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儒学的社会构建

建立积极的社会制度用以培养积极的品格，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积极心理学认为，在家庭中对心理健康和幸福感影响最大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是最核心的家庭关系。

《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又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里所说的“修身”，就是养成良好的积极品格。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以修身为基础，修身是治世的关键，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修身的逻辑上的扩展与目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共同构成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就是说君子只有将自己修身的功夫做好了，成为表率楷模，才能实现“齐家”。而中国传统社会家、国同构，家是国的微缩，国是家的放大，治国再往外推开来就是“平天下”。“平天下”则是儒家的积极品格主体在思想观念中的终极追求。

一、修身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第十四》）子路问怎样才可以算是一个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保持严谨恭敬的态度。”子路问：“这样就够了吗？”孔子答：“修养自己来使周围的人们得到安乐。”子路又问：“这样就够了吗？”孔子再答：“修养自己使所有老百姓得到安乐。修养自己使所有老百姓得到安乐，就是尧舜大概也还没有完全做到呢！”

人是个体的人，也是社会的人，他要参与一个群体，这个群体首先就是家，然后是国，而修养或责任的实施也是由“齐家”到“治国”。有的人会认为，治理国家与个体没什么大的关系，而是那些当领导的人去治理的，这种看法是偏颇的。中国有一句话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日知录·正始》），正说明天下的事、国家的事不是和个人没有关系的，这就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观点。如果国将不国，家何为，人何在？在这个意义上，家国与个人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

二、齐家

《大学》认为，只有自我道德修养完善的人，才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家庭，反之就不能治理好家庭。中国古代社会聚族而居，家庭成员众多，这种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社会，聚居的家族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正因为家庭成员众多，一大家子人共同生活，难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这样就不利于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团结。因此，必须用儒家的道德、伦理标准，诸如仁义、中庸及忠恕之道，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协调好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家族能够兴旺发达，故而“齐家”是在“修身”的基础上进行的。

儒家强调要想整顿好自己的家族，就必须把“孝”“悌”“慈”，作为维护家族内部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内部，晚辈要孝顺长辈；同辈兄弟姐妹之间，要互相尊重、和睦相处；长辈要慈爱晚辈。只有协调好了这些关系，才能维护家族内部的团结。

三、治国、平天下

儒家认为“家齐”自然就“国治”。为政、治国在于明晰处理家族成员之间的秩序。《大学》：“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同时，《大学》还强调：“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认为国是扩大了的家庭，能够在家庭中整齐家政，就能够出仕而治理国家。如果不修身，就不能治理好自己的家庭，不能教育好自己的家庭成员，因而也就无法去教化国人。

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君子，必然是修身、齐家的典范。而协调家族内部关系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协调国与国，国家中君与臣、君臣与平民之间的关系，即把“孝”“悌”“慈”，从家族内部推广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把“孝”与“事君”、“悌”与“事长”、“慈”与“使众”联系起来，使国与国及国家内部各种复杂的政治关系，得以协调发展。所以说“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反之“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大学》）。这样就把个人伦理道德的内修，泛化为国家政治秩序的协调发展，由“内圣”而致“外王”。

那么为政者如何治国、教化民众呢？儒家认为有这些具体的原则和方法：为政以德、取信于民、爱民利民、选贤使能及礼主刑辅等，其中许多观点，具有值得我们借鉴的积极普世价值。法治的范畴不仅体现着有法必依，还体现着违法必究。在周公所创立的“周礼”中规定：诸侯、公卿犯了罪，也要绳之以法。“亦惟君惟长，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尚书·康诰》）这是说上自诸侯，下至家族之长，如果不能以身作则，只是一味地作威作福，不奉行天子的旨意，作奸犯法，也都要加以法律制裁。法律最能体现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只有在法律的框架内规约每一个人的行为及其结果，才能提升法律的社会效力，切实维护社会的公平。

《大学》引用大量事迹，如周公去告诉封（康叔名，武王胞弟），伊尹规劝大甲，以及唐尧的政绩，都说明了只有发扬了自己的德行，才可能去感召他人，才可能建立清明的社会。如果想“以其昏昏”而“使人昭昭”（《孟子·尽心下》），那是肯定不行的。自己都没有弄清楚，是昏庸、糊涂与偏私的，那怎么可能让社会变成一个朗朗乾坤呢？如果自己内心充满了贪婪、野蛮和疯狂，怎么可能让社会变得公正、公平、文明呢？荀子提出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可以说是对为政者最好的忠告。

“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大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建立一个健全良好的社会制度，这个制度让“修身”良好的人得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可以遏制人不去懒、馋、占、贪、败、坏，不去犯罪；确保“内圣”不足的人不能身居高位，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达到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