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概述

第一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基本历程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历史学也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一般认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已有三千多年。即使从司马迁的《史记》算起，中国的史学也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中国产生马克思主义史学，还只是近百年来的事情。截至2014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走过了九十多年的历程。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走过的九十多年历程来看，她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也曾遭受曲折，但成就始终是第一位的。大体说来，这九十多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有其一以贯之的基本内容与形式，但随着巨大的社会变动，又有其鲜明的形态性特征，从而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三大样态。

（1）1919—1949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个时期，亦即第一阶段与第一样态。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形成、巩固，取得巨大成就并开始取得话语主导权的阶段，是与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相适应并交了一份优异答卷的阶段。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时间，不是20世纪30年代，而应该上推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始时期相一致。特别是1924—1927年的大革命，直接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其历史与逻辑的起点，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其后，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社会性质与社会史大论战中正式形成，并在当时及其后取得一大批丰硕成果。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主题，是揭示中国历史奥秘，阐明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及其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性的关系。由此出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将唯物史观，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东方社会理论应用于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彻底改变了历史论证的所有传统方式，使得整个中国史学的话语系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刻性，最大限度地接近和破解了中国历史的奥秘，形成了以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队伍，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框架、基本议题与基本特色，将近代以来的各家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远远甩在了后面。

在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取得史学领域的话语主导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间也有分歧，但属于唯物史观内部的分歧。就他们所讨论的问题，甚至就他们之间不同意见的所指而言，其深刻性均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深入研讨，不仅是对两千多年来中国悠久史学传统的超越，也是代替近代以来各家非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系统的基本前提。

（2）1949—1978年年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二个时期，亦即第二阶段与第二样态。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绝对主导权并沿着自身的逻辑框架深入发展的阶段。随着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渡，这一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开始转型，自觉地与新社会的形势相适应，不断地做大方向之下的调试。

这一阶段，又大体可以划分为前十七年（1949—196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1976年）、拨乱反正（1976—1978年）三个小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史学思想继续发展，持续深化，领域不断扩展，队伍不断壮大，成为主导性的史学形态。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历过若干曲折，但科学与健康力量始终是它的主流与主干。

其中前17年成就巨大，主要是：实现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观大变革，史学与史学思想继续发展，不断深化，领域不断扩大，队伍不断壮大，提出了诸多重大史学思想命题，推出了一大批具有标志性的史学成果。

新中国诞生是翻天覆地的政治变革，把那些原先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按照传统方式治史的学者们“从梦中惊醒”。大部分史家从对中国共产党的由衷敬佩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史学非常崇敬，把在历史研究中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当作跟党干革命、科学治学的实际行动。整个中国史学界集合到了唯物史观、党和革命的旗帜之下。

唯物史观的深刻观察力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逻辑力量，给史学园地带来勃勃生机。按照阶级斗争理论，采用阶级分析方法，中国史研究中的许多传统结论和观点被从根本上颠倒过来。被称为“五朵金花”的古史分期问题研究与讨论、农民战争史问题研究与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与讨论、汉民族形成和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与讨论，是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来史学研究成果的代表，至今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巨大的理论价值。

这一阶段，在取得极大成绩的同时，实用主义、教条主义倾向也存在和发展着。对于这种倾向，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家有所觉悟和抵制，他们强调历史主义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图将科学性与革命性有机地融合起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主线。但是，鉴于当时的客观环境，实用主义、教条主义仍难以克服。

“文化大革命”十年，持正确意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处境艰难，甚至遭受迫害。以历史学家吴晗的历史剧作《海瑞罢官》酿成冤案起始，直到“批儒评法”“批周公”, “影射史学”泛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严重摧残，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激情澎湃，纷纷投入到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去。他们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撰写发表了一大批拨乱反正的优秀文章。这些文章，是对“文化大革命”史学的终结，也构成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逻辑起点。

（3）1978年年底—2014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三个时期，亦即第三阶段与第三样态。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全面繁荣发展的阶段，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相适应的阶段。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面临着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出现了一些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质疑、挑战乃至否定的问题，还出现了史学在整体样态上分化和多样化的现象。如何在坚持唯物史观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在改革开放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共享化的新变局中开拓创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面对的新的历史任务。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新时期。经过深入揭批“四人帮”，史学界开始重新学习、回归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随着对以往经验教训的总结，人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有着深刻的内涵，而以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与掌握还远远不够。依照这样的认识形成的口号是“回到马克思”。在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经”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在实事求是原则的指导下，许多重大的史学课题获得了新的认识，极大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与世界日益融合，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的21世纪，外国（主要是西方）各种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引进，自然科学研究新认识与方法论的启示，以及跨学科研究的开展等，使得中国史学及其思想的发展，进入到挑战与机遇同在的复杂环境之中。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发展的科学。史家们意识到自己面临着双重的任务：创造历史与认识历史。他们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以唯物史观最基本的原则——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实践来检验一切社会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丰富发展唯物史观。同时，创造历史的实践又给认识历史的实践注入了新生命，提供条件使史家得以站在时代的高度，确立史学研究的新课题与新方向，不断获得新的理论原则、新的认识手段和方法，在创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社会实践中检验真理，发现真理，发展真理，这正是新时期中国史学繁荣的基础。

伴随着新时期史学的极大繁荣，史学思想空前活跃。在具体的史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模式”、讲法或说法，“突破”和“创新”纷纷涌现出来。这些新的“突破”与“创新”，有的是对原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样态的深化与拓展，但有的却是对原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样态的“突破”与“另起炉灶”。

总结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应当找准主流，做好定位。应当以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为主线展开叙述。只有把握好主流，搞清楚叙述对象，才能凸显马克思主义的特质，不被纷繁热闹的史学思想场景遮蔽眼睛。既要坚持重点论，又要坚持两点论，在马克思主义的主线之下，该肯定的肯定，该扬弃的扬弃，该批评的批评。通过梳理，分清哪些坚持了唯物史观，哪些丰富了唯物史观，哪些背弃了唯物史观。只有这样处理，才能为建设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提供真正有益的平台和借鉴。需要强调的是，背弃唯物史观的现象，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或史学思想的范畴，因此除非为说明问题，没有必要专门叙述。

对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本身来讲，在新的历史时期要不断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也应该深刻地学习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如此，则难以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不能找准发展方向。应该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具体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歪曲，以与时俱进、综合创新的精神，自觉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样态。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三大阶段与三大样态，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思想也经历了三大阶段与三大形态。本书叙述的内容，就是后两个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