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从民俗的角度来研究文艺作品，是基于民俗与文艺双向同构关系在创作和研究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它注重生活民俗融入文艺作品后对文艺作品的影响，主要以民俗对文艺发展影响的规律作为研究对象。西方远在19世纪末已有人明确指出这一研究新途径。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在1880年发表的《艺术哲学》一书中最早提出民俗影响文艺发展的问题，1984年德国文艺理论家、民俗学家格罗赛发表《艺术的起源》一书，在丹纳的基础之上，强调艺术产生的民俗文化背景。美国当代文学评论家布洛克也认为：“对习俗和信仰的重新解释，能使我们获得探讨文学的新途径。”（布洛克《神话与文学——当代理论与实践》）在西方，文艺民俗学在批评领域真正取得重大建树是以意大利文艺理论家弗莱为代表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的提出，现代原型批评作为重要的文学批评流派，在更为深广的层面上揭示了口承民俗对作家文学的影响。

在日本，学者们借助民俗学了解文学作品背后的环境和社会，以正确理解文学作品。他们以此对本国《竹取物语》《万叶集》等古典文学作品的研究，以及对汉学《诗经》《楚辞》《山海经》，唐诗、宋词、元曲、南戏等古典文艺的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近年，日本学者汲取了“神话——原型批评”的方法，在文艺民俗研究中有新的进展，他们采用中国民间传说《斑竹姑娘》及其历史民俗传承资料，与《竹取物语》等进行比较研究，找出了民俗原型由中国向日本流传，并由民间传承向作家文学飞跃的发展线索。

在我国，早在1985年，钟敬文就提出了“文艺民俗学研究”的新概念，他从三个方面阐释了民俗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古典文学中民间文学所占的位置”“一般古典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民俗现象”“研究古典文学如何借鉴民俗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但他没有提出这门学科具体的理论建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陈勤建、宋德胤、秦耕等学人各自提出文艺民俗学的理论框架。陈勤建注重用民俗学手段来考察文学作品，把文学作品中的民俗基因、民俗意象和民俗原型等理论作为文艺民俗学学科构架的理论基础，为建构系统的文艺民俗学批评提供了初步的理论依据和价值参照系。

这一跨学科的文艺理论也为《红楼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红楼梦》研究的现状来看，跨学科的研究是当前的趋势。当前红学研究以审美研究和文化研究为主流，但乾嘉考据式的家世、版本研究因其自身不可磨灭的学术价值仍不断成为热点问题，索隐和社会历史批评也还颇有影响。同时，当代红楼学人开始注重跨学科的比较研究和借鉴西方文艺理论来解读《红楼梦》。各种批评流派研究范式的不断转型，以及多维视野的文学理论的争鸣与发展，促成红学研究者彼此的视角和研究范围的进一步分化，呈现出文本解读与研究思路多元并存的格局。在跨学科的审视中，《红楼梦》与民俗之间的内在联系被凸显出来。

这种内在联系，在以往的红学研究中已经多有涉及。以往学者在民俗与《红楼梦》问题上的研究与积累开拓了《红楼梦》的研究视野，为《红楼梦》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借鉴。但从研究的角度来看，以往学者多注重《红楼梦》中的民俗描写，以及在此基础上分析民俗描写的审美作用；而忽视了这些民俗事项在《红楼梦》中“被异化”的表现形态；也忽视了这些民俗事项所蕴藏的民俗基因、民俗意象、民俗原型对《红楼梦》诸因素的影响。而这些正是《红楼梦》与民俗交叉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本书力求运用文艺民俗学的学科理论对《红楼梦》进行观照与透视，探索其内部民俗意象生成的机制与规律，分析民俗意象在《红楼梦》中的表现形态，形成比较研究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力求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用交叉学科的理念，对《红楼梦》和民俗文化的关系进行更全面深入的学理研究，从而认清文化多元化语境下《红楼梦》的民族属性及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