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科学的学术形态

从上面的叙述可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躲进“象牙塔”的纯粹学问，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与历史使命感的学术形态。但是，是否可以据此而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一门学问、不具有学术上的科学性呢？否。

事实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史学产生以来最深刻最科学的史学形态。革命性、实践性、时代性、使命感的特性，非但没有使其丧失学科的科学性与真理性，反而使其科学性与真理性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得到了实践的证明。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生、发展的背景来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在“顺境”中，而是在非常险恶的“逆境”中发展起来的。

众所周知，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集团推行一个政党、一种主义的专制统治，对马克思主义极力扼杀。1929年7月，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在关于“中东铁路事件”的说明中就曾说：“世界各国之对于共产宣传虽有禁有不禁，而吾国法律实在必禁之列。”蒋介石本人更是公然叫嚣，要“在一定时期内，把共产党的一切理论方法和口号全数铲除”。他恫吓青年人说，如不退出共产党“皈依三民主义”，就要给予“最严厉的处分”。正是在这种肃杀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反而成了“时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了学术的前台。

据说“1928年至1932年短短的时期中，除了普罗文学的口号外，便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之介绍。这是新书业的黄金时代，在这时，一个教员或一个学生书架上如没有几本马克思的书总要被人瞧不起了”。当时有人甚至这样说：“马克思主义在一般被压迫的群众中已是一种最有权威的学说，不仅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要研究它，力求了解与应用它，即一些知识分子也为它所吸引，全部的或局部的接受其方法与结论。”还有人说：“共产主义在目前的中国，俨然哄动一时，有许多人觉得他是万验灵丹。”对这种“奇怪”的现象，许多人不能理解，视之为30年代的一个“谜”。其实，这个“谜”并不难破解。

说到底，人们之所以敢冒国民党“最严厉处分”的风险而去研读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真理，是“管用”的学问。分析社会、历史及政治问题，唯有马克思主义最能洞彻实质。舍此，其他各种理论，均软绵无力，不能为功。

特别是要解答最现实最急迫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问题，不借助马克思主义，简直就连最基本的话语概念都建构不起来。所以，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依靠其无从替代的科学性与深刻性，虽遭政治围堵，却能在整个社会和思想理论界，占据势不可当的气势和地位。当时许多人可能不信仰、不使用乃至悬置、排斥或痛恨唯物史观，但一涉足社会历史领域，便只有运用唯物史观的人才有发言权，才能相对地把问题讲透彻。在此形势下，试图依靠政治高压来围堵扼杀马克思主义，只能徒显其螳臂当车而已。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所以它不但不会因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受挫而减弱，反而会变得愈加坚毅和深沉。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讨论的问题来看，它在中国近代以来各种政治思潮、社会思潮、思想流派当中，是最深刻的。没有第二个流派，在深刻性上可以与它相比。许多在封建旧史学中成长起来的学人，甚至连它的话语都听不懂。

以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而言，就可以充分看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深刻性。

参加论战的人士，共有四派。代表中国共产党观点的一派，即“新思潮派”。中国托派，旧称“动力派”，是因大革命失败而从中国共产党分裂出来的反对派，人员涵盖了中国托派不同的小组织。代表国民党的一派，旧称“新生命”派，主要由国民党改组派人员构成，原具有国民党左派的背景，但正处于向右翼转化的过程当中。该派的代表人物是陶希圣，在其旗帜下汇集了一批没有什么直接政治背景的大学教员和青年学生。1934年12月，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该派便演变为所谓的“食货派”。代表自由马克思主义者观点的一派，是论战中的“第三种势力”，政治上处于国共两党之间，时而以中国共产党同路人的面目出现，时而以国民党内自由主义者的面目出现。该派人员最少，主要是胡秋原和王礼锡，其中王礼锡于1931年8月、1932年3月和8月、1933年4月以所主编的《读书杂志》的名义，编辑出版了四期《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风靡一时，是当时最著名的社会史论战出版物，所以该派被称为“读书杂志派”。

上述四派之外，胡适等资产阶级自由派学者对论战采取挖苦讽刺的态度，也发表了若干言论，因而遭到四派的一致批判。但是，胡适一系的影响非常深远。迄今海内外诸多对中国社会形态问题持所谓“悬置”或批判立场的观点，大都可溯源于胡适。陶希圣与胡适后来都投靠了蒋介石，所以蒋介石对中国社会属性的看法，虽然多来自陶希圣，但也掺杂有胡适的影子。

上述四大派别，在政治上是对立的，或者是有差别的；在学术观点上，也是对立的，或者是有差异或相互交叉的。在交往上，可能相互憎恶，也可能非常亲密。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论战”起来，乃在于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即至少口头上都声称自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至于他们当中某些人是否真的信奉唯物史观，在多大程度和怎样的层面上、怎样的时间段内信奉唯物史观，就需要具体辨析了。

这个现象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为什么一些骨子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或者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却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声称自己尊奉唯物史观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可代替的唯一性，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论战者之间自然会具有不容置疑的深刻性、真理性与权威性。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属性，使得陶希圣这种痛恨阶级斗争理论的人，也不能不羞答答地运用辩证唯物史观。陶希圣之流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在社会史论战中就连发言权都不会得到。同样，王礼锡、胡秋原一类人，充其量不过是灰色的动摇的一时的马克思主义同路人而已。

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奴隶制社会是不是人类必经的社会阶段，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二、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终于何时？有什么特征？三、亚细亚生产方式到底是什么，中国历史上是否出现过亚细亚生产方式？

这三大问题，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逻辑延展，蕴含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根据和逻辑秩序。只有解决好这三大问题，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确定，才能既合乎历史发展规律，又合乎逻辑的秩序，中国革命也才能确定其对象、目标和任务。所以，这三大问题，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基本框架所在。事实表明，30年代末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其中就凝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贡献。

这三大问题均具有相对独立的学术范围和意义。比较而言，奴隶制问题的政治指向最低，封建社会问题的政治指向最高。封建社会问题的政治意义，不在于封建社会的上限，而在其下限。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实际附着于上述两大问题之中。

“新思潮”派的主要价值取向，是说明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历史规律的普遍性，在于把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分阶段发展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具体落实到中国历史当中去，最终说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指明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前途。

围绕这一核心，他们普遍肯定奴隶制是人类必经的社会阶段，中国历史上同样存在这样的阶段。但是，他们的具体主张不同。后来，郭沫若、翦伯赞、邓拓等人均肯定了吕振羽的主张，即殷商为奴隶社会，并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一般历史教科书所采用。由于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理论等同于唯物史观，所以自然而然地将否定奴隶社会普遍性的观点，看作是否定唯物史观。对此，翦伯赞有过非常清楚的论述。不过，唯物史观与社会形态理论是否在一个理论层次上，社会形态理论是否较唯物史观低一个层次，否定中国存在奴隶社会是否必然导致否定唯物史观，在新思潮派之间，也有不同的理解。例如王明和陈伯达，就曾经认为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制阶段。但不可否认，当时确实有人试图借否定奴隶制来否定唯物史观，进而否定“共产革命”。例如刘兴唐和李立中，就曾经借此来否定中国可走“苏俄道路”。对这类问题，需要作具体的辨析。

值得注意的是，托派的王宜昌（夏至三国为奴隶社会），国民党改组派的陶希圣（战国到后汉为奴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社会），以及戴振辉（汉代是奴隶经济社会）、傅安华（秦汉是奴隶社会）以及陶希圣的弟子曾謇（西周是奴隶社会）等人，都曾经肯定中国奴隶社会的存在。不过，据何干之说，当时否认中国存在奴隶社会的人却占多数。最激烈的反对者是刘兴唐、李立中、丁迪豪，托派的李季、杜畏之、陈独秀，自由马克思主义者胡秋原、王礼锡，陶希圣派的陈邦国等人，均持否定的观点。很明显，同样是承认奴隶社会，却可能隐含着明确的政治对立。反之，持相同政治立场的人，也不一定都肯定奴隶社会的存在。对此，同样需要作具体分析。

在封建社会问题上，新思潮派学者的分歧，只在上限。郭沫若、何干之主张“东周封建说”，吕振羽、翦伯赞、嵇文甫、邓拓等人主张西周封建说，等等。可是在下限上，他们之间没有分歧。也就是说，他们一致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乃承接于封建形态的中国。这种一致，其意义和价值远远大于他们在起点上的分歧。所以，在论战中，他们一致对中国社会特殊论、商业资本主义说以及诸如封建社会并不由奴隶社会演变而来、奴隶社会还在封建社会后头之类观点，给予了批判。相应地，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消解在了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序列当中。

与奴隶社会问题不同，当时各派均不否认中国存在封建社会（奇怪的是今天却有人出来公然否定中国存在封建社会），并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内部特征与下限上。以陶希圣后期稳定下来的观点为例，他说由三国到唐末五代，是一个发达的封建庄园时期，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则是“先资本主义时期”，其后进入半殖民地阶段。陈公博说三代至春秋是封建时代，陈邦国说东周时代中国封建社会就开始崩溃了，李季说中国真正的封建制度仅仅与周代相终始，胡秋原说秦至清末是含有封建要素的“先资本主义时期”（又名“专制主义社会时代”），王礼锡说秦以后中国就不是纯粹的封建制度了，而是专制主义社会，等等。他们的着眼点虽然有异，却都在下限上与马克思主义史家持相反的观点。这样，他们的政治意涵（不管有意、无意），就不言自明了。这也就足以看出，“下限”的问题，比“上限”重要得多。

有些例外的是王宜昌。他认为，五胡十六国后，中国进入封建社会，至清末止。但是，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其近代中国是资本主义主导的社会的主张做逻辑铺垫。

须指出的是，新思潮派虽然以历史规律的普遍性为依归，但没有忽略中国社会的独特性。相反，他们对中国社会独特性（主要表现为封建性）的关注，是很强烈的。为此，他们还曾经受到过中国托派的指责，被诬蔑为“民粹派”或“新修正主义”, “和第三党改组派以至蒋介石站在一条战线”上，等等。托派分子王宜昌甚至诬蔑说，新思潮派“是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难分的小农民”，与陶希圣“实质上没有什么两样”, “实在是比新生命派还落后于封建之中，极力主张着封建之存在”，反映的只是一种“小农民的意识”，等等。如果说这种指责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就是它反衬出了新思潮派对中国社会独特性的重视。事实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就是普遍性（半殖民地）与特殊性（半封建）相互结合的理论，毛泽东思想更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

国民党改组派的立场，在于“证明”中国仅仅是一个复杂的特殊社会。既然是特殊社会，“当然”就不能把它纳入第三国际所“宣讲”的“世界共产革命”的普遍“模式”中去，而须应用特殊的理论来“应付”。什么特殊理论呢？就是三民主义。至于为什么说中国是特殊社会，特殊在什么地方，则是他们之间可以探讨和争论的（其核心概念为商业资本）。所以，在奴隶制问题上，在封建社会内部特征问题上，他们都可以让步，唯独在为三民主义寻求历史根据上，毫不让步。这一派代表人物陶希圣的著作虽然数量很多，表述混杂，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术语，甚至吸取第三国际学者的某些观点，但万变不离其宗，即为三民主义寻求社会理论支持。所以，他们始终不接受阶级斗争理论，并试图用第二国际的某些理论，来消弭列宁主义的影响。

自由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徘徊于第三条道路上，但客观上也是以论证中国社会的独特性为依归。

中国托派虽然高举列宁学说，却以论证托洛茨基的观点为职志，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忽略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强迫中国社会与历史遵从他们的“逻辑序列”。他们必欲认定中国社会为资本主义所主导，因为只有这样才与“国际大势”相一致。围绕这一基本点，中国托派之间也相互争吵和谩骂，在奴隶制等问题上观点分裂，但万变不离其宗，最后还是在于说明托洛茨基理论的“正确性”和“唯一性”。

相对来说，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战，不仅规模小，而且还带有某种程度的神秘性。这个问题的关键，正如何干之所指出的：如果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之前，中国是一个亚细亚社会，那么，“帝国主义侵略也就是有益无害的美事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也就子虚乌有了”。因此，新思潮派着力回击了中国是亚细亚社会、静止不动的观点，并由此而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认识，揭示了中国历史的诸多特点。无论是郭沫若、王亚南的原始社会说，还是吕振羽的早期奴隶制说，虽然观点不同，作用却是一样的，即破除神秘性，揭示独特性，强化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结合的深度。事实上，中国史家深入细致地研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东方社会理论，乃始于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探讨。

从上面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当然是科学的史学形态。上述问题，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宏大的学术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才有勇气和能力来面对与解决这些宏大的学术问题，而饾饤小儒是无法胜任这一工作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所以是科学的史学形态，还在于它将科学的历史观与史料中所反映出来的中国历史实际进行了科学的结合。“史论结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采用的基本方法，虽然在运用过程中产生过教条主义的偏差，发生过“以论代史”“以论带史”“论从史出”等歧异性的提法，但总体上看，“史论结合”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居于主导性的位置。

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大体说来，中国托派的方法论，以马、恩、列、托（洛茨基）为线索。国民党改组派，则以马、恩、考（茨基）、桑（巴德）、奥（本海默）为标榜。自由马克思主义者，以马、恩、普（列汉诺夫）为路径。这种理论宗尚上的交叉与差异，与政治立场纠缠在一起，曾经使得大论战变得异常诡异和复杂。所以，论战中的一些错误观点、错误提法，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内部，在莫斯科，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和传播。随着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强化，左翼思潮不断遭受打击，论战的艰难性，也就日益增加。但是，我们不能不说，中国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交了一份出色的答卷。他们以马、恩、列、斯（大林）的理论为指导，以社会史论战为舞台，促使唯物史观全面进入了中国历史学领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形态被确立起来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广义政治经济学学说，成为历史研究的锐利方法武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框架，所思考的基本问题，所具有的基本特色，最具有代表性的史学大师及专业史学队伍，最早的经典著作，均经由社会史大论战得以形成和展现。这是李大钊等人创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来的一次飞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工作，正是沿着此时形成的方法和路径展开。因此，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标志性事件。郭沫若1930年3月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标志性著作。

毋庸讳言，《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著作存在着教条化的缺陷，对中国历史独特性的关注不够。但是，我们须认识到，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会发现，他们的教条化缺陷，正是在关注中国历史独特性的过程中发生的。它不是因为像托派那样以“逻辑”来代替历史才导致教条化，而是在理论与史实的结合上存在不足。所以，就思考方向与价值趋向上说，尽管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过教条主义的缺陷，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法论始终是反教条主义的。

因此，除郭沫若外，人们考察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翦伯赞1938年夏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侯外庐1939年发表的《社会史论导言》，以及延安时期范文澜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都应当看到其方法论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当然，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拥有一支比较庞大的队伍。李达、邓初民、华岗、邓拓、李平心、嵇文甫、杜国庠、李亚农、胡绳、尚钺、刘大年、赵纪彬、吴泽、尹达等人，都是这支队伍中的著名史学家。他们之所以走向马克思主义史学，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