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迪化社会变迁本文得到2015年教育部青年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甘宁青社会变迁及其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862~1958)”(15YJC770007)的资助。——以民国报刊为中心的考察

冯成杰

内容提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迪化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迪化是一座传统、现代与多民族交融的城市,革故鼎新的趋势尤为明显。城市公共空间布局和现代化建设显示了迪化城市发展的重要一面。迪化民众日常生活受多民族聚居环境、现代化发展趋势的影响,呈现异于内地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特点。探究迪化城市变迁和民众日常生活有助于从微观视角考察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市民生活的实态。

关键词:迪化 城市建设 日常生活

 

1884年,新疆设置行省,以迪化为省会,自此迪化成为新疆政治中心。民国时期,迪化扼天山南北交通要冲,是迪塔、迪伊、迪哈、迪和等公路的交点。京津、苏俄来货均在此分卸转运。迪化不仅是新疆政治中心,亦发展为商业和交通枢纽。关于迪化城市史的研究,学界已取得一些进展,关注了清末民国时期该城的近代化及民众的社会生活等问题。参见贾秀慧《晚清民国时期乌鲁木齐城市近代化述论》, 《西域研究》2007年第2期;董霞《清代至民国时期乌鲁木齐社会生活》,硕士学位论文,新疆大学,2010;李明娟《二十世纪上半叶乌鲁木齐娱乐活动述评》,硕士学位论文,新疆大学,2010;等等。综观相关研究成果,尚未充分利用民国时期的报刊资料来考察迪化民众的日常生活状态,以及城市公共空间、功能布局和建设情况。笔者尝试利用民国时期的报刊,结合相关专著、文史资料等对上述问题略做研究,以期呈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迪化社会的变迁和民众日常生活的实态。

一 传统、现代与多民族交融之城

清末民初,迪化城市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它仅可被视作一个“大城镇”而已。此时期迪化的近代化工业处于萌芽阶段,多是一些纺织、丝织手工业作坊。教育文化事业方面,仅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尚值得称道,但办学规模、水平极为有限。市政建设方面未有进展,街道泥泞不堪,建筑中楼房极为稀少,卫生设施缺乏,电报应用有限,电话尚未开通,市内交通非常落后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迪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现代化、城市化发展的趋势日益显现。迪化虽与上海、北京、南京等城市存在巨大差距,但在城市建设及现代化发展等方面仍有不少值得称道之处。在城市公共空间布局上,迪化对以往既有延续,也有发展。现代化因素不断增多,同时迪化的传统因素依然存在。教育发展的相对滞后和多民族聚居等问题在城市发展进程中不容忽视。众多民族杂居于此,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极为罕见。各民族之间虽在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有融合的趋势。

(一)城市的公共空间布局

迪化城位于乌鲁木齐河东岸,由满、汉二城合并而成。20世纪20年代末,满城仅为市民寓宅,汉城则为商业和政治中心。三四十年代,迪化经济社会有所发展。《大公报》记者到访新疆时看到“迪市繁荣,人民乐业”的景象。《新新疆视察记》, 《大公报》(汉口)1938年10月8日,第2版。城内商店多为杨柳青人经营,集中在城内十字大街和南梁一带。南关一带以行商小贩为多,各货俱全,价较商店为廉。倪超:《边地通讯:迪化之市政与水利》, 《边疆通讯》第4卷第2期,1947年,第15页。南关多维吾尔族店铺,贩运南疆各地土产。此外,还有馕肆及饭铺,售羊肉、抓饭及烧包子。袁见齐:《迪化一瞥》, 《盐务月刊》第4卷第3期,1945年,第30页。中央航空公司的办事处、省立新疆学院、省立师范学校、省立第二中学等集中于南梁一带。新疆政府机关设在中山东路。从中山东路至大十字朝南走,新疆商业银行大厦平地而起——金字的牌号,梯形的石级。横直交错如网的电线和警察岗台的红灯点缀着这座戈壁里的城市。熊如岩:《迪化风景线》, 《光杂志》第20期,1947年,第80页。

西公园是迪化民众消遣休憩最重要的场所。园内树木茂密,水渠纵横。公园西面的鉴湖可作游泳池。湖的南边建有雄伟壮丽的民众大礼堂。另有一条由天山积雪融化而成的河流环绕公园,河边设有动物园,有鹿、熊、狼等,以供观览。公园空地上设有普通的茶座,吃茶者以公务员居多。寒柏:《乌鲁木齐风光》, 《文化青年》创刊号,1947年,第11页。关于西公园的热闹场景,《大公报》报道称:“天候晴朗,西公园为游人之乐地,红男绿女,三五成群,并有不少女郎休憩于绿荫之下,茶社之中,景况可谓熙熙攘攘之盛。”路天佑:《迪化小景》, 《大公报》(天津)1947年7月7日,第4版。与清末民初相比,此时期迪化城市空间布局并未有大的变动,但现代化气息已然增多。迪化的公共活动空间较为缺乏,这与其人口较少相适应,尚能基本满足民众的休闲需要。

(二)城市的现代化建设

清末民初,迪化市政建设废弛,街道泥泞不堪。瑞典人斯文·赫定将迪化形容为一个大城镇,街道“像无底泥潭一般”,并见到“两匹马和一个小孩陷在泥里难以自拔”。〔瑞典〕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徐十周、王安洪、王安江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第220页。市民大半不修厕所,大街小巷就是市民的公共厕所。王乃中:《迪化市的改造和新市区的发展(附表)》, 《新新疆月刊》第1卷第2期,1943年,第35页。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市政建设逐渐得到政府重视。迪化政府设置公益捐、屠宰捐,用以“建筑马路,建筑公园,发展卫生事业”。《迪化市创新税办理市政建设》, 《行政效率》第3卷第4期,1935年,第435页。政府督促市民建造自用厕所,并将旧有土路修筑成卵石马路,在街道上安装了电灯。1938年,到过迪化的陈纪滢提到:“迪化的街市,五年前的泥泞,可以淹死骆驼,现在都是平坦整齐的马路了。”陈纪滢:《新疆行》, 《大公报》(汉口)1938年10月15日,第3版。新市区的建设和旧市区的改造同步进行。迪化政府在旧市区开辟了督署前大广场和南门外广场。除西大桥之外,政府还计划新建一座桥梁来连接新旧市区。王乃中:《迪化市的改造和新市区的发展(附表)》, 《新新疆月刊》第1卷第2期,1943年,第35~37页。经过改造和建设,迪化俨然成为“绝塞的戈壁中一朵鹤立鸡群的奇葩”。沈宗琳:《迪化风土人物(续)》, 《新闻天地》第2期,1945年,第34页。迪化的城市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显著进步,但城区之间的发展并不平衡。迪化城十字大街铺成沥青路面,其他各街巷尚为砖石或土路面。很多现代化设施并未在此建设。如市内无自来水设备,夏季市民从河中取水饮用,冬季则饮用未经过滤消毒的井水;排水多在街道两侧挖凿明沟。有论者认为“迪化尚愧称为一现代化之都市”。倪超:《边地通讯:迪化之市政与水利》, 《边疆通讯》第4卷第2期,1947年,第15页。

民初迪化的现代元素极为罕见。市民过着“报时听炮声,照明靠油灯”的城市生活。1928~1932年,迪化出现了无声电影。大十字一带的商号装上电灯,夜市灯光灿烂,市民游街看灯,比元宵节的灯会还热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乌鲁木齐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2辑,新疆青年出版社,1982,第40页。照相在迪化经历由受排斥到被接受的过程。民众起初传言照相会失魂,后来这种意识逐渐消散,对照相由恐惧变为羡慕。随着市民观念的开化,迪化的照相业在三四十年代获得较快发展,出现一批照相馆。医疗方面,省立医院设备尚佳,内有爱克司光室、手术室、化验室、门诊部、病房、药房等。由内地聘请医师,已有十余位。各种病症皆可诊治。倪超:《边地通讯:迪化之市政与水利》, 《边疆通讯》第4卷第2期,1947年,第15页。迪化西药房林立,但药价较高。一支清血针(即氯化钙注射剂),需新币一两千元(合法币1万元),其他较为贵重的药剂并无定价。熊如岩:《迪化风景线》, 《光杂志》第20期,1947年,第80页。在当时照相和现代医疗还无法普及于一般市民,尤其对于一些贫民来说,购买昂贵的西药更是一种奢望。但是新事物的存在毕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逐渐开始影响民众的生活。

迪化的工业在此时期取得一定发展。1938年,新疆由苏联购进价值15万美元的机件,创办了印刷厂。该印刷厂能印书籍、报章,为发展新省文化之利器。《新疆印刷厂开幕》, 《大公报》(香港)1938年11月5日,第3版。迪化金属冶制厂耐火材料部月产火砖3万块。化学工业有制酸厂,每6个月出产淡酸13495公斤、浓酸9898公斤,供制革和充电之用。商业银行附设的玻璃厂日产茶杯或瓶子2000个,除此之外,花瓶、文具、玻璃用具均可随时制造。云:《迪化经济巡礼(未完)》, 《经济新闻周刊》第3卷第43期,1945年,第4页。迪化新式工业虽有一定发展,但工业建设的基础较为脆弱。迪化的电灯厂便常闹停电,当初因陋就简的白铁皮烟囱被风刮倒,在新烟囱砌成之前,得四处找鼓风机来维持电力供应。正在建设中的纺织厂、炼钢厂、化工厂由内地预定的机器总被拦在重庆而运不出玉门关。沈宗琳:《迪化风土人物(续)》, 《新闻天地》第2期,1945年,第33页。

迪化的城市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许多现代化元素开始出现,并逐步普及。但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问题,也就是“缀旧”与“布新”并存。由于迪化孤悬塞外,因远距离运输而出现的设备问题极大制约着城市的现代化建设。

(三)文化教育实况

迪化是新疆的教育中心,其他县市学生须到此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曾有“南疆喀什送省学生246名”的报道。《南疆青年到迪化求学》, 《晨熹》第2卷第1期,1936年,第32页。20世纪40年代,迪化学校有新疆学院、新疆女子学院、省立一中、师范学校、职业学校等。公立小学亦多。自内地聘请的教员共20余位。倪超:《边地通讯:迪化之市政与水利》, 《边疆通讯》第4卷第2期,1947年,第15页。迪化各校的发展受制于语言差异和师资缺乏等多重因素。以新疆学院和新疆女子学院为例,前者学生不过百余人,后者学生不过几十人。教学过程中存在不少棘手问题。首先,语言不同。国语原定是各族学生共同必修科,但推行多年,似乎成效未著。不少学生说两种以上语言,教一段得翻译一段,翻译得当与否又是问题,因此降低了教学效率。其次,师资缺乏。懂得两种以上民族语言的教师已较难聘,懂得两种以上民族语言,还要专攻一二门学科的教师更为难聘。沈宗琳:《迪化风土人物(续)》, 《新闻天地》第2期,1945年,第34页。因此,迪化的教育虽在新疆首屈一指,但在教育质量、师资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改进。

迪化的文化事业较为落后,书籍、杂志和报纸稀少是其主要表现。20世纪30年代,迪化仅有一种《天山日报》。在迪化的吴蔼宸指出,“以无报看为最感痛苦”。吴蔼宸:《新疆纪游》,商务印书馆,1935,第26页。抗战爆发后,原《立报》副刊编辑萨空了携带大批印刷工人及机器,赴迪化主办《新疆日报》。《萨空了赴迪化创办新疆日报》, 《新闻学季刊》创刊号,1939年,第91页。40年代,迪化发行有《新疆日报》。杂志有省党部主办的《新新疆月刊》。书店有文化书店和国际书店两家。自国民政府直辖新疆之后,迪化定期可收到来自内地的文化刊物和报纸。无报、无书可看的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比如,民众教育馆于1944年7月收到由教育部民众读物编审委员会寄来民众文库20余册,内地新到各种报纸、杂志70余份。《迪化民教馆新到书报杂志》,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18卷第5~6期,1944年,第8页。虽较30年代各类刊物有所增加,但在迪化工作的魏中天仍抱怨“精神食粮甚缺乏”。魏中天:《迪化生活》, 《时与潮副刊》第4卷第1期,1944年,第54页。迪化作为新疆的窗口,文化教育事业尚如此落后,更遑论其他县市了。

(四)多民族交融之城

迪化多民族共同聚居的情势在国内城市中极为罕见。有论者认为“不到新疆来就不能深刻认识中华民族之浑厚伟大。它不用武力可以溶化世界上任何一种民族,而感到极其自然”。魏中天:《迪化生活》, 《时与潮副刊》第4卷第1期,1944年,第56页。迪化虽然民族复杂,却很少有汉族和维吾尔族两族人打架的现象。各族民众接触,虽多语言隔阂,但总脸带笑容,做手势帮助达意。沈宗琳:《迪化风土人物》, 《新闻天地》第1期,1945年,第31~32页。各民族之间比较注意言语和行为,以免发生不必要的矛盾。在公共马车或汽车上,各民族的市民往往混坐一起。有人不无感慨地指出,“这真是中华民族大集结的黄金时代”,各民族“是那么欢欣融洽地相聚”。小青:《在乌鲁木齐河畔》, 《联合周报》1944年2月5日,第3版。迪化各民族之间确有和谐的一面,但因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差异,存在矛盾也实属正常。以往内地与新疆之间因交通不便,经济、文化的交流无从谈起,有论者建议应以“加强内地与当地民族间的团结为第一要义”, 朱应鹏:《注视新疆的民族文化》, 《申报》1947年7月20日,第2版。换言之,就是加强彼此间的联络,以增进了解。

新疆其他城市诸如哈密、喀什等,与迪化存在较大差距。哈密由老城、新城和回城组成。老城除一两家小店外,其他为市民住宅。回城房屋杂乱。繁盛之区位于新城和老城相连的街道上,但仅有两条。哈密仅有一所简易师范学校。哈密没有一家报纸,就连看《新疆日报》和内地发行的报纸,亦需半个月之久。余应霖:《都市特写:“塞上江南”哈密行》, 《市政评论》第9期,1946年,第32~33页。喀什也十分落后,“既没有汽车,也没有摩托车,甚至连自行车都没有见过。没有电灯照亮那些巴扎附近黑暗、狭窄的通道”。〔瑞典〕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崔延虎等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第58页。受地理环境、交通等因素的影响,哈密、喀什的城市发展始终处于较为滞后的状态。由于迪化作为政治、交通中心的地位,它在新疆城市发展中一枝独秀。与其他城市相比,迪化的现代化、城市化水平明显高出很多。

二 迪化民众的日常生活

民众日常生活是社会发展的真实写照,对社会生活实态的还原,可以反映社会的发展变迁。迪化民众日常生活受自然环境影响,而有迥异于内地之处,同时,伴随现代化元素的日益增多,也呈现丰富性与多元化发展态势。

(一)衣食住行

民初汉族穿着长袍马褂者不在少数,后则逐渐流行中山装,西服也开始风靡。回族以穿着传统服饰为主,一般由绸带捆着长大衬衫,外面加件“却本”(形似大衣而无纽扣)。沈宗琳:《迪化风土人物》, 《新闻天地》第1期,1945年,第33页。饮食方面,有大米、面、牛羊肉、鸡、韭菜、芹菜等。早餐可饮牛奶,价格便宜。一般人每日两餐。《衣食住行在迪化》, 《国风》(重庆)第9期,1943年,第16~17页。夏季街头路边的烤肉摊为迪化特色。每当夕阳落山之时,散步归来,就摊小坐,随手取食,别具风味。袁见齐:《迪化一瞥》, 《盐务月刊》第4卷第3期,1945年,第33页。住房方面,城内房屋大半为平房,用泥筑成或以砖泥混建。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迪化已经有不少多层楼房、西式房屋。房内建有火炉,冬季极为温暖。有人认为,“不但比江南好,即比平津也好,不必穿厚衣服。早晨起身时,也绝不会有需要‘赖被窝’的事”。林之:《迪化之冬》, 《瀚海潮》第1卷第12期,1947年,第22页。

民初迪化市民多是步行或是骑马,几乎没有汽车。三四十年代,迪化主要的公共交通工具是“六根棍”。它由两根棍子架马,四根棍子撑篷,可坐六七人。乘客沿途攀搭,计程付值。此时期迪化交通建设的近代化趋势明显。汽车数量日益增多,公共汽车已成为最适用的交通工具,从迪化到近郊各地或其他城市都有公共汽车可通,行路的困难一天比一天减轻了。《新疆归客谈》, 《申报》1936年10月5日,第17版。迪化开通的市区公共汽车路线,建新门(北门)—大十字—中正门(南门)—南梢门—二道桥—南樑新疆学院为一干线,另外有建国路—三角地—大十字—龙王庙—西河街—西大桥一线。每15分钟各线对开1次,每天车行时间为上午8时至晚上9时,如此来回行驶于市区,人民无不称便。若与六根棍相比,公共汽车的弹簧沙发则安逸得多了。熊如岩:《迪化风景线》, 《光杂志》第20期,1947年,第80页。《大公报》报道称,“市区交通有公共汽车来往行驶,每车可容纳20人左右,没有争先恐后的现象”。欧阳明:《今日之迪化》, 《大公报》(天津)1948年2月12日,第5版。汽车衍生的汽车文明也形塑着迪化市民的现代意识。男女混坐对进一步打破男女之间的界限,形成男女平等观念有积极的作用。随着现代交通观念的传入,在政府主导下,车子与行人开始分左右走。警察不辞劳苦地劝告和指导行人。满街贴有行路靠左的标语,并且有多幅描写不靠左走就要发生危险的油画。黎东方:《迪化印象》, 《西北晨钟》第6卷9月号,1944年,第14页。

(二)休闲娱乐活动

市民休闲娱乐活动主要取决于设施建设和社会发展程度。民初迪化市民娱乐活动较为单调,主要以传统戏剧为主。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众娱乐方式增多。1932年6月,迪化正式放映电影。在售票门口看热闹的民众挤得水泄不通,甚至把票房门上的玻璃挤碎了。由此可见民众对新生事物的好奇心。迪化放映的影片中,有不少国产片。1934年,迪化由内地购来《昆仑盗》《孟姜女》《小英雄》三部国产无声影片,又租来《孤城烈士》《壮志凌云》等国产有声电影,放映后颇受欢迎。《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2辑,第40~41页。《西藏巡礼》和《密电码》上映的时候,连窗子外都站满了人,大家伸长了脖子抢着看。霍然:《西北的乐园迪化》, 《国讯》第346期,1943年,第11页。电影与传统戏剧共存于迪化,电影更能吸引年轻观众。国产片有利于民众开阔视野,成为形塑国家意识的助推力。但因放映机构较少,放映队影片缺乏。观看好片子是很难的事,大众化就更难了。李旭然:《迪化剪影》, 《文化青年》创刊号,1947年,第6页。电影尚未普及,一般民众鲜有机会观赏。

春游是市民休闲的重要方式之一。每年春游都是盛况空前。市民趁着风和日丽的星期日,到郊外欣赏春天的美,呼吸新鲜空气,伸展久已困倦的躯体,享受鸟语花香的甜蜜。下午:《迪化见闻》, 《关声》第10期,1947年,第10页。夏季避暑之风也极为兴盛。有钱有闲的阖家上南山。他们住蒙古包,喝牛奶,吃羊肉。至夏末冬初,他们带着黑油油的健美脸回到城市来。没钱没闲的人,中午以后,也少不得去西河坝洗个冷水浴。红男绿女躺在树林深处,饮酒吃瓜,管弦杂陈,玩一个畅快。沈宗琳:《迪化风土人物》, 《新闻天地》第1期,1945年,第31页。由省营新民肥皂厂改建的天池浴室成为市民消闲场所。此处设备相当完善,内分盆浴、池浴两种,来此沐浴的人很多。除浴室外,还有理发室、茶社、冷食社、餐食部。周末或假日,一般有钱无处去的人们带着太太、小姐或女朋友,在这里度过惬意的假期。市民还可到中山公园休憩。每当夕阳西偏的时候,公务员、教师、学生、商贾、工人以及青年军人,如潮水般涌入公园。熊如岩:《迪化风景线》, 《光杂志》第20期,1947年,第80页。

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改善,迪化民众的娱乐活动相较民初已经有较大进步,但是可以体察到不同阶层民众休闲娱乐的差异。有产阶层往往休闲娱乐活动更为丰富,而贫民则多是因陋就简。相较内地大城市而言,迪化的休闲娱乐活动显得较为单调。在迪化工作的魏中天提到此地“缺少新闻,缺少刺激,缺少娱乐场所,虽有几个戏院,但所演均为旧戏,毫无一看的价值”。魏中天:《迪化生活》, 《时与潮副刊》第4卷第1期,1944年,第55页。此种评述虽不一定能全面概括迪化市民的休闲娱乐环境,但可从侧面反映仍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三 结语

民国时期,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与清末民初相比,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迪化有近10万人口,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趋势越发明显。随着迪化政局趋稳,城市的现代化元素不断增多,电灯、电话以及汽车等逐渐进入市民的日常生活,规训市民的观念和意识。公园等休闲娱乐场所为市民的休憩、娱乐提供了公共空间。迪化作为一座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城市,有现代化元素,同时传统元素仍然大量存在。迪化在新疆处于教育中心的地位,但因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文化教育事业仍是其软肋。迪化是一个多民族会聚之城,这也是中国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一大特色。在民国报刊的相关报道中,各民族在迪化和谐共处。由于各民族间的差异性,实际情形可能会呈现一定的复杂性。不同民族成员在交往中难免出现一些矛盾,此类情况实属正常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迪化凭借所处的政治中心地位发展成为西北边陲一个相对现代化的城市。由于新疆地域辽阔,以及经济的滞后性,迪化的发展并未对新疆其他城市产生明显的带动作用,从而与其他城市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差异,乃至拉大了差距。

民众日常生活中观看的影片多来自内地,这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国家主流文化的窗口,开阔了民众的视野,成为推动新疆与内地一体化的重要助力。现代交通体系的构建为内地与迪化乃至新疆关系趋于紧密化奠定了坚实基础。现代化的技术促进了新疆与内地的联动,随着彼此间关系的密切化,更进一步推动了迪化乃至新疆的现代化进程。另外,探究国人视野下的迪化城市变迁和民众日常生活有助于还原彼时市民的真实生活状态,可更直观地与当今城市状况及民众生活加以比较,从而增强对城市历史文化的记忆、认同。

作者:冯成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编辑:熊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