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现实条件和理论需求

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基本上发挥着配置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功能和作用。经济发展速度始终保持在合理的运行区间，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地得到了提高。随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第一产业除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不断下降以外，农业劳动力的人数也在显著地减少，城镇和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事实也证明中国经济正在向工业化方向过渡。根据现有的研究资料，参考国际化标准条件，我们把中国现阶段城镇化的优劣条件列入表1-5。考虑到基本条件以及应注意的基本问题，我们还参考了过去英国工业化过程的经验以及发展中国家、拉美国家的二元经济理论以及结构主义理论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我们主要关切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方法，它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中国的第二、第三产业分布是否均匀，其中制造业，包括轻工业制造业是否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区域禀赋特点。这一点十分重要，众所周知，英国是“产业革命”最早的国家，机器的发明创造在世界首屈一指，不要说运输、煤矿、冶炼等典型的重工业在19世纪初基本上都用上了机器，使工作效率大幅度地提高。就是第一产业的重要部门农业生产，机器的使用也得到了较大规模的普及和推广，使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进而为较少的人从事农业而解放出大多数的人转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打下基础。近代工业与前工业社会相比，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农业的相对重要性出现明显的下降。与此同时，近代农业的生产率也极大提高，足以养活为数众多的非农业人口。相关的差异还体现在近代劳动力从事第三产业及服务业的比例很高（尤其是与家庭服务相对应的专业服务领域），这一比重在60%以上，而制造业及相关产业吸收的劳动力比重在20% ～30%。而二战以后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拉美国家的这种现象极少或者还不存在。中国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现象，但分布并不均匀，有些地区农民工的流动，还不是因农业剩余的结果使然，而是为了脱贫。另外，市场化程度的高低也决定了农民工流向和流量的不同，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了农民工的流向和人数（见图1-15），对我们有极大的启示。市场化程度高的区域，农民工的流量较大，区域经济的凝聚度较高；同时，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区域，科学技术知识的外溢性强，农民工的聚集度也高，相对应的农民工的收益量也高。这说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均匀，因而劳动力流向幅度大，跨度大，区域差距大。这些现状，我们必须用一种比较科学、比较准确和可靠的方法表现出来，以利于人们的理解和掌握，以便进行科学的判断和比较，寻找合理的结论和政策依据。

（2）经济体制改革是否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规制度完善？中国不同区域的市场化程度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应该用什么样的基本方法和手段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这些方法和手段的原理和原则是什么？中国幅员辽阔，区域资源分布和交通运输条件也极不相同；城乡之间，东部和西部之间，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差异十分巨大，因而必须采取不同的应对办法。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对中国不同区域的市场化程度进行准确的判定，然后再使用不同的应对方法。我们将根据市场化条件，用严格的理论推导出不同市场化程度的区域用不同的治理和管理方法，给出在什么情况下政府应该帮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帮助的规模和幅度应该有多大？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政府必须从市场撤出？撤出的根据是什么？中国现阶段的宏观经济现状和金融市场的关系是什么？应对的方法和手段是什么？等等，我们还将通过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与人的经济行为相一致的现代数学方法给出严格的论证和切实可行的措施。

（3）中国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含量水平的测定与经济发展的质量确定问题，我们能否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我们知道，英国工业化带动的城市化过程能起到“自然和谐”的社会作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当前的新型城镇化进程，虽然国民生产总值的结构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业结构的比例也比当时的英国高得多，更适合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但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含量水平决定了我们从农业部门转移的劳动力是否就是适合工业化发展的劳动力，决定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结构合理性和城镇化发展的“健康”性以及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镇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关于这一点国内研究不多或者说研究得还不够。因此，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含量问题也是本书要努力搞清楚的重要问题。

（4）关于研究方法论的核心改进问题是否必要和合理？根据英国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以及二元经济理论、结构主义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现代经济学在总结和完善城镇化的具体理论方面，在应用方法和研究工具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不足或缺点。这主要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只注重分工没注重交换，只注重市场没注重机制。例如，亚当·斯密在对社会分工进行很高评价的同时，进一步深刻地指出：社会分工是由“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交易双赢”。仔细分析这句话以及它在前后文的关系，可以看出亚当·斯密这句话说的是由于社会分工所产生的社会产品交换对人类的生活以及人类本身的影响，实际上是使人本身不断提高和不断发展的影响，这才是城镇化带给人们的真正的影响。这种影响，只有在人们的剩余劳动产品交换成功以后才能够实现。人们以往的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对未来的奢望就成为人们劳动智慧和力量的源泉，进而通过市场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以便实现人的自身价值，才能使自己在劳动前或劳动中的愿望得以实现，才能使人们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理想进而促使自己全面发展，最终推进社会发展。工业化导致的城镇化当然是这种思想实现过程中的“结晶”。亚当·斯密以后，人们把他的思想用数学的手段演绎成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现代经济学，但唯独没有把他的这个重要的观点用数学方式表述出来，成为市场交换的具体工具。这也许是现代经济学看起来十分严密，而在经济社会实践中屡屡出错，难以正确描述经济一般规律的原因之一。要改变这种不符合经济发展的方法论趋势，人们必须在描述现代经济学所用的工具时，表现出人的生产劳动以及产品的交换过程就是人的社会活动本质的过程，这种过程只能表述和测定，其本质不能复制，就是说人的经济活动过程实际上并不可逆，现代数学实际上已经具备了这种描述方法论的可能。人的劳动以及实践上的成功，实际上就是人的劳动产品在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以后剩余产品交换上的成功。如果人的剩余劳动产品交换没有成功，实际上就是人的劳动成果还没有完全得到社会的承认，因此这个人就不可能对社会做出贡献，他的社会地位也就得不到社会的承认。这种代表“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交易双赢”的市场化功能，它必须用我们的经济学手段通过现代数学方法表现出来。说明人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是人们的不断努力实践，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成功“交换”之间的反映，这是时代对现代经济学提出的基本要求。本书准备在讨论新型城镇化的理论实践过程中，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的探讨。

综上所述，本书所应用的实践工具（数学工具）所要达到的目的为：

①确定新型城镇化的市场化程度是否“均匀”？如何“均匀”？这主要是用确切的（数学）手段描述和检验中国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分布情况，并给出具体的理论模型和判断标准，进而给出相应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手段。

②确定中国不同区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是否完善，是否能够实现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收敛，这是实现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的基本前提。本书将说明“市场化程度较高区域的城镇化”与“市场化程度较低区域的城镇化”实际上有着完全不同的方法和结果，这也是从总结发展中国家以及拉美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深刻教训而得到的。

③确定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含量标准和计算方法，我们将首先观察科学技术进步在新产品市场中的表现，再观察这种表现所引起经济增长波动的变化，来确定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最低标准和测试方法。以此为基础，强调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一致性，这是中国提倡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但这必须要求数学手段及方法论的革新。因此本书紧紧地抓住亚当·斯密的生产交换对人的发展的影响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个关键，深刻地阐述“人类倾向性”的基本含义和实践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现代经济学基本方法论的基础上有所开拓，本书愿在这里做一“引玉”之“砖”。

④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经济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因素，这种因素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起到什么样的影响？如何利用这种影响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服务？本书竭力地给出这种影响的分析方法和具体手段，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