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相一致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也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阐明、所蕴含的思想，它包括关于历史客体的思想与历史主体的思想两个方面。所谓历史客体的思想，一般又称作历史思想，也就是关于客观历史发展规律、发展动力、发展阶段等方面的思想，例如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即属于这一范畴。而所谓关于历史主体的思想，主要指历史认识论、方法论、编纂理论等方面的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关于历史的思想的思想。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可以统称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是两个不可分割、紧密关联但又不完全一致的概念。大体说来，前者是指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全部内容与成果，后者指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思想理论部分，不包括具体的实证性或文献性研究成果。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灵魂。它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将唯物史观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

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从其所处的国家与社会性质来说，经历了新民主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历史时期。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我国属于新民主主义国家。其后，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其所处的国家战略与政策环境来说，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两个历史时期。从其遵行的指导思想来说，两大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均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但前一阶段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上的基本特征，后一阶段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上的基本特征。

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大不同，就是新中国的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使得它成为中国史学合法的绝对主导与主流。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形成一支梯队层次清晰、学术功力深厚的学术队伍，构建了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与理论形态，出版了一大批优秀的史学著作。由此而奠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既与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同质性，又富于自己本民族的特点。它深深地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中，又深深地植根于自己国家悠久的历史之中，在史学领域优秀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性与本民族国家历史特性的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在国际史学界与史学理论界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一定的影响力。但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已经具有强有力的话语主导权，却不具备绝对的话语支配权，甚至处于“非法”的状态之中。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样态不仅大量存在，而且很有市场与影响力，还经常挑战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新中国的成立，经过各种改造运动，彻底改变了这种状态。

需要指出的是，正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不可分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史学思想的各发展阶段，也不可分割。它们是继承发展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或相互否定的关系。从根本上说，它们都依据唯物史观的指导而来，其本质是一致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史学与史学思想，既有区别，又不可分割；既不能以改革开放后的史学去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史学，也不能以改革开放前的史学整体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史学。对此，应该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与视角，予以科学的整体把握与具体分析。

当然，就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历史学整体面貌而言，二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区别，如果把历史学比作人体的话，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加突出关注研究历史的骨骼，而改革开放后则更加关注研究血肉。所以，新时期中国历史学最突出的成就与特征，可以一言以蔽之：历史的血肉空前丰满。这一特点的好处在于可以弥补因为过于关注历史的骨骼而带来的历史具体内容上的贫瘠状况，让历史的内容丰富起来，让人们看到更多具体的历史和历史的细节，但所带来的负面的效应则是容易导致研究状态的碎片化、形式主义化以及理论性的弱化，以至于在实践中往往忘记了“历史的规定性”，也就是历史的“质”。显然，历史的骨骼与血肉正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是不可分割的。偏于任何一方，都会导致历史学的偏枯。唯有相互为用、有机融合，方不失历史学的全体大用。

历史是一条大河。古往今来，源流相接，滚滚向前。这条大河的主脉与大势，就是历史的骨骼，也就是人类发展的历程与大道。迄今为止，对这条大道最完整、最系统、最深刻、最科学的揭示，是由唯物史观完成的。借助唯物史观的伟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最完整、最系统、最深刻、最科学地揭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大道。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对中国历史发展大道的揭示，是通过史论结合的方法，在探讨中国古代、近代社会经济形态的客观历史研究过程中完成的，表现为对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历史课题的丰富的研究成果。尽管这些研究成果的具体观点并不一致，但根本精神、根本方法、基本思路、精神气质是一致的。他们的具体观点的不一致，不但不影响其结论的科学性，反而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魅力，前所未有地深化了中国人对本国历史的规律性认识，说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历史学完全可以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发展。

也是由于对中国历史发展大道的揭示，中国人最终解决了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问题。与之相应，历史学的形态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神道史观、君权史观、循环史观以及其他种种落后、肤浅乃至荒诞的历史观，在唯物史观映照下，无不显露出其落后、肤浅乃至荒诞的真容。

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古老的中国史学。在马克思主义引领下，经济史研究在民国时期即异军突起，成绩卓著。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究，通过对古代史分期、土地制度、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历史发展动力、近代历史发展主题主线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深入研讨，不仅空前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与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清晰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强壮骨骼，而且让中国历史具有了崭新的血脉与神采。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都有它要完成的时代任务。大体说来，从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史学第一位的时代任务，就是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大道，彰显中国历史发展的骨骼。为此，老一辈历史学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提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是提交这份答卷的代表人物。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同样在这份答卷上书写了华章。怎样在前人开辟的路径上继续开拓？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家要回答的新的时代课题。

给历史的骨骼增添血肉；让历史之树不仅主干强壮，而且枝繁叶茂；让历史之河不仅主流清晰，而且支系发达。这成为新时期史学最突出的特征。

于是，人们看到，文化史、社会史蓬蓬勃勃地兴起了。特别是社会史，不仅中国古代社会史得到细腻的描绘，而且近代、现代、当代的社会史同样受到空前重视。社会史的理论方法、学科定位、内部分支等问题，无不得到深入研讨。一提到当今的中国史学，许多人脱口而出的便是社会史。当然，随着社会史研究的进一步演变分化，如何建构整体的社会史理论系统，如何超越社会史对于社会生活乃至社会风俗习惯的现象性的描述，成为问题。

伴随社会史研究的勃兴，改革开放以来，环境史、灾荒史、城市史及观念史、概念史、医疗史与区域史、生活史、风俗史等相互交叉，蔚为重镇，成为历史学发展中新的学术增长点。可以这样说，凡人类以往的形迹，几乎全被纳入了中国史家的视野，出版了专著。历史的领域与范围，空前扩大。

一大批通史与断代史著作、大型史料集成、大型丛书出版。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一批精通外语的世界史专家，与国际同行进行着同步研究。诸多世界史著作已经不逊色于国外的同类作品。考古发掘走出专业圈子，甚至走出国门，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对象。历史学的研究领域日益拓展，手段日益先进，科研经费日益丰盈，研究方法、研究样态、研究理念日趋多样，与国际同行的交流空前频繁，跨学科研究、交叉学科研究、田野考察蔚然成风。讲到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改革开放后推出的诸多史学成果堪称当之无愧。

如何让丰满的血肉不拖累骨骼，如何让丰茂的枝叶不遮蔽主干，如何让细密的支流汇入江河？如何在血肉空前丰满的前提下不流于“碎片化”？史学家们在思考。因此，在区域研究中观照全体、在历史描述中不忘本质、在借鉴交流中不失自我、在微观考据中不止于碎片、在史料梳理中不忘思想，总之，在丰满中保持神采，不失历史学真善美的全体大用，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思考的史学主题。

沿着唯物史观的路径与时俱进，继续开拓，而不是另起炉灶，不是抛弃唯物史观，不是放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传统，这是新时期主流历史学家们的答案。

为实现这一努力方向，信仰并具有创新精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军者，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一直在努力有所作为。例如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发起举办的“历史学前沿论坛”，就力图发挥引领作用。这一始于2007年的全国性权威论坛，汇集史学界的重要学科带头人，先以“历史进程与社会转型”开题，后围绕“理论与方法：中国历史学三十年（1978—2008）”“历史记忆与失忆：价值选择与史学功能”“延续与断裂：全球视阈下的历史变迁”“时间与空间：文明的成长”“天人之际：史学视阈下的自然与社会”等宏大议题，连续展开研讨。论坛主题的设定，有其内在的根据与理路，既映现了历史发展的某种实际轨迹，也映现了历史学的某种逻辑秩序，从而显示了在史论结合中追求宏大主题与叙事模式的旨趣和追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的巨大进步，无疑得益于科学发展的大好环境。中国史学是科学发展的受益者，中国史家享受了科学发展的辉煌成就。下一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指引下，中国史学必将在进一步丰满血肉的过程中解决零碎化、形式化、理论思维弱化等问题，必将在新的史学样态中彰显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必将在多样化的繁荣发展格局中彰显出中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