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的空间构造与经济收敛的一般机理

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相应区域的城镇化条件，给我们提出了严肃的课题和紧迫的任务——我们怎样科学地实现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目标。因为中国目前正处在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事实证明，这两个重要的环节都与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关。为此，我们先来简略地回忆一下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要依据和基本观点，以确定本书的理论设定和研究方法。

（1）区域市场化程度及资源要素配置的效率水平问题，这里的关键仍然是区域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包括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这里的时间界定应以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建立为依据，以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方式为标准。一般地说，自1998年下半年起，中国的主要商品市场已经处于供求状态基本平衡的阶段，社会商品的供求总量也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总体均衡，社会主义市场供求机制已经基本形成。但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着诸多的不健全因素，如“身份”歧视，同岗不同酬以及性别工资差异，等等，除这些带有计划经济痕迹的劳动力市场限制与市场分割以外，劳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跨区域的自由流动现象，表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机制也开始形成。同时，作为政府的职能，在不断地消除制度性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外，在劳动力的供给上不断地完善质量和数量的保障功能，提供人力资源配置的宽松市场。而对于区域经济市场化程度来讲，中国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从本章后面的数据和图表可以看出。鉴于上述这些条件和因素的作用，从20世纪末及21世纪初开始，中国的产业集聚也主要地集中于东南沿海与东部地区，这些地方市场化程度也相对其他地区处于优越的地带，特别是第二、第三产业的集聚度较高，这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就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2）投入要素的质和量的问题，即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的投入数量、要素禀赋结构状况、要素的空间分布状况问题。我们这里的劳动力要素，主要是指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所引起的“创造性毁灭”而导致的下岗失业人员；由于农业剩余的出现进入到新经济区域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种劳动力所处的生存状态环境确定了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含量，而经济增长速度的“资本化效应”又确定了他们进入新产业领域的实际可能性。这种由经济增长速度所引起的截然相反的就业状态和趋势，构成了中国现阶段劳动力质量现状的重点。至于资本的流动方向和投资结构要素，将以区域资本积累以及外部资本流入，如中央财政拨款即政府的经济战略作用为基准点。这里本来应考虑到金融市场的作用，但本书后续部分的实证检验不断地证明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还极不稳定，故我们不得不在后续章节中用大量的篇幅寻找金融市场的稳定条件及资金流向的基本依据，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寻求理论支撑。在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条件下，这几种要素的作用和反作用是始终存在的。为了简便，中国学者把自然资源因素土地作为因经济增长速度所引起的成本提升以及阻止利润增加的根源特征，但是在考虑区域经济形成的过程中，他们又考虑到区域资源秉性的经济构成要素，以便和人力资源相互作用形成企业的自生能力，并以此作为区域经济产生的基础，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将房地产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纳入我们的视角范围。

（3）要素使用效率问题，即根据经济增长速度下区域要素禀赋比例构建区域经济实体——企业自生能力的形成和发展问题。我们把人口比例、区域文化制度因素作为政府职能的条件形式放在了特有的设定基础上，进而又在微观层面上，把技术因素作为经济增长速度下企业干中学或技术创新的确定因素，并根据技术创新的需要和要素使用的效率来确定企业内部的分工水平，由此构成了特殊的空间经济集聚效应，我们对这个特殊的空间经济集聚效应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论证，以便为中国学者通过强调区域内外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别对比来认定区域经济要素集聚的条件和实体经济的运行轨迹，这就为产品市场的直接反应和企业经营、产品换代、服务更新的市场化条件创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空间集聚的内部效应上，我们一再强调区域经济主体（企业或企业群）由“资本化效应”的投资所导致的“边干边学”，以便在区域内外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对比下寻求创新机制的作用和途径，进而把“边干边学”作为带领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而把“周期性的”“创造性毁灭”作为经济主体进入市场的基本要求。

（4）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变动问题，即区域经济在空间分布的均匀性问题。随着区域经济的形成，必然会使经济要素按资源禀赋比例进行产业间的互补效应，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经济发展的服务性要求则表现得越来越激烈，这就促使了第三产业的不断扩张和发展。作为对经济发展的服务性产业，根据中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层次性划分特点，我们把从农村转移来的剩余劳动力与失业下岗工人的人力资本水平相对照，则第三产业的第一层次就必然成为新产业扩张增长的重点。这是因为这个部门的交通运输、商贸业、餐饮业等大部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大家对它的技能技巧基本上都十分熟悉，只要具有一定的基金积累再加上一定的技能培训及创新一般就可以进入市场。但刚开始时的技术创新对企业以后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最后依据经济的内生增长条件达到区域经济收敛。

纵观以往城镇化区域中经济空间的构建和研究方法，可以看出上面的界定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状况和中国产业的集聚趋势；揭示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方向，中国产业的集聚区域和这种区域扩张方式的一般原理和方法。但从学术研究的应用基础来看，这些问题的分析和探究还属于反映问题“原生态”阶段，其理由在于：首先，它主要是根据中国在实现工业化转变过程中的具体现状和情况，参考和应用了国外的二元经济模型和结构主义经济观的总体观察问题方法，为总体上把握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消解大体出现的主要矛盾和具体细节提供了一些粗浅的尝试。其次，它基本上运用直观定性的逻辑分析方法，在寻找实现工业化的路径障碍时很少利用数理经济模型，所以尽管这些理论对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障碍的分析比较准确，但却难以体现数理经济模型“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易于掌握、便于操作的基本特点。最后，它还是从总体上认为中国市场化程度不高是一个较长期的社会现实问题，希望政府以调节或者指令性的计划方针使这些矛盾得到解决或化解；或者没有考虑到市场化程度提高以后这些问题会随着市场对物资资源的配置而逐渐消失。但是，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今天，当进入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由于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中国经济学界已经开始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结合了起来。这样，当涉及怎样把这种结合进行理论深入和严格细化以便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又集中地表现出以下新的特点。

①突破农业土地资源的限制，通过科学技术创新解决中国粮食安全的瓶颈。通过财税、金融、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创新及配套措施，理顺政府供地和投融资行为，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之更符合市场规律，适应市场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使农民工的流动成为真正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

②实现新型城镇化以及农民工的市民化，从中小城镇到大城市循序渐进地取消或降低现有的户籍制度等各种门槛，在初期可加快基于就业人员的城镇化和市民化步伐，在中长期应鼓励地方逐步取消户籍制度及附着在户籍之上的各类地区分割的福利差异。使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解除经济发展波动带来的后顾之忧，享受完全平等的城市居民社会保障，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型城镇化居民。

③引导和搜寻与稳定的大产业相邻的“间隙结构”性行业，或资源禀赋性的农业服务加工型企业，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能够顺势升级，或促进产品弹性较弱以及较难被其他产品替代的特定临界型产品的企业（地方性的特色企业）进行升级。如英国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村农场中的毛纺织品、锡器、瓷器等农村特有而城市生活又必需的产业结构间的产品；再如旅游度假村和特色饮食业服务；等等。但这些经济体的兴起必须以农村拥有真实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为基础。

以上各点以及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在中国经济、社会学界已经悄然兴起并开始逐渐地向模型化和可操作化过渡。但他们主要的研究方法以及相应的研究工具仍是以计量分析模型为主，因此，紧密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通过具体的分析和细致的总结给出的相应的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是我们注意的重点。我们将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以微观经济实体的行为特征为研究起点，结合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态以及现实经济发展实际，利用我们前面分析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试图通过数理经济学原理的分析方法确定可操作性的理论模型，并以计量经济分析来检验这些模型是否可靠，以便找出以上各种原因产生和发展的数理逻辑关系。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以下面的区域经济结构分析入手，找出它们之间矛盾运动的主要路径，建立相应经济模型。可以看到，如果这些矛盾得以解决，前面提到的主要经济矛盾就必然能够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