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清廷弥留之际的“二次维新”

经过戊戌变法与政变的反复、义和团的起义与八国联军的入侵、朝廷中后党与帝党及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反复较量，清王朝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下层被统治者不能也不愿照旧生活下去了。同时，“洋主子”对这个老朽的朝廷亦有诸多不满，他们也要按照他们的殖民主义的利益和外国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这个政府、改造中国。《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就要求清政府进行某些“改革”，实施“新政”。1854年即来中国、在中国担任总税务司达48年之久的英国侵华的主要代表人物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此时便趁机向清政府献策，提交了《更新节略》，对清政府的外交、内政、武备、商务等诸方面拟出了具体的“更新”方案，为处在弥留之际的清王朝打了一剂强心针。为了迎合洋人的旨意和笼络人心，1901年初，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出逃西安时就颁发“上谕”, “预约变法”。自此之后，到1905年，清政府共颁发“新政”30余项，史称“新政时期”或“二次维新”。

“新政”的主要内容有：振兴商务，扩编新军，废科举，改革政府机构，1905年甚至还提出了预备立宪。

前期重点是在经济上，振兴工商，以广开财源，偿还外债，筹集军费，缓解国库的空虚。措施为政府设立了商部（后改为农工商部），制定了一些工商法规，奖励实业及发明创造。尤其商会和商团组织的纷纷建立，使民族资产阶级有了自己的组织和准武装组织，体现了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需要。民族资本主义势力抬头，内抗封建压迫，外抵帝国主义侵略，力争矿权、路权等权力的收回，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经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工商业的发展和相应的经济思想发展积累的成果。甲午战争以后，包括“新政”时期，中国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既有的基础上加快了发展步伐。不过，这种现代经济成分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巩固清王朝统治基础的作用，相反，由于清王朝政治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更加尖锐，反而成了颠覆清王朝统治的物质基础。

军事方面，为大清王朝奠定基业的八旗兵，到19世纪中期已腐朽不堪，不再适应对外对内的战争需要。由于“时事多艰，兵实为急务”，清政府把扩编新军以维持统治放在头等位置上。清代新军编练起于1894年，“新政”时期得到大量扩充。新军采用洋枪、洋操，仿照洋军的步、骑、炮、工程、辎重等各种兵种建制，聘用洋教习，开设武备学堂，培训各级军官，并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军事，还对新军士兵的年龄、体格、识字程度做了规定。1905年，清政府统一了全国新军的番号，计划全国编练新军36镇，由于经济的拮据，新军的编练未能按期完成。本来，清政府扩充新军是想为自己的政权建立一个新的支撑点，但是这些新兵、新军官受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宣传和策动，反而成了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重要武装力量。同时，在建立和扩充新军时，由于朝廷无能，得靠像袁世凯这样一些有手腕的人物去招募、培植，这样建立起来的新军又往往为军阀宗派势力所把持，成为以后军阀乱华的祸胎，如以后大名鼎鼎的军阀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就是这样起家的。

教育方面的“新政”是“废科举，办学校，派游学”。“新政”的教育方针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其保守的政治原则是一致的，但是它毕竟废除了在中国延续了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广设各级学堂，教学内容遍采西学，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又派了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留学高潮，单是留日学生在1906年即达1.3万～2万人。即使国内的学堂，“首以经学根底为重”，小学中学均限定读经、讲经、温经，到中学毕业，“共需读过十年，亦通大义”，而大学则有更高要求，“凡旧学所有者皆包括无遗，且较为详”。但是，时尚已是厌旧图新，新学一开，学生便趋之若鹜，更不用说摆脱了羁绊的留学生，一到资本主义国家便如饥似渴地扑向新鲜的学问，哪还管你什么“体”呀“用”的。所以，当初清政府停科举、兴学校的目的是指望能“广学育才”，作为“内定国势，外服强邻，转危为安”的基础，结果却事与愿违，这些人正好成了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的先锋。中国人近现代留学史，简直就是一部近现代中国的革命史。

如上所述，由清朝廷主持的所谓“新政”，其出发点本来是保守的，“新政”肇始就说得分明：“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意即封建宗法专制制度万不可变，只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和表面上“刷新”一下。这个宗旨在政治上阉割了维新派的“兴民权”的主张，发展观上也从进化论退回到体用分离的形而上学观念。所以，这种“维新”正如鲁迅所说：“单是皮毛。”换言之，“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从现代化的发展观看，便是在维新变法时期向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层冲刺了一下之后，“新政”又退回到器物层了。但是，时势比人强。“新政”以为可以保“体”之“用”的工商业、新军、新学稍有发展之后，便不肯为旧体所“用”了，它要反作用于“体”了。无论是振兴工商所造成的产业新军，还是整顿武备编练的打仗的新军，或是改革教育造就的文化新军，都没有成为维护和巩固清王朝统治的根本，反而都做了清王朝的挖墓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政”的客观效果，要远远超出其主持者的愿望，甚至正与主持者的愿望相反。

这样相反相成的效果证明，时代已前进到中国非变不可的时候了，愿变者变，不愿变者也得勉强变。勉强变，就是小变。不变则亡，小变亦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时，清朝廷无论是禁也好，压也好，放也好，收也好，惶惑也好，徘徊也好，社会的变革都不以统治当局的意志为转移而在开辟自己前进的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