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在中国的具体化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使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复合性的过程,展开地说这个过程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民族性特点相结合的民族化过程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科学思想体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但是,这种世界性的真理必须同各国的具体实践、各民族的文化相结合,才能真正对这个国家和民族产生科学指导意义。

作为行动指南而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做法,后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成不变的公式和戒律到处照搬,只能为死教条而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他们仅仅记住和应用个别词句,教条主义地重复或照搬某些口号和论断,“只会无谓地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生动现实的特点。”《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页。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方法论用于分析具体情况,不把马克思主义同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绝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不可能在实践上获得胜利。“如果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美工人运动的劝告可以简单地直接地应用到俄国来,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为了弄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为了研究各特定国家工人运动的具体历史特点,而是为了打知识分子的、派别组织的小算盘。”同上书,第127页。这些人只能是假马克思主义者,让他们来领导革命,必将把无产阶级的事业引向失败。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是提供了分析问题的科学方法论而不是照搬照抄的公式和教条,因而,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尊重各国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在同各国实际结合的过程中,以民族化的形式存在和发展。

关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必须同各国具体实际、各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列宁曾经有一段名言:“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来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同上书,第96页。因为存在着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别,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不能自以为是地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才能发挥其真理性力量。

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党员如何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时曾经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以及它所领导的理论家们,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民族特点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当前,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也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时代化过程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质就在于,它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种新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这一特质决定了它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与自然科学和人类知识走向相一致,与社会生活和人类历史趋势相一致,与人的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相一致,因而具有真正的科学真理性、当代开放性。也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同当代实际相结合,才能不断焕发出其当代性的理论光辉。

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僵化、固定不变的理论,它始终随着人类文明和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处于开放状态,其部分内容会在特定时代主题面前被提到首位,个别论断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品格。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人类优秀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它吸收了同时代最先进的文明成果,同时必将随着人类思想进步而丰富和发展。列宁多次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他说,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67页。马克思主义同人类文明一样,将会随着历史发展而永远处于开放状态当中。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性理论同当代科学理论、当代社会实践相结合,从而使之总能够展示出其当代性价值。毛泽东在阐述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时候,明确指出:“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假如要作这样的理论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4页。也就是说,只有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发展着的实际相结合,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并用以解决当代实际问题,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才算得上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江泽民在谈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时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各国实际相结合,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谈马克思主义,是没有意义的。”《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页。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正是这样做的。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同国民党实行联合打倒军阀统治。大革命失败后,因为国民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根据变化了形势,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推进,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改变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建立抗日战争统一战线,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维护了民族独立。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的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改变,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人民解放战争,实现了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不失时机地进行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制定了新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在实践和理论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日益不断创新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三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具体性实践相结合的实践化过程

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它的实践性。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他们理论中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必须走向实践,必须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相结合,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马克思主义同人类社会实践紧密联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历来着眼于活生生的群众实践,着眼于客观形势的变化,着眼于发展着的社会实际,善于从群众实践中学习,创造新的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自身,而不把自身的理论当作一成不变的公式来切割实践。“马克思主义决不局限于只是在当前可能的和已有的斗争形式,他认为,随着当前社会局势的变化,必然会出现新的、为这个时期的活动家所不知道的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向群众的实践学习的,决不奢望用书斋里的‘分类学家’臆造的斗争形式来教导群众。”《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实践保持密切联系,必须以活生生的、发展变化的实践为中心。

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根据时代变化来确定重点,发掘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同当下实践联系最紧密的方面,对当下实践作出科学的理论指导,同时用当下实践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仅仅是一般性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不考虑当下实践需要,就很容易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为此,必须要系统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部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哪些内容是符合当下实践需要的东西;深入研究当前的实践,分析当前实际所提出的重大问题,真正把握当前的矛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当前实践密切相关的理论发掘出来,指导实践并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用实践中产生的新观点、新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根本上说,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就是方法与行动的关系,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创新的基本路径。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中国共产党又是在同教条主义的不断斗争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延安整风的过程中,毛泽东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态度的时候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801页。邓小平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特别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具体的实践,他说:“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页。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不断同各种各样的教条主义进行斗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土地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们,坚决反对唯共产国际指示为准绳而脱离中国革命具体特点的教条主义,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等又顶住了以共产国际指示为支撑的王明的右倾主张,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正确的战略决策,并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用以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矛盾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等针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特点,独立自主地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伟大结合,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改革开放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建立和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取得新的伟大胜利。

四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群众性实践相结合的大众化过程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逻辑严密、完整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具有完备的学术性、理论性。对于马克思主义,列宁有一段经典论述:“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构成作为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这个论断,言简意赅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严整全面性。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革命性,而且是一个包含着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在内的内涵丰富而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

再伟大的理论如果不同群众的思想、群众的实践相结合,不转化为群众的意识和思想,也不能产生伟大的实践力量,正如马克思早已指出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为此,马克思主义必须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乐于并能够接受的形态,转化为人民群众自己的思想观念,成为一种集体意识,才能真正掌握群众并形成强大的群众实践力量。

作为深邃的真理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对社会生活和无产阶级实践的高度理论抽象,具有特定的话语体系、逻辑层次、概念系统和理论架构,其深度意义并不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社会大众要掌握它必须经过理论阐述、讲解、灌输。任何时候都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为常识体系和习惯话语。马克思主义来自于群众实践,但它不等于群众认识,它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群众实践只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素材,但并没有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必须经过理论家的思维加工,群众实践才能上升到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同群众实践不可分离,这一点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有大众化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高于群众实践,是彻底严整、逻辑严密的真理体系,这一点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以通俗化的语言、简明化的形式、大众化的风格,传播到社会大众的头脑当中,转化为群众的集体意识,真正掌握群众并形成强大的实践力量,实现时代精神精华向民众群体意识的转化。例如,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干部理论教育同时,高度重视广大群众的教育,在抗日根据地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知识水平的同时,普及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旧中国,由于历史文化和现实客观实际的原因,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绝大部分群众都是文盲或半文盲,这对于思想觉悟的提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是一个极大的障碍。为此,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把群众教育提到了很高的位置,全面开展文化知识普及和理论知识宣传,在各村、各乡小学校内或小学校外,建立民革室、救亡室、俱乐部一类的文化教育活动中心,开办各种群众学校、夜校、识字班,组织各种识字组、大众黑板、读报、演讲、娱乐、体育、壁报、戏剧等一切适合群众需要及为群众所喜欢参加的活动。依托这些教育活动,提高了革命群众的文化程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普及,促进广大干部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

毛泽东、邓小平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的过程中,就充分把握了这一点,尽可能用人民群众所能够理解的语言风格、表达形式,把马克思主义的深奥思想以通俗的形式传递到普通的社会大众的头脑当中,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严密性理论形态转化为大众化的理论形态。毛泽东本人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大师,他以独有的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文风,撰写了一大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如《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矛盾论》、《实践论》、《反对自由主义》、《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这些论著,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并把这些经验教训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实现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与此同时,这些文章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典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普及的重要路径和方式方法,它们结合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实际,通俗易懂、风格简明、广大干部群众易于接受,打破理论同实践、理论家同接受者之间的间隔,介绍、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中国化的风格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使马克思主义同广大干部群众之间实现直接对接,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