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的民俗奇观（代序）

孙伟科

《红楼梦》有百科全书之喻，也有千门万户之称。所以多学科角度对《红楼梦》的研究在所难免，也是红学走向深入的大势所趋。《红楼梦》是文学作品，过去最多的是从文学上分析《红楼梦》的人物塑造、情节、结构、艺术成就等，显示了不俗的成就。随着红学的学科化发展，比如文献学、社会学、历史学、美学、叙事学、园林学、医学等角度多了起来，彰显了人们希望借助更多窗口了解《红楼梦》的愿望，也显现了近三十多年红学发展的实绩，但民俗学的角度对《红楼梦》的研究，个别篇章不少，而成系统的研究还没有，目前赵云芳的这个研究初步显现了《红楼梦》中的民俗奇观。

为什么说《红楼梦》中有民俗奇观？比如：赵云芳在书中写到“《红楼梦》中穿天节与宝钗的生日联系在一起，芒种节（花朝节）与宝玉（黛玉）的生日联系在一起，上巳节与探春的生日联系在一起，七夕节与巧姐的生日联系在一起”。这么多红楼人物的生日与特殊的节日联系在一起，我们还能认为这是偶然的吗？你没有想到这极有可能是出于曹雪芹刻意的匠心？赵著认为“作者看似随意地在作品中交代出这些主要人物的生日，其实背后都蕴藏着这些节日的文化内涵和民俗传统意象，我们只有深入地认识了这些节俗包括与之相应的文化内涵和民俗意象，才能深入地认识与之联系在一起的《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更奇的是其中探春与两个节日有关：“作者在探春形象塑造中有意使用了节日民俗的传统文化内涵。如果说清明节暗喻了探春的命运与结局，上巳节则寄托了探春的精神与品格（诗书风流、浪漫精神）。清明节在探春故事中分别在判词和灯谜中两次明确出现，属于明写；而上巳节在探春故事中没有明确出现，只是在考察探春生日时得知，属于暗写。清明节在表层的叙事层面上就营造出一种离别怀人的意象，以此来制约探春命运发展的走向；而上巳节只是于潜在的叙事层面上传递了饮宴赋诗的意趣，以此来昭示探春性格中传统文人的品格修养。这两个节日，一明一暗，一表一里，里应外合，共同构筑起探春人格形象中不容忽视的两个方面。行文至此，不禁感叹，作者这样的安排，不仅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多侧面、多角度、与众不同的探春，而且也显示了作者深厚的民俗文化修养，这种修养已经内化成为作者的一种能力，使他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能够自觉释放，运用自如。”作者并不随意将人物与某个节日进行即兴拼贴，而是通过节日的特殊内涵来丰富人物形象的意义，因为这关乎对小说人物的深入理解以及对故事结局评价，所以不能不予以充分注意。

过去，我们分析人物更多地从作者的意图、情节描写和人物关系来分析，也有个别学者注意过生日与节日相联系的意义，但如此系统和自觉地运用民俗学的方法透析《红楼梦》，可以说源于赵云芳一直以来对于《红楼梦》与民俗关系的专注而精深的研究。就此而言，该论著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是我们从多侧面阅读、研究《红楼梦》的有力助手。正所谓：推开一扇窗，看见千秋雪；开启一扇门，瞭望万里船。

多学科的研究，需要相互协同，既发挥不同方法的长处，又能意识到方法的限度，能做到适可而止，其中都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上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这是理所当然的。但那些从自己的学科角度来研究《红楼梦》，将自己的方法、视角推崇为唯一正确的途径，将自己运用的方法所得出来的观点视为君临天下，于是《红楼梦》就成为宫闱秘事，就成为易学大全，就成为谜语大全，就成为严格写实的“自叙传”等，这些都是不足取的。多方法研究不是要将《红楼梦》变成某个学说、学派、学科的附庸，它们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围绕审美中心分析《红楼梦》的思想意蕴和艺术价值。那些违背《红楼梦》小说性质的，最终把《红楼梦》只看作是某个学科眼光中的一大堆零散事件与资料的观点，与其说是对《红楼梦》的深入挖掘，不如说是对《红楼梦》的凌迟肢解和肆意歪曲。始终把《红楼梦》看成是浑然一体的艺术对象，将盐融于水的形态提供给读者，博不离题，深不穿凿，在“度”的把握上中允准确，显现了闲庭信步、运筹帷幄的文思气度，赵著在这些方面表现的不同俗流。她在书中写到：“大量的原生态民俗细节的描写与展示不仅会冲淡故事情节，而且由于行文过于枝·2·蔓，也不利于利用典型材料与细节来刻画人物，会造成小说结构涣散，主题不集中，材料不典型等缺陷，甚至，使小说成为民俗资料的‘汇编’，丧失了其固有的情节魅力和人物魅力，使小说的整体审美价值遭到破坏。《红楼梦》行文中对许多民俗事项的解构，恰恰消融了具体的习俗描写，而把习俗背后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意象作为内在规范和制约，糅入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安排中，使得这些民俗事项背后深层次的民俗内涵得以凸显。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民俗事项在作品中形成一种‘从未出现，又从未脱离’的局面，它们在作品中一直都在，作者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重构了这些民俗事项，却是最大限度地开掘出民俗事项内在的价值，为小说人俗塑造和情节安排服务。”是的，《红楼梦》中有大量的民俗事件、意象、原型等，但它不是民俗大全，其目的不在于民俗事件本身，民俗形态服从于艺术形态，是为达到特殊的艺术目的而服务的。

当然，我们阅读赵著的价值是双向的。一方面是我们借助于民俗分析回到传统文化之源中，另一方面是由此加深对《红楼梦》文本构成肌理的认识。对于传统中国文化而言民俗无处不在，小说作为生活的反映，民俗自在其中，从某个角度讲，民俗构成了小说的文本肌理。因此，要想更深入地了解小说与生活的关系，了解作家的写作意图，爬梳、厘清民俗在小说中潜隐而复杂的存在，就可以看出民俗描写连缀小说故事情节、丰富人物形象内涵的作用和意义不容小觑。值得一提的是，赵云芳的这本看似是中规中矩、引经据典的学术著作，但叙述却如行云流水，既不拖泥带水，也明白晓畅，掩卷之时，虽然有大量的民俗事件爬梳，但万千事件撮笼笔端有痛快淋漓之感。

红学是20世纪中国的显学，到了21世纪，《红楼梦》依然拥有大量的爱好者，在人们心目中《红楼梦》作为古典名著具有特殊地位，它的广大爱好者被泛称为“红迷”。《红楼梦》热与红迷，都是值得关注的当代文化现象。今天，红楼读书会长盛不衰，红楼论坛南北遍设，红楼文化热点持续发酵，红楼学术成果树树开花，红迷的队伍和人群不断扩大，这显现了当代中国人向古典趣味回归和中国古典文化复兴的时代趋向。我想，赵云芳所著《民俗学视野中的〈红楼梦〉》也一定能够在这一时代趋向中发挥恰逢其时、学术引领的正能量。

2016年6月1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