康熙年间全漳入卫后，卫运河水量大增，在满足漕运通行的同时，也造成了馆陶严重的水患。为保漕与降低洪患的危害，中央与地方政府在馆陶县境内兴修了大量的河工设施，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乾隆二十二年（1757）漳河漫溢，馆陶堤埝残坏，高宗皇帝谕令“至馆陶堤埝向例虽系民修，但今被灾已重，生计拮据，何忍复责以工役之事，著即遴委道府大员星速动帑估修，悍御来路，期令速涸”。乾隆二十五年（1760）山东巡抚阿尔泰、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奏称山东运河自馆陶至德州三百余里，沿途民埝由本地浅铺夫、民工修筑与维护，因其不懂桩埽工程原理，所以导致河工屡现险情，于是请求“于馆陶等州县八汛地方，每汛拨给河工桩埽兵九名，谙练效用一名，伏前分赴各汛，如遇险工，立时应用，倘人数不敷，准于临汛调拨协济，白露后仍行撤回，其各汛原有浅夫，即令随同学习，二三年后谙晓桩埽，仍可免派往”, 得到了朝廷批准，从而使河防抢修的专业化程度与效率得以提高。道光三年（1823）山东临清、馆陶、武城民埝残缺17处，朝廷派大臣勘查修筑，宣宗谕曰：“惟工程较多，若照例督令民修，该处叠被水灾，民力实有未逮，加恩著照所请，所有土埽各工共估需银三万九千三百余两，准由该司动项给发，赶紧兴工，工竣核实验收。”命将民修的工程改由山东布政司拨款修筑，从而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除中央批准兴修的工程外，地方州县对于河患的防治也很重视。嘉靖十七年（1538）河决馆陶，东昌府推官徐桂调集民夫修筑堤防，“在县西二里，南至大名，北距临清，长七十里”, 名御河堤，又称徐公堤，后隆庆、顺治年间屡次修缮。另有薛家圈新堤，“在县西南八里许，知县李仲奎筑，明隆庆三年大水，百姓漂流者不可胜计。万历二年水复大涨，公虑之，同主簿浦连珠亲诣查勘，于薛家圈相宜筑月堤一道”, 使水患得以平息。雍正八年（1730）漳、卫两河决口馆陶宋家庄，淹没农田无数，两年后知县曹纕为维护民生，“躬督乡夫增堤三百六十丈，底三丈，面一丈，月余工竣”, 从而有效地遏制了洪患的危害，得到馆陶百姓的交口称赞，该堤因此也被称为“曹公堤”。同治年间河南中牟人仓尔爽任职馆陶，“城北二十余里有长顺沟，至李家圈入卫河，值夏秋之交河水涨发，辄倒漾为害，公饬民夫修闸一道，以时启闭”, 百姓感其恩德，命曰“仓公闸”。光绪二十年（1894）夏河南沁河决口，倒灌卫河，馆陶两岸堤埝损毁严重，洪水四处漫淹，县令郑德立“督率沿河村民在于引、卫两河之间添修小埝一道，自直隶元城县界何庄起至周庄止，长四百八十丈，复于引河西岸自元城界红花堤起至徐家仓卫河止，筑堤七百三十丈”。地方社会除修筑堤防防范洪患外，还修造了大量的桥梁、渡口以方便民众与商旅通行，如比较重要的桥梁有观音堂石桥、王家石桥、杨家石桥、南馆陶石桥，渡口则有北马头渡、窝儿头渡、驸马渡、迁堤渡、清泉渡等，这些桥梁与渡口除部分由官方出资兴修外，还有相当数量由地方民众、士绅、商人捐资修建，充分体现了运河区域社会民众在交通改善方面的重要作用。

明清两朝，馆陶县地处运河要津，交通便利，是漕运与商贾流通的重要通道。为加强对馆陶地域社会的控制，中央与地方政府除在馆陶设置管河机构，置浅铺夫、河兵负责运河的疏浚与抢修外，还兴修了大量的河工设施、闸坝工程，这对于维持漕运的正常运转，保障民生与农业生产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馆陶作为河工重地，是与明清两代引漳入卫的政治策略密不可分的，漳、卫两河交汇于馆陶，不但可以方便河南漕粮的运输，而且对于卫运河、南运河的畅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馆陶境内不计其数的河工设施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策略。

二 明清馆陶的漕运与商业

馆陶境内的卫河是元明清三代河南漕粮运输的重要通道，当时漕粮通过卫河或输往临清、小滩等水次存储，或直接由运军运往北京、通州、天津等地，因此馆陶在国家漕运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明朝万历年间，馆陶一度取代直隶小滩成为河南漕粮的交兑地，当时境内舳舻云接、车马交驰，大量商人在此从事商业贸易，大大促进了馆陶经济的发展。馆陶同时是明清盐运枢纽，当时山东沿海食盐通过大清河输往济南泺口、东昌阿城，然后由馆陶销往河南州县。清末运河淤塞，馆陶经济也受到了相当的冲击，但因其境内的卫河自然属性更强，所以其经济并未完全衰落，仍具有一定的实力。

馆陶作为卫运河沿岸重要的漕运码头与转输枢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永乐五年（1407）十二月，“设卫辉府之北关闸、汤阴县之塌河、大名县之艾家口、浚县之李家道口、东昌府馆陶县之南馆陶五递运所，时营建北京，运输者众，故增设之”, 永乐十年（1412）五月又“命都督佥事费义督运卫辉、馆陶仓粟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五十余石赴德州”, 可见明朝初年馆陶就已是重要的仓储基地了。明代河南漕粮交兑地初在直隶小滩镇，后因水域环境发生改变，加之小滩兑粮弊端重重，万历年间在给事中张维新的建议下，漕粮移兑馆陶，朝廷在馆陶置户部监兑分司予以管理。据民国《馆陶县志》载，“监兑分司，原在大名府元城县金滩镇（即小滩），明万历十二年移驻馆陶，署在今县治北，二十八年复还金滩，署改为行台，名曰后司”, 乾隆《馆陶县志》亦载，“考元粮运由卫河经馆陶达燕京，明因之，故有移驻之举，居民弃农趋贾，城市辐辏，自还金滩，人民归农，城市萧然”。清代馆陶漕储基地的地位下降，“仓廒，旧云在仪门，不知何时移至县治东北，康熙十年知县郑先民重修，凡征收临（即临清仓）米麦及漕粮水次兑军俱在此”, 此时的馆陶仓只是作为本县漕粮的收兑地，存粮数目较少，只由本县官员管理，与明万历时收储河南全省、山东部分州县漕粮的规模无法相比，管理级别上也无法与户部派遣的中央官员相提并论。

明清两代馆陶经济与商业的发展完全依赖其优越的水陆交通，其地“西临卫河，为水驿通衢，据临清上游，平原旷野，利于车骑”, “枕陶山，襟卫水，处齐鲁西偏，为燕京通衢，形胜甲诸邑”。每年秋季卫河水涨，“船行如梭，款乃相接，洵一邑胜概也”。除此之外，馆陶距山东省城济南、东昌府、临清、张秋、德州等商业中心都非常近便，有水路相通，从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依靠。明朝正统十二年（1447）中央政府在馆陶设置税课司，征收商税。万历年间，随着河南漕粮交兑馆陶，商业也随之达到鼎盛，当时不但“商贾云集，运军大户共食于斯”, 而且食盐贸易也颇为发达，“考明万历间陶邑食盐不过千五百余引，其时粮兑在卫河，距城二里，军民云集，富商大贾食盐甚伙”。商人的聚集，经济的发展，使馆陶地域社会的风俗也发生了变化，“馆陶县，风气淳和，士驯雅好文，密迩临清，服室侈华，自监兑境上，居民馆中州，富户而利其奇赢，俗争弃农矜商”。不过，随着河南漕粮再次改兑小滩镇，加之明末运河淤塞、兵燹频起、灾荒不断，馆陶县的商业繁盛并没有持续太长，呈现一种“商旅不至”与“军户已去，商贾不来，又迭经战火，册上人丁半属虚数”的状态，迅速衰落。

清朝初年，馆陶经济处于恢复时期，随着运河的疏浚，各种商业又得以重新振兴。如盐业贸易较明代有了更大的发展，“陶之西一里许即卫河也，南至小滩镇，北至临清州，而天津、北直、河南行盐之船俱由馆陶地方……且馆陶临河，天津盐船络绎不绝”, “泺口为大清河盐货所经，张秋镇、姜家沟等处为汴、晋杂货之所经，馆陶为卫河盐货之所经”, 成为盐业贸易、转运的重要码头。同治年间，尽管山东张秋至临清运河已淤塞不通，但馆陶航行未受影响，朝廷为增加税收、扩大军饷来源，在馆陶设抽厘局征收商品、盐货税收，“各局每年收厘之数，泺口则自四五千金至万余金，张秋、姜家沟二处合计则自一二千金至五六千金不等，馆陶则自一万六七千金至四万五六千金，计惟馆局所收为最旺，聊城则最旺之年曾收至三千余金，常年皆不过一二千金，并有仅六七百金者，因该处近值运河淤塞，必待伏汛黄水灌入，商船始通，终年计不过三四个月，故收厘独少”。馆陶作为县级行政单位，其商货抽厘税收每年竟达数万两，数额超过泺口、张秋、姜家沟、聊城等地之和，充分体现了馆陶卫河作为交通要道，在清末正逐渐取代张秋至临清的旧运河商路，成为商贾流通之地。不过馆陶虽为商路要道，但多为过路行商，本地并未有大的商帮组织，据《馆陶县乡土志》载，全县共约20万人口，其中从事工商者4000余人，而且“陶邑藐兹瘠土，既无大贾之居奇，蕞尔微区，又乏远商之侨寓”, 并没有形成大的商品市场。

除盐业外，馆陶的其他商业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馆陶商业中的外籍商人主要以晋商为主，据《馆陶县乡土志》载，“考本境商埠遗迹在馆陶城西南隅，有山西会馆碑文所载，皆晋省人，凡自盐当以及铁货、布庄、杂行、钱店各生意固城中一大观。治城西南三十五里南馆陶镇西偏亦有山西会馆……由此观之知乾嘉以来商务之盛行可想焉。迨咸丰十一年忽遭兵燹，衙署、仓库付之一炬，况商埠乎”, 可知清代馆陶商业的发展与兴盛阶段在乾隆至咸丰末期，后因战乱而受到很大影响。馆陶本土的农副产品因产量与市场需求的不同，商品化程度差异很大。其中粮食主要以食用为主，有小麦、粟、稻等，少量在市场、集市上出售，“小麦、秋粱，丰年谷贱贩运不出百里，惟卫河水运上通天津，贩运较易”。副业中如动物贩售，“牛羊犬猫鼠兔诸皮，有外境商人入乡零星买去归制造者，岁售无多”, 水果中以梨、葡萄、枣的销售为大宗，“梨，有秋白、五香、葫芦、雪花数种，多有从卫河往天津售卖，获厚利者”, 葡萄“有水精、马乳二种，近来销售之路颇广，但土人未能讲求种植”, 枣“城东北一带多有之，大宗”, 这些农副产品、水果除在本地市场销售外，还大量通过卫河销往天津、聊城、临清、德州等城市，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其他还有棉布、烧酒、麻油、棉油、粉皮、挂面等特产，因技术方面的原因，多在本境销售，商品化程度较低。除外销外，清末馆陶购入的商品主要有从山西潞安府陆运而来的铁货，从湖北汉口水陆接运而来的铜货，直隶磁州贩运而来的瓷器，从临清与天津水运而来的琉璃货、茶叶、洋布、洋油等，外来货物的价值远远高于本地外销物品。

馆陶的基层市场主要分布于卫河沿岸的村庄、集市，这些区域交通便利，便于粮食等农副产品的流通与汇聚，周围的百姓可以通过船只前去赶集、交易，像里官庄村，“在城东北，距城五十里，东界临清仓上，西界营子，南界临清鸭寨，北界临清十里坞，集市一所，蒙学堂一所”。南馆陶村，“在城西南，距城三十五里，东界卫河，西界杨庄，南界卫河，北界苏村，集镇一所，蒙学堂一座，坐落村内”。孝子村，“在城西南，距城三十五里，东界太平街，西界卫河，南界卫河，北界卫河，弥陀寺在南街，集市一所”。秤钩湾村，“在城西南，距城五十里，东界韩安堤，西界卫河，南界郭安堤，北界杨庄，集市一所”。另外乔家庄、丁圈村、北刘庄也都临卫河，交通便利，设有集市。与集市并列的是庙会，馆陶县有火神庙、龙王庙、三官庙、泰山行宫、五圣庙、大王庙等庙会，每年神灵祭祀的日子，有大量的商人、百姓、游客前来赶庙，届时商贾辐辏，行商、坐贾川流不息，货物山积，交易量较集市更大。

总体来看，明代初期馆陶的经济与商业发展程度不高，万历年间随着河南漕粮交兑于馆陶，大量商人、商货随之而来，商品经济得以长足发展，尤其是粮食贸易在卫河沿岸占有重要地位，后因漕粮改兑小滩与战乱影响，经济衰落。清代乾隆至咸丰朝馆陶得以重新振兴，当时大量山西商人在馆陶修建会馆，经营钱庄、杂货等买卖，通过卫河转彀南北，在临清、天津、聊城、德州之间进行商货的流通，馆陶经济达到鼎盛。清末虽受黄河改道、运河淤塞、战乱、灾荒等因素影响，馆陶经济受到巨大冲击，但因卫河自然属性更强，货物流通受到的影响不大，所以馆陶货物税收仍数额较大，不过由于此时西商的撤离，卫河多为过境商人与货物，非本地商业实力的体现，商业规模已无法与前朝相比。

三 明清馆陶的灾荒、兵燹与区域社会

明清两朝，漳、卫两河在馆陶的长时间交汇，一方面为漕运提供了充足的水源，提高了沿线城市与乡镇的政治、经济地位，促进了商贸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严重的水患问题，洪灾不但冲毁运河堤岸、延误漕船航行，而且漂没庐舍，毁坏农田，溺毙生命，对区域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为赈济灾荒，中央、地方政府数百年间采取减免税粮、平粜等方式减轻灾区百姓的负担，稳定地方社会。同时馆陶因位于水陆通衢之地，为兵家必争之处，明清屡遭兵燹的影响，特别是清朝末年，战乱与黄河改道、运河淤塞相并行，严重破坏了馆陶的商业发展与区域社会稳定。

明清两朝馆陶县的灾荒主要为水灾，旱灾、蝗灾的数量也不少。明永乐十三年（1415）, “山东馆陶县、北京南乐县民自陈今夏河水泛滥，淹没禾稼，秋收不足以输税，折钞帛，从之”。正统五年（1440）, “山东德州、清平、观城、临清、馆陶、范、冠、丘、恩八县蝗”。清代灾荒更甚，顺治十一年（1654），山东“观城、馆陶、范、邱、武城、长清等三十州县水”, 第二年又“免山东滨州、堂邑、章邱、济阳、莘、观城、博平、聊城、邱、冠、馆陶、茌平、武城等县本年分蝗灾额赋”, 馆陶连续两年遭遇水灾、蝗灾，充分体现了该地灾荒发生频率之高，危害之大。康熙十年（1671）免馆陶县本年份雹灾额赋十分之三。乾隆二十二年（1757）馆陶遭受漳、卫洪水之患，农田被淹，朝廷委派山东巡抚鹤年“著董率属员，加意抚恤，照例即予急赈一月，不必拘秋灾成例，务令均占实惠，毋致失所，并令一面堵御，一面疏消，一有涸出地亩，急令补种荞麦，以异秋成。凡目前救济之事，及日后永逸之方，该抚其悉心详求妥办”, 采取赈济、堵筑相结合的方式，既使洪患得以疏导，民生也可兼顾。乾隆二十四年（1759）九月又赈馆陶本年水灾饥民，并缓征税粮。嘉庆六年（1801）八月，“缓山东临清、馆陶、武城、邱、夏津、聊城、堂邑、清平、博平、茌平、高唐、莘、恩、冠、阳谷、朝城、东阿、平阴、平原、长清、德、范二十二年州县水灾新旧额赋有差”, 同年又“赈恤山东临清、馆陶、武城、邱、夏津、聊城、堂邑七州县及坐落各卫屯被水灾民有差，并缓征漕项银米”。嘉庆二十三年（1818）、二十五年（1820）又多次缓征馆陶县被水额赋与漕粮。道光后，馆陶县受灾日益严重，而此时由于国家财力匮乏，加之战乱频行，对外赔款不断，国家对百姓的体恤减少，基层社会秩序日趋混乱。据《馆陶县乡土志》载，“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本境自咸、同以来灾害尤烈，咸丰七年旱，蝗飞蔽天，秋已无禾，民大饥，流亡甚多。八年四月二十日风霾昼晦，夏又无麦……同治元年夏旱，苗尽槁，大饥，正赋豁免。九年秋淫雨，卫河决，正赋豁免。光绪四年春大饥，道馑相望，流民逃入外境者不计其数，九年秋淫雨，河决。十六年大雨，卫河决。十八年六月漳水注卫，河决。二十年沁河决，北注卫，两岸涨溢，漂没民田庐舍无数”。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在王朝的兴盛时期，中央政府对馆陶的灾荒赈恤力度非常大，不但赈灾次数多，而且豁免、豁缓、减免等多种措施相互结合，效果明显。而在王朝末期，面对天灾人祸，国家忙于平定战乱，对于灾荒往往是一种漠视的态度，导致赈灾措施不力，灾民的流亡、死亡现象严重，官民冲突不断加剧。

明清两朝馆陶多次经历大规模的战乱。早在明朝初年，燕王朱棣与明军就曾在馆陶相持，“至馆陶渡河，至冠县，过莘县，遂向东阿、东平，以诱敌众”, 两军在馆陶附近展开了大规模的战斗，对区域社会破坏很大。正德六年（1511）直隶农民起义军刘六、刘七转战运河流域的山东、河南、直隶等地，进攻馆陶，与明军进行了激战。崇祯十一年（1638）清军渡过卫河，抵馆陶，十五年（1642）十一月“清兵破临清，二十六日围馆陶，攻竟日，城守甚固，旋解去”。乾隆朝虽号称盛世，但中后期吏治腐败，百姓负担加重，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已蕴藏严重危机，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寿张人王伦发动起义，“八月间攻陷堂邑，遂延蔓而北到处劫掠，至馆陶城东北之窑坡”。清朝末年，兵燹更盛，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北伐军援军进抵山东，“由冠县赴临清，路经馆陶东北之里官庄，札木城为营，抵临清攻半月余，城破屠之，时官军云集，贼遂弃临清南遁，复由里官庄至清水镇，官军三面围之，贼烧营遁去”。咸丰十一年（1861）馆陶又发生了黄旗教孙全仁之乱、捻军之乱等，“堂邑逆匪犯馆陶，县城失守，衙署、仓库、监狱悉被焚毁，居民遇害者不可胜计”, 此后馆陶县只能租赁民房办公。

明清两朝馆陶由于靠近运河，所以遭遇的水患远远高于其他灾荒。在当时保漕的国策下，中央政府以人为之力使漳河与卫河交汇于馆陶，使该地水源大增，导致水患发生频率提高，尽管采取了种种措施以防范洪患，但仍然造成了巨大的危害。特别是咸丰五年（1855）黄河铜瓦厢决口后，随着传统漕运的衰落，馆陶的政治、经济地位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而清末战乱的频起，使城镇被毁、人口锐减，社会秩序也随之陷入动荡之中。

四 结语

明清时期的馆陶县与华北运河区域的其他县级行政单位既有着类似的发展轨迹，也有自身的特征。首先，馆陶县的发展完全得益于靠近运河的优势，正是由于交通的便利，漳、卫两河的交汇，馆陶的河工、经济地位才得以提升，特别是万历年间河南漕粮交兑馆陶，使其商业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而清代大量西商在馆陶会集，加之山东盐业以馆陶作为转输要道，商业发展也极为迅速。其次，馆陶商业的衰落与其他华北运河城市类似，即受传统漕运衰落，战乱与灾荒的影响。不过与阳谷、聊城等因运河衰落而一蹶不振的城市相比，馆陶因境内的卫河自然属性更强，商业流通受到的影响较小。最后，在明清数百年间，馆陶的兴衰在华北运河区域城市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那就是运河与漕运往往是城市崛起的重要动力，因交通而带来的商流、货流促进了城市的崛起；河工衙署、漕运衙署的设置提高了城市的政治地位，使城市繁荣兴盛达数百年之久；而运河淤塞与传统漕运衰落，使这些沿运城市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交通地位的丧失也阻断了城市发展的动力。馆陶的兴衰总体来看并未摆脱这一规律。

作者：郑民德，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

（编辑：张献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