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日本对帝制的态度

1915年8月14日筹安会成立，可视为帝制运动的正式公开化。30日外交部电驻外各使领馆：

近日北京杨度、孙毓筠等发生筹安会，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宣言专以学理是非事实利害为讨论之范围，此外各事毫不涉及。政府对于此会所持态度，外人不知，多生猜揣，特布如下：

辛亥革命以共和二字推翻满清，一时以种族之见定为国体，迨后国人以其不适国情，日生厌恶，近两年来各省有实力之人主张君主国体者愈见其多，袁大总统随时设法压制，严词拒绝，但人之心理所趋，势不可遏，既不敢昌言主张，即不免暗中结合，凡中国有实力者，几乎全体一致，如一味压制到底，恐秘密结合愈力，意外之暴动不知何时即可发生。政府密察内容，深以为忧。适当中国人悚惧墨西哥之惨状，其中最有势力之政客开端设会，于学理上研究共和君主国体之得失，政府对待此等研究，并无成见，倘舆论方面主持共和者居多数，便可减消君主一派之主张。倘舆论各得其半，亦可延缓暗中结合之举动。即使主张君主者居多数，而明言讨论亦有协商之余地，不至逾越范围，损碍治安。此时筹安会发生，研究国体问题，政府不加干涉者，实一时应变之政策，于事实尚未议及一定之办法。袁大总统素有世界眼光，断不致有不合之行为败其名誉，此可预知也。假使此时政府效前清时代之办法，绝对禁止不准于国体上稍加研究，恐大多数有实力之人，与政客逼成一气，则中国之危险将有过于前四年革命之时代者矣。以上各节，外人探询时，希随时宣述，并将外人及华侨意见择要电报。

9月6日袁氏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到参议院宣读宣言书：

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近见各省国民纷纷向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然大总统现居之地，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本大总统固不当向国民有所主张，亦不当向立法机关有所表示。

19日梁士诒成立“请愿联合会”，帝制运动加速进行。此时袁氏及帝制派似乎在放政治气球，听任筹安会等鼓吹帝制，袁氏则屡次表示婉拒与保留态度，故作姿态，两手运用，试探国内及国际之反应。

9月间梁启超发表《国体问题与外交》，云：

吾对于外间所谓国体问题者，既已辞而辟之矣，惟于外交方面，尚未及论及，今约略一商榷如下方。

变更国体于内治上能生若何之效果，兹勿赘论。但曷为当欧战方酣之今日，忽倡此议，若有迫不及待者存，吾实惑之。推论者之议，得毋欲乘列强多事之秋，无暇相干涉，而我乃得孤行其意也。夫一国国体之变革，本为户以内之事，苟非缘此酿成大扰乱以妨及国际间之治安，则外人应无所容其干涉，不必乘人多事而始图之也。虽然干涉与不干涉，其道存诸我，承认与不承认，其权操诸人，虽不干涉矣，而其承认新国体，犹必出以观望，此事理之无可逃避者。征诸民国之已事，而最易见也。就令非有意观望，然既无干涉之余暇，亦必无承认之余暇，甚明也。故以吾料之，我国若于今日变更国体，就令列强皆无违言，而欲其完全正式承认，则非俟欧洲平和会议告竣之日决无望也。此次之平和会议，其必不徒解决欧洲问题而已，而远东问题必为重要议案之一，此稍有识者所能见及也。故我外交当局，方日筹将来所以参与折冲之道，今若忽焉变更国体，未经承认，则并国际团体之资格而失之，更何途以求参预，于斯时也，恐有自命为远东主人翁者，代表我以解决一切，则吾国其从兹已矣。信如是也，则今之倡变更国体说者，虽万死何以谢天下也。

复次，远东之局虽为欧美人所深注意，而其发言力最强者，实我肘腋间之一国，此众所同见也。此一国者，既有承认之余暇，则亦有干涉之余暇，谓我国生此大事，彼不乘机谋交换利益而袖手以相承认，虽五尺之童，有以明其不然也。其不应耶，试揣彼力能否相挠，不必积极的干涉，但使消极的不承认，则新皇帝其既旰食矣。其应之耶，试环观国人对于彼之恶感为何如，迁就以缔造新皇室，则新皇室之府怨于民又何如者，而谓能长治久安，吾未之前闻。信如是也，则今之倡变更国体说者，又虽万死何以谢天下也。

以上所陈，皆至浅之事理，不易之形势，而今也国体论，八表同昏，似于此毫未有所觉察，吾虽欲无言，又安能无言。

对帝制与外交的关系，讲得蛮透彻的。然而袁世凯似乎自信甚强，并不担心会发生这些问题。

外交上，袁世凯最注重英、日两国的态度。9月初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在报纸上发言，表示不干涉中国帝制，并称赞袁世凯。英使朱尔典则持保留态度，虽不反对帝制，但建议等欧战结束后再实行。23日中秋节，陆宗舆报告大隈支持帝制，10月2日英国公使朱尔典会晤袁世凯，表态支持帝制，这对袁世凯决心实行帝制有重大影响。

日本当局的表态

1915年春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结束，日本虽获表面上之外交胜利，但中国外交表现不俗，而民间对日恶感甚重，抵制日货所在多有。日本元老颇有主张中日修好之说，但遭外相加藤高明反对。6月底驻日公使陆宗舆电告外交部：“探闻元老连日会议，主张派特使修好或更换公使，加藤谓不可在排货时卑词修好，彼此相持，有人讽内阁辞职，加藤谓须明奉君命，不能听之元老。”同时，元老建议有贺长雄继续担任袁世凯顾问。

7月底，内相大浦兼武以选举贿赂事引咎辞职，大隈内阁亦解体。8月日本内阁改组，外相加藤高明下台，暂由首相大隈兼外相。

8月底日本驻北京公使日置益返国述职，9月1日外交部电东京陆使：“日置使回国前宴会周旋，力谋融洽，访问各方面交换意见，均盼彼此力图亲善。……至新约实行期已届，接洽事尤盼从速见复，希向日政府相机提商。”

同日，陆宗舆密电日本各界反对中国帝制云：

革党煽动学生开全体大会反对帝制，纷扰殊甚。日报于筹安会情形日有登载，讥诮百出，彼政界某某要人颇有忠告，一谓欧战期内中国不能自生枝节，一谓中国正当有为之总统以图治，不宜无为之君主以误国。此外深心家则更预筹乘机有为之策，甚望钧部注意于图谋中国有实力之国，先事筹划。前此革命时代，各国均势相持未动，今则俄英法求日联盟，无非以东方问题为交换，我国上下恐惧修省犹虞不保，尚祈恳劝政客及实力诸公，以爱国爱大总统为前提，稍审时机，无以学理空言贻国家无穷之祸，幸甚，万死上言，乞代达。

显示陆宗舆自始反对此时改行帝制。

9月初大隈向新闻界发表“中国的国体问题”演说称：

中国为数千年来的君主国，四年前推翻满清，一举而实现共和制，堪称奇迹。然而征之革命以来的政治状态，以今日之共和政治，实难达成统一全国之实，更遑论国运之昌隆。由今日中国民情以及国民知识发达的实情观之，并未达到可由共和制以伸展国运之程度。……中国国民的政治思想极为贫乏，对于究竟应该实行君主制或共和制，均在所不问，只要国内和平，生活安定，即可满足，因而大多数人民对于恢复帝制事，必不反对。

续而又盛赞袁氏过去四年来的统治之术，结论称：“袁氏……面对中国今日之难局，绰绰有余的显示其统治能力，不失为中国现代一大伟人，其皇帝自为，任何人亦不至引以为怪。”

2日陆使报告：“大隈关我国体语人云：原来支那国家之统治尚未确立，袁氏为大总统或进即皇位，决非我之杞忧，日本国只望支那自能完备其独立国之统治足耳云云。”3日陆使报告：“闻今日外部密训紧要新闻记者谓：中国变更国体，有关东亚治乱，日本国正宜静慎研究，严密筹备，万不可于新闻乱发议论云。”朱尔典认为大隈言论对帝制派及袁世凯颇有鼓舞作用，惟日本政府后来认为新闻对此事之报道多有渲染，称：“大隈伯对中国帝政问题意见，不论大隈谈话非政府意见，报道与大隈实际谈话也甚多违背，当时大隈认为袁世凯为救中国危难之英杰，且变更国体为中国内政，若对日本利害无影响，可以默认。其他部分是记者所加，中国报纸更依己意乱加。”

3日陆使又电：有学者密谓，中国现以确立共和帝政，仍不变民主国体免生枝节为佳，皇帝应仍由被选，皇位继承照比国世袭方法云云，言甚可采，可否密以此意向汪公使、有贺博士熟筹改帝政不改国体之法，以策万全。4日陆使电告：“某机关报谓中国改帝制必酿大乱，保护东洋和平之日本国，当援美国对墨国有干涉权之例，须求中政府与以保证，并先开协议为妥。”

6日大隈指示日本驻华使领云：

中国帝制问题原属中国内政问题，但即使帝制于不久的将来实现，除非在实现过程中，因方法过激或走极端，以致惹起中国国内的骚乱，甚至影响到东亚和平，否则帝国政府并不打算对此一问题做进一步的干涉。惟有鉴于我国与中国关系之密切，本问题或许对将来具有极重大的影响，故对当地新闻记者等，宜摘要予以说明，惟恐此际对中国帝制表明态度，不仅影响到帝国将来之地位与政策，且有束缚帝国行动自由之虞。

同日大隈会晤陆使，谈及帝制问题，陆使电告：

渠言中国民主君主本非日本国所问，惟望勿因此致乱，有妨碍邻国商务，余深佩大总统实有统治之能力，但只望中国有实力之政府以图治，现正渐见治安，似不必于名义多所更替。答以：大总统绝无为帝之意想及事实，舆可深信断言，请贵大臣勿信浮言，且大总统只求外睦内安，此次订约即为亲日起见，惟改良此等政见，诚意亲善，大总统政府切望贵大臣互相尽力，顷特面达。渠言此可以一言奉答，现日本国对中国并不欲政治上增加权力，只求经济协同两利之策；日本国欲脱西方压迫，西人每深妒忌，在中国者虽不乏佳士，而生事者亦多，英人亦然，德人多所煽动，尤日本所不许；大总统有经验之人，想不至轻为所动。答以大总统以本国为本位，即亲日亦为本国起见，决不至轻听人言，有妨国计。

大隈似乎怂恿赞助袁氏称帝，但又保留若发生骚乱日本可干涉之余地。

10日陆使电：“伊集院密告：帝制尚非其时，即欲改制，亦以取法尧舜，示以无家天下之心为佳，至承继事，非法律所能奏效。答以大总统并无此意。又日报载：有人运动将宣统帝封藩满洲者。此次帝政论起，中外摇动，辩言乱政，尚祈速加取缔，防生枝节。”

日本元老派主张派特使赴华亲善，并赠勋于袁大总统。10日陆使电：“顷日置询及帝政问题能否早日消停，送大总统勋章问题本有成议，因此次帝政论起，日本国稍引嫌观望。答以大总统无帝政之意，早已明言，惟日政府因此停顿亲善方针，亦非得计。渠谓待风说稍息，当即筹备。……又日本国当局均疑大总统对参政院宣言词气并未坚决。”

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及陆军中多人均主张“大陆政策”，对华积极。11日陆使电：“前晚阁议毕，某参谋员起请首相注意谓：中国帝政问题日外部不宜宣言旁观，因中国必以改制致大乱，日本国须于将成行时，声明干涉，一面派兵保护云云。退而陆军人员即对新闻记者攻外交之无能。昨外务人因于新闻宣称，旁观者非即与承认，当局对此自有成算，攻击尚觉太早云。”

元老仍想派使与袁世凯修好，或由中国派特使参加大正天皇即位典礼，19日陆使电：“顷元老某幕僚密告，山县仍有修好大使之议，以期实行亲善，俟议定再密告，但请勿告日使馆云云。详情函达，惟汉冶萍事应请为将来酬应之资，勿遽轻议。又我国如对日有外交作用，祈先赐接洽。”又电：“松旃前欲来华，本属意于汉冶萍事，现日外务欲想一令中国自来送礼之法，故于报上鼓吹汉冶萍孙慕韩总理将有派特使参与典礼之说，日置使故意询问。仓知等亦谓如孙来接洽汉冶萍事，极表欢迎云。舆意以派贺使并兼送礼，失策殊甚。”

日本各方对帝制的态度颇有分歧，虽然陆使不断提出警告，然而9月份大隈表示支持袁氏帝政，被认为是大隈密友的有贺长雄也大力支持帝制运动，而日本驻北京代办小幡酉吉也认为帝制是中国内政。加以横滨正金银行总裁小田切万寿之助等商界大老亦表态支持，对帝制派是绝大鼓舞。诚如日本驻北京使馆谍报者向参政王印川探得内情称：“中国政府对国体变更注意打探国内人心及外国关系，在日本大隈总理表明执旁观态度后，断然决定准备国体变更，加速进行，以免迁延引起种种意外。”

23日为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大隈重信对陆使明确表示支持袁世凯帝制。24日陆使电：“昨晚大隈总理晚宴，舆与并坐密谈，多方颂仰此老，并告以大总统实欲极诚联日，渠甚欣悦，并谓：大总统如果诚意联日，日本国自努力为援助，可除一切障碍，如有密谈，可由高田达我云。”陆宗舆于自述中详述云：

阴历八月十五之晚，大隈在邸邀请日置益、伊集院两使，及外务省诸人，而舆居宾席之首，与大隈并坐。忽谈及卫生长寿之道，渠问项城起居，舆权以总统深佩阁下卫生得法，致此高寿，深愿领教等语周旋之。不意大隈欲乘机授意，特令全座各客起而观月，乃向舆耳语曰：吾闻袁总统欲改帝制，如有意相商，吾当有所贡献，且乐观其成，君试密告之。舆亟摇首，示以不然，却不待发言而起。次日我即电告项城，谓大隈好作无责任之密语，在欧战时代，东方有此强梁，我国无论何事，均宜慎重。乃不三日而北京各报俱载大隈之承认帝制，已有表示，而项城则更加意宣言，谓帝制为内政问题，自当专以民意为从违，于各国之劝告，当不生任何影响。于是日人群诟大隈之轻率，且继之以炸弹，而大隈遂冤情莫诉矣。

日置益在东京也对报界表示：中国恢复帝制，很可能因为人民支持的态度，除了一小撮革命党之外，中国人都认为袁世凯总统是最佳或惟一的合适人选。私底下，日置8月在北京告诉朱使：日本政府对中国事件目前抱持被动观察，但未来若有适当机会产生可能会介入。朱使似乎不太重视日置此说，他与袁世凯等将大隈的公开声明当成日本政府官方政策。

有关中国派赴日特使之人选，26日陆使电外次曹汝霖：“如必欲特派贺使，惟菊老与兄同来，于事方济，惟须请电舆径与大隈商妥，则诸事较洽。但以正当政策言，似应将改制意见先与大隈商得近情后，方以大员来前正式商办为宜，似不可就之太骤，祈熟筹或代呈。”27日曹汝霖复电：

近来日示好意，故拟特派使节以示优礼，与改制毫无关系，弟向小幡纯系私谈，谓加冕礼我国本拟特派大使，嗣以贵政府通告驻使不预备接待，故迄未定，惟中日邦交不比他国，前清德宗葬礼，各国未派特使，贵国独派亲王参预，此次若我派大使，于贵国都合如何，希以不正式电询为盼；迄今未电复。至改制事，奉谕并无成议，此系完全内政，外国不能干预，我亦祇能向探口气，不能与之商办，乞注意。国务卿恐不能去，慕老亦未必。

此电大可注意，一则显示此时袁世凯似乎仍在观望中，二则袁氏自始坚持改制纯为内政，决不与日本商议交换条件。

日本此时也庙议未定，大隈在军方压力下，对帝制由观望转趋积极，27日电令驻华使领探查帝制推行是否会引起暴乱。29日电令驻英大使井上胜之助咨询白厅，若日本正式提议共同反对帝制英国态度如何云：

日本政府认为袁大总统有事实上的帝王权力，无必要冒险变更国体，政府大员及地方大吏担心生命安全表面上赞成，其实有种种动机反对之；革命党等反对力量计划乘机倒袁，长江一带及华南反袁情绪高涨，改制必生动乱，后果不堪设想，日英难免受害。日英对帝政利害一致，本问题我国庙议未定，日英两国政府态度尽可能一致极为必要，训令向英国外相用个人意见非正式密谈，了解英国内情并报告。可适度告诉英外相：22日比利时驻华代使表示，各使多主张欧战结束后解决帝政问题，而德国正拟抢先承认帝制。

强调长江流域反袁情绪高涨，中国改制必生动乱，日英同受其害；传闻德国正拟抢先承认袁氏帝制，借以激起英国附和日本干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