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戊戌维新：政治、文化现代化的揭幕

经过4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和1个多世纪的工业革命，到19世纪9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已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非洲和拉丁美洲已作为殖民地被瓜分完毕，亚洲只有庞大的中国和朝鲜，土耳其、波斯、泰国等中等国家还维持着半独立状态。所以，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尤其东方后来崛起的日本帝国主义争夺的主要对象。1874年清政府在日本侵略台湾事件中“委曲求全”、“迁就了事”, 1885年中法之战不败之败所表现的怯懦、腐败、无能，更进一步助长了列强侵略的野心。日本在明治初年就制定了征服大陆的政策：“为了征服中国，我们必先征服满蒙；为了征服世界，我们必先征服中国。”日本经过长期准备和周密策划，终于在1894年将侵朝战争延伸、扩大为直接的侵华战争。面对日本破釜沉舟的进攻，李鸿章始终“志存和局”，竭力避战。结果战争历经8个月，便以北洋水师覆没、陆师溃败而签订了鸦片战争以来最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人得以控制了朝鲜，获得了日后继续入侵中国的桥头堡。战争赔款加上后来“赎还”辽东半岛的款项，共达2.3亿两（白银，下同），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3倍，为甲午战争以前清政府投入现代产业（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资本总和（1.2亿元，合0.8亿两）的近3倍。日本的资本主义及其战争机器得到了巨大的外来资金，迅速发展，中国则背上了沉重的外债。甲午战争后的3年里，清政府所借外债达3亿多两，而且利息重、折扣大，真是“括地难偿”，从而极大地削弱了现代化的投资能力，严重地滞缓了中国的发展。条约规定开放众多内河内陆口岸、日人可自由设厂、豁免中国内地各税，其他列强亦据前约利益均沾，使外国在华投资迅速增长，而中国财政却大受损失。同时又进一步刺激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分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此之后虽有了初步发展，但是又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的双重挤压，致使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台湾等岛的割让，更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做了恶劣的示范。俄、德、英、法、美等国，纷纷效尤向清政府伸手，在中国划界、租地，争夺势力范围，到1897～1898年愈演愈烈，更加深了中国亡国的危机。

殖民地型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在矛盾中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分解，朝廷的腐败、昏庸、无能，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加深，西学的传播和改良思想的酝酿——这些因素的叠加、互动和综合作用导致了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

在具体的组织和思想准备上，维新领袖康有为于1891年在广州开设万木草堂培养维新变法人才，学生到甲午年时已由初创时的20多人增加到百余人，连同以后康有为在桂林讲学的学生以及京、沪来拜门的学生，共达千人之多，这些学生成为康有为以后领导的维新派的基本队伍。万木草堂实际上起到了维新运动的干部准备学校的作用，其中梁启超、麦孟华、徐勤、欧榘甲等人都成了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老、崇尚传统的国家，借用历史的亡灵来推动改革是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战术，可以使革新减少阻力，何况，在中国借重孔子的权威——“挟夫子以自重”——本来就是故技。康有为在梁启超等人协助下在草堂精心炮制的两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以“我注六经”的形式行“六经注我”之实，来达到托古改制的目的，冲击了顽固势力死守的祖宗陈法，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为维新变法做了“广联人材、开创新风”的准备。

中国科举取士的文官制度发展到封建后期，其八股化的确造就了一些书呆子，但也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担当国家重任的使命感，尤其明清以来随着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加深，知识分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的上升及晚清经世之学的提倡，改变着知识分子的儒腐气。1895年春，参加会试的举人云集京都，《马关条约》的噩讯传来，引起以天下为己任的举人们的震惊。康有为、梁启超于是联络湖、广举人联名上书拒约，各省举人纷纷响应形成了沸腾的舆论。康有为趁机连夜起草了万余字的上皇帝书，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其中前三项为“权宜应敌”之策，第四项“变法成天下之治”则是“立国自强”的根本。上书分析了世界大势，指出必须以“开创之势”取代“守成之势”，因而要更新自强，不要墨守旧章，主张以府县为单位选举有才学的“议郎”供皇帝咨询，“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皆由议郎讨论，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方能生效、实行。各省举人有1300多人在这封万言书上签了名。由于自汉朝以来就兴用公车接送征举的士人，后来人们就以“公车”作为进京应考的举人的代称，这份上皇帝书也因此以“公车上书”之名载入了中国史册，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现代性的先进阶层登上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舞台。这是康有为的第二次上皇帝书。接着，除继续上书皇帝（共上书7次）外，他又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刊载“格致有用之书”，考“万国强弱之原”，鼓吹维新，创“强学会”，广联人才，大声疾呼：“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强学会序》）除维新志士外，一时间帝党和洋务派官僚也以捐款入会为荣，英、美驻华公使及传教士头面人物亦表示支持维新派的活动。康有为又在上海成立了强学会分会，并于1896年1月出版了《强学报》。同年，黄遵宪、汪康年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由梁启超任总编辑，以“变法图存”为宗旨，风靡海内外。1897年，湖南设立时务学堂，创办《湘报》和《湘学新报》，同时成立南学会，宣传新学，“联群通力，发奋自强”。在天津，严复、夏曾佑等人创办《国闻报》，评述《天演论》，宣传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说。据统计，到1897年底，全国出现了讲变法自强的政治性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报馆合计达300多个，可见维新运动在组织上和宣传上发展之迅猛。

1897年冬，德国又强占了山东胶州湾，俄、法、英皆张牙舞爪，“瓜分豆剖”，步步进逼，康有为赴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疾呼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以变法为国家大政，立即集天下贤才商定变法方案。光绪皇帝决心采纳变法主张。1898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呈送了《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和《日本明治变政考》等书，又发起组织了具有政党雏形的“保国会”，会章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光绪皇帝于1898年6月11日下“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共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维新期间，光绪帝任用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一派新人物，颁发了新政诏书、谕令110多道，其主要内容为：设立制度局，改革旧机构，撤汰闲散、重叠的衙门和冗员，提倡廉政和上书建议，保护和奖勉工商业，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和商学、商报、商会各类组织，改革财政，严格预决算制度，并按月公布情况，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的特权，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设各级学堂并派人出国留学，提倡西学，设译书局，创办报刊，奖励著作和发明，准许组织学会，设厂造军火，练新军，裁汰旧军。

这些新政处处触犯了上下腐朽的官僚和社会势力，上自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权贵，下至八股士子、土豪劣绅、和尚道士，对新政深恶痛绝，“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骂维新派“离经叛道、惑世诬民”, “目无君上”, “聚众谋反”, “僭越妄为，非杀不可”。

如果说光绪帝接受的维新思想和主张比慈禧太后的顽固观念要高千百倍的话，在用权的老谋深算上，光绪皇帝却仅是一个稚气的小儿。就在光绪皇帝一道道发出变法的诏书的时候，慈禧太后已釜底抽薪，胁迫光绪帝撤了支持变法的大学士翁同龢的职，用她的宠臣荣禄控制了京畿，太后本人还直接控制了高官的任免权，把军事、人事安排好之后，便发动了政变，史称“戊戌政变”，而光绪帝和康有为、谭嗣同等还把希望寄托在与顽固派里应外合的袁世凯身上。结果，光绪帝被软禁，维新领袖康有为、梁启超分别在英国人和日本人保护下逃往国外，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刘光第、杨锐、林旭英勇就义。

戊戌维新的失败，使中国失去了依靠既有的统治权威进行日本和俄国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从而走上现代化自强之路的机会。中国继明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夭折于腐败政治的摧残和战乱、清“乾隆盛世”的妄自尊大与闭关及“鸦片战争”的失败被迫开放后仍不振作，又一次错过了急起直追世界发展潮流的机会。同时，也使清王朝失去了最后一次由被动转向主动的中兴机会。此后，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再一次教训之后，即使它再想来一次“维新”，也得不到有识之士的支持了——人们通过戊戌政变已对它“断念”，也就是说，它已丧失了主持现代化发展的权威了。它只有一个下场，即在社会现代化的前进运动中被作为历史的垃圾淘汰掉。所以，尽管顽固派能在戊戌政变中得逞一时，但是没过多久便被摧枯拉朽般推翻了，应验了康有为在戊戌奏折中所说的“方今不变固害，小变仍害，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的预言。

就当时来说，变法失败得如此之惨，还是由其主客观条件决定的。就客观条件看，一是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和二百余年的清王朝统治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基础仍然是厚重的，虽然自鸦片战争以来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中已有新的现代性因素在生长，并具有不可抗拒的生命力，但在当时比起旧势力还弱得多；二是清王朝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贵族政权，并处于没落的后期，朝廷中又形成了以慈禧为首的根底很深的握有实权的后党和以光绪帝为首的稚弱的帝党的二元结构，而维新派借重的不过是那样一个皇帝的虚名，这种民族的和朝廷权力的双重的二元结构，就使得清王朝难以像民族和政治结构都比较单一的日本那样顺畅地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

就主观条件看，当时中国现代产业还很薄弱，政治上、文化上的现代成分亦然。维新派主要是一批尚未成熟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政治上幼稚，组织上准备欠缺，军事上更是既无实力又完全外行，这一次不过是他们登上历史舞台初试锋芒，面对那样根底深厚、凶险的对手，是不可能不失败的。同时，他们救亡图强变法心切，103天就下了诏书、谕令110多道，却没有建立起能贯彻下去的执行机制和操作手段。结果，新政措施下达下去，下面的守旧官僚“概不奉行，亦不复奏，电旨严催，置之不复”。即使没有戊戌政变，也难以执行，发生实效。中国现代化既有多次坐失良机的历史遗憾，也有屡次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教训。变法伊始，康有为就断言“变法三年便可自立”，就是这种急于求成欲速不达反遭失败的第一个最明显的历史教训。过去许多论者常把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归过于维新派主张不彻底，其实是脱离历史实际的表象之见。

“百日维新”暂时悲壮地失败了，但是它提出的任务却反映了时代的要求，这些要求正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各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新因素发展积累效应的集中体现。许多思想和主张自魏源以来已陆续有人在不同程度上涉及过，不过，维新派把此前的先驱者的思想和主张更加系统化，并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其中，最突出的是政治上对封建专制的批判和反复强调“兴民权”、“开议院”的重要性。严复大倡自由、民权，痛斥“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论世变之亟》）, “秦汉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论证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王侯将相者当为“通国之公仆隶也”（《辟韩》）。康有为指出，“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上清帝第七书》）。梁启超斥责君主专制“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以一人而夺众人之权”（《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康有为等人在戊戌年间所上的奏折中，把设制度局放在头号位置上。政治制度的变革是维新变法的核心。维新变法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意义也就是把政治制度的变革推向了前台，是中国现代化推进到制度层的标志。

在经济方面，维新派都很重视工业的发展。康有为把机器大工业看作富国强兵的首要基础，进而论证了大工业对于克服愚昧守旧思想、提高国民文化素质、改善社会风气的作用，可以说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工业化将引起的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及其文化的变革的连锁反应。他批判了“重本抑末”和“以农立国”的传统，主张“定为工国”，并认为，除货币和邮政外，其他均可“纵民为之”，由私人经营。严复以他翻译的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据，宣扬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清廷对民族资本的压迫，反对官僚垄断，要求给民间经营新式工商业以充分的自由。

在社会改革方面，由于当时最紧迫的是严峻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维新时期的社会批判，主要还是为政治改革开路，因此集中在对作为君主专制的社会精神支柱的纲常名教的批判，其中以谭嗣同的《仁学》（写于1896～1897年，刊于1899年）最为激烈，他揭露“三纲之摄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发出了“冲决一切网罗”的呐喊。维新派的社会理想则集中于康有为的《大同书》中，他杂糅中国传统的公羊三世说，礼运大同说，中世纪从南亚输入的佛教慈悲、平等，近世从西方传入的基督教博爱、平等、自由的教义和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及其他一些空想社会主义，构思出了一个无国界、无等级、无家庭、无私产的大同世界。这些思想若在当时公布出来，自是激进得惊世骇俗。但他当时却并未拿出来，还藏在腹中，到民国时期才出版问世，影响就不大了。

在文化教育方西，中国早在6世纪末即已开创了具有竞争性的科举考试制度，有利于人才选拔。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为适应社会管理和各行业的人才需求，西欧德、法、英各国及日本自18世纪末以来，先后引进中国的考试制度，并建立了相应配套的学校体系。各种职业资格认定考试的制度化，为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培养了一批批人才，并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文官制度、社会组织管理的科层制和合理化的形成。这一过程在西欧和日本到19世纪末已大体实现。日本更成为世界著名的重视学历的社会。而中国这个科举制的创始国，经过1000多年到封建后期，科举制反而陈腐僵化不堪。维新派从反对八股取士“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之害入手，把培养人才、改革教育制度提到变法根本的高度。梁启超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强调“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主张效法德、日确立新的学制：乡设小学，县立中学，省和中央办大学。文化教育是这些由旧学转向新学的维新派的本行，拿手好戏，也是维新时期留下深远影响的实绩的领域，如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商务印书馆及其他许多新式教育文化设施的建立，真正开了一代教育和文化的新风，其思想启蒙的作用直接、间接地影响了几代人。维新运动也是中国现代化推进到思想、文化、教育层的真正标志。

在当时译介的各种西学著作中，以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原著为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所起的作用尤为强烈而深远。严复在这本书中介绍了西方生物进化论的进化发展观，特别突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他结合当时中国所面临的被列强瓜分的严峻形势，大加阐发，用“优胜劣败”来激励人们起来“自强保种”、救亡图存、“转祸为福”。在哲学上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形而上学观念，成为以后前进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的重要阶段。在对民族存亡的认识上，从直观的形势认识提高到了理论的高度，从而大大深化了人们的危机意识和发奋图强的民族责任感。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翻译介绍西学的大师，他最早对中、西学作了扼要比较，他认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持人力。”（《论世变之亟》）不过，在戊戌变法中，严复自己并没有直接参与多少实际政治活动，戊戌以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他的思想更步步转向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