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辛亥革命：中国早期现代化向政治制度层推进的高峰

传统的中国一方面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一统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各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在进入近代之后，由于新的经济文化的输入，形成了传统社会经济文化与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叠加的二元结构，这种不平衡性和差距就更悬殊了。犹如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的巨龙一样，它的龙头——民族的最先进分子的思想可能已进入世界的最前列，而它的尾巴却还未脱出原始状态。

在洋务运动作为时代的新风被顽固派嗤之以鼻时，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就已开始立志于民主革命了。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暴露出清王朝不可思议的腐败怯懦。这一方面使列强更加胆大妄为地瓜分中国，另一方面也刺激了中国改革的先驱者的觉悟。孙中山正是“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造民国之志”。孙中山青少年时代在檀香山、香港和广州受过系统的西学教育，学了不少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时局的变化，清廷的腐败，“改良祖国”的爱国热忱和西学的影响，使他逐步形成了民主主义的思想。关于具体如何实现社会变革的问题，在甲午战争前尚处于反复酝酿之中。1892年当他毕业走向社会之际，受到他的老师何启、同乡郑观应的改良主义影响，他还对清政府的“维新”寄予一线希望。1893年冬，孙中山在广州曾与友人讨论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的“兴中会”。但是不久，又回乡写了《上李鸿章书》，提出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革的建议，其中心就是“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而李鸿章却根本不予理睬。孙中山在天津吃了李鸿章的闭门羹之后，又上北京，正值甲午战争，中国在朝鲜牙山战役中遭惨败，消息传来，举国震痛，而朝廷仍在赶修颐和园，准备庆祝慈禧太后60大寿。孙中山由此而断定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之路确实走不通了，遂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道路，在檀香山建立了“兴中会”，这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入会誓词明确写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当时，改良派正在京畿道上为向朝廷推荐日本式的自上而下的改良而奔走呼号，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则已经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和美国式的发展模式。

“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就加紧发展组织，策划武装起义。1895年10月，广州首次起义失败，但是孙中山和“兴中会”的革命活动却因此引起了海内外的注意。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政府诱禁，经老师相救脱身。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许多政治活动家流亡到了日本，孙中山便去日本动员流亡在日的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反清，未成。但是其他许多原来追随改良派的维新志士，却因戊戌政变的倒行逆施而对清廷“断念”转向了革命。孙中山与唐才常的“自立会”取得了联系，1899年与唐才常达成了“殊途同归约”，准备起义。1900年8月，唐才常利用北方义和团运动勃兴之机，联络会党，策划“自立军”在长江流域起义，事泄而败。同年10月，“兴中会”发动惠州起义，曾发展到两万多人，仍败。但是孙中山革命之志既立，便“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方面是章太炎等政治活动家纷纷由改良进向革命并流亡日本，另一方面是“新政”开始以后大批留学生去日本，这些热血青年与革命家的结合，在日本东京形成了一个反清、革命的海外活动的中心。1902年春，孙中山与章太炎就中国的革命和革命成功后的政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1903年，几部最有影响的革命宣言书和大众宣传著作问世，这就是被称为中国的“人权宣言”的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他们把改良派的进化的天演公理，推进为革命的“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明确提出了“建立中华共和国”的政治目标，把改良派在改良的名义下提出的东西，统统以革命的名义更旗帜鲜明地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民主革命思想不断高涨，1903年的“拒俄运动”和留日“学生军”的斗争，挫败了沙俄胁迫清政府接受其侵占东北的“俄约”的阴谋；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进一步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同时，各地的革命团体也纷纷建立，其中最著名的是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在长江中游建立的“华兴会”和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在长江下游组织的“光复会”。

1905年孙中山再到东京，受到各革命团体和留学生的热烈欢迎。各革命团体经商议组成了统一的新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通过了同盟会章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词》中，把这一宗旨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后来所称的旧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继承了中国华夏民族“夷夏之辨”的传统意识，汲取了西方民族独立、自由的思想，当时的具体历史内容就是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排满兴汉”、“振兴中华”，尚缺乏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其民权主义，主要采自西方的“平等”和“民治”的思想，也融进了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精神，主张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民国。其民生主义，基本上采取的是美国亨利·乔治的土地单一税理论，也汲取了中国关于土地问题的思想资料，想用“平均地权”的办法，改革社会经济制度，防止再发生社会革命。孙中山自认为他的这一纲领是“社会主义”的，想“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这个纲领虽然有其缺陷和主观空想的弱点，但总的看，是一个要求建立共和制度的完整的民主主义纲领。三民主义的理论就是孙中山的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理论，它的提出使革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目标更为明确，有力地促进了革命的发展。同盟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

同盟会成立后，各地分散的组织和活动得到了比较统一的领导，斗争的规模和水平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理论上，革命派在与改良派进行的革命还是改良的大论战中，驳倒了改良派君主立宪的保皇论，进一步论证了革命的必要性。同时，清朝廷亦打出了预备实行“君主立宪”的幌子，以应付舆论，消弭革命。在立宪派的策划下，慈禧太后一会儿佯装决定“预备立宪”，一会儿又来个“仿行宪政”，耍尽花招，却仍是枉闻虚声，不见实行。直到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死，仍不见立宪踪影。同年，3岁小儿溥仪即位，其生父载沣任摄政王，才不得不重申“预备立宪”，而预备期竟长达9年，连立宪派也等不得了，只好一再上书请愿，但却屡遭拒绝。到1910年才由朝廷炮制出了一个由“钦选”和“民选”议员组成的“资政院”。1911年5月又推出了一个由朝廷组成的“皇族内阁”，使立宪派也大失所望。所谓“君主立宪”的骗局，已由朝廷自己把它暴露无遗了，剩下的当然也就只有革命一条路。清王朝也就失去了最后的苟延的机会。

同盟会在与改良派进行的革命还是改良的论战中，揭露了朝廷一延再延的假立宪的丑剧，与此同时，前赴后继地不断发动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自同盟会成立到辛亥革命，短短几年间就爆发起义10余次。

清王朝为扑灭革命烈火，疲于奔命，顾西失东。1911年正当朝廷调驻湖北等省的军队汇剿四川同志军起义时，起义烽火又从中国中部燃起，这就是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的武昌起义。武昌起义是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中长期组织发动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也利用了清朝廷摇摇欲坠、四面楚歌的客观形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全国各地纷纷响应，50天内就有15省宣布起义或独立。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在南京宣誓就职，组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立即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在政治方面，要求实现全国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消除民族压迫和分裂，革除封建官场恶习；经济方面，振兴实业，设立实业部，各省成立实业公司，确定经济政策和统筹运行方法；社会方面，规定“中华民国国民一律平等”，革除“老爷”、“大人”之类的称呼，实行男女平权，劝禁女子缠足、男人留发辫，禁止种植罂粟和吸食鸦片；教育方面，各级学堂一律改称学校，小学废除读经，把清朝学部提出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方针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孙中山还亲自主持，为南京参议院起草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全国人民一律平等，都有人身、财产、营业、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居住、迁徙、信仰等自由，有选举和被选举等民主权利；确立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临时约法》具有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法的性质。

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领袖的革命民主派所颁布的政治、经济、社会、文教等方面的革新政策和法令，的确体现了社会现代化全面发展的需要。在民国成立初期，也的确出现过一派新气象，可以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将资本主义现代化中的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推向了高峰，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中国执政并推行社会现代化的尝试。

如果这个局面能长久持续发展下去，中国的民主和现代化的实现就会顺利得多。然而，由于当时新生的现代性因素还很稚弱单薄，而积久的传统的反现代性势力仍然厚重，所以民国成立后不久，旧势力就恢复过来了。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势力，是以海外为基地，以留学生为基干，通过策反新军、组织会党而展开推翻清王朝的起义，进而临时取得政权的。它在国内还缺乏坚实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基础和军事力量，因而即使一时得到了政权，也不易巩固，很快得而复失。孙中山仅仅做了一个季度的临时大总统，就把这个位子让给了以封建旧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为后盾的有武力的军人袁世凯。

袁世凯等军阀上台之后，便大开复辟的倒车，革命民主势力遂与封建专制复辟势力围绕着独裁与民主、帝制与共和、复辟与反复辟展开了反复的斗争。

首先，袁世凯一上台，便倚仗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力图消灭民主势力，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甚至复辟帝制。孙中山则重新组织和领导革命力量发起“二次革命”来推翻袁世凯的独裁统治，维护民主共和制。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又靠出卖国家领土和主权换来了俄、英、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爬上了正式大总统的宝座。1914年，袁世凯正式解散国会，废弃《临时约法》，成为大权独揽、能“合法”终身连任和世袭的独裁者，“民国”已成虚名。而同时“公民讨贼军”起义反袁失败。

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袁世凯希望得到日本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其要点为：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攫取的一切特权，并加以扩大；②日本取得东北南部和蒙古东部的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和南满、安奉两铁路的租借期限都延长到99年；③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④中国沿海的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让予他国；⑤聘日人为中国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承认日本在武昌、九江、南昌、杭州、潮州间的铁路建造权，允许日本在福建省有筹办铁路矿山、建筑海港船厂的优先权。除第5项留待以后继续协商外，袁世凯派人接受了日本的其他各项要求。袁世凯在得到帝国主义支持后，更忘乎所以，正式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并定于元旦“登极”。反袁势力则组成护国军，在云南宣布独立，讨伐袁世凯。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在举国怒讨声中死去。

袁世凯死后，又出现了皖、直、奉、晋、滇、桂等各派军阀割据、合纵连横、互相争斗的混乱局面。在混乱中，清廷遗帅张勋率“辫子军”入京于1917年拥废帝溥仪“登极”复辟，仅12天就被赶下台。以后，仍是北洋军阀执政，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孙中山又联合南方护法军掀起护法运动，但是护法军的首领同样是抱有皇帝思想的军阀，孙中山由此痛感“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这些斗争的国际背景为，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寻找在华的代理人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半殖民地化；国内背景是，随着现代产业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分化，旧的社会整合机制逐步崩溃，而新的整合机制、民主法理权威又难以确立和普遍化，真正有现代理性精神的社会成员还不多，以现代产业发展为载体的新兴阶级、阶层尚在幼稚的发展阶段，社会大多数人仍依附于旧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旧的社会阶层，从而形成新旧各阶级、阶层和各种利益集团的激烈冲突和反复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