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维新思潮的酝酿

还在甲午战败之前，面对国内政治的腐败、外国资本主义全面入侵的刺激和刺激面的日益深广、洋务运动的发展及其弊病的显露、民间资本主义在1870年代的出现及所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挤压，人们进行着越来越深刻的反思。维新先驱多曾留学和出使外国，比较了解西方国家的情况，同外国资本主义、洋务活动、封建政府当局及民间资本打过交道或参与其间的活动。由于他们既有程度不同的西学知识，又对中国方面的实际内情和相互关系有较深切的了解，省悟到中国必须改革才能发展资本主义，才能适应时局的变化，也才能对付外来的挑战。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

留学生马建忠在1877年从欧洲上书给李鸿章说，他初到欧洲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扩商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但是，马建忠经实地考察西方议院后又觉其虚伪，因而不赞成在中国实行这种制度。

王韬，青年时代曾在上海教会书馆中工作，后去香港从事翻译，又赴英、德、俄考察，回国后在香港主编《循环日报》。他介绍说，西方有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类型的国家。他最推崇的是君民共主，可使“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

郑观应，先做买办，又兼营工商，痛感列强以“通商”之名“渐夺中国之权利，并侵中国之地”（《易言·论传教》），因而应洋务派之聘入招商局，以“夺洋人之所恃，收中国之利权”（《易言·论船政》），后来又参加反法战争，被太古洋行捉住拘于港府，归来遂作《盛世危言》。此时，资本主义先发国家已渐次向垄断时期过渡，进入了帝国主义的发展阶段，掠夺殖民地的竞争更为疯狂。《盛世危言》正好在甲午战争前一年出版，郑观应在该书中敏锐而深刻地揭露了日、俄、英、法侵华的严重态势，预警日本将先占朝鲜，进迫中国，野心已毕露，“近来日本讲究水师，频添战舰，多置军械，及遣人分住各口……时入内地，暗察形势，绘图贴说，其志叵测”（《盛世危言·海防下》）。而且，郑观应不是孤立地讲“兵战”的严峻形势，还进一步强调了“商战”（他的商战的具体内容包括工业）的重要性，主张“借商以立国，借兵以卫商”（《盛世危言·商务》）。他尤其突出地强调设立议院才是“富强之本”,“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用心，教养得法”。他说：“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认为洋务派是“遣其体而求其用”（《盛世危言·序》）。在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上，《盛世危言》虽然主张“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但是实际上是意在移花接木，为引进西学开路，与后来的反改革派以此来抵制政治制度的改革，用意是不同的。

当时，其他维新改良的先驱者互相呼应，宣传着类似的观点，从而形成了一种维新改良思潮，归纳起来即：经济上，主张以工商为本，保护和发展民族资本；文化教育上，主张废八股，办学校，开民智，出人才；政治上，主张设议院，采众议，通上下，用君主立宪、君民共主代替君主专制。这些思想脱胎于魏源、冯桂芬和洋务派，而又增添了新的内容，最有代表性的主张是在政治上以君主立宪的议会制政体代替传统的君主专制政体，并提出了清仕途、裁冗员、废捐官制、整顿监狱、改革律例等许多具体建议，体现出这些人物及其思想具有了资产阶级早期改良主义的性质。所以，这些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者又被称作改良主义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