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在不断总结，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不断进行总结、阐发，逐渐形成了完整、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过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从基本思想的萌发到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大致经历了四个过程。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萌发

早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国民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1922年7月，党的二大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成为动员中国人民革命的一面旗帜。1923年5月，党的三大提出了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思想，但此时并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随着大革命的兴起和发展，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激化。到1925年1月党的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思想，提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党的四大后，特别是经过五卅运动，各阶级的政治态度更加明朗，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日益暴露，党内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日趋深化。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周恩来、恽代英等先后发表文章或讲演，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年9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等文章，集中了党内的正确主张，初步阐发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设想。在这写文章中，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深刻阐明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为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但是，就当时总的情况来说，我们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我们党还不够成熟，还不能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和其他一系列重大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言：“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因此，我们能够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创造自己的独特的经验，从而形成新民主主义理论，只能是国民革命时期以后的事情了。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初步形成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成立以来，尤其是大革命时期的经验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对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以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为标志，新民主主义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初步的轮廓。1927年，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了经验教训，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立了以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1928年，党的六大认真总结了全党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各根据地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党内一度发生的“左”倾错误，回答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党的六大后，在创建农村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认真总结经验，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等著作，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思想，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深刻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任务；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阐述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五个条件；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从而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林彪以及共产党和红军内部的右倾悲观思想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并结合红军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出发，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坚持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用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基本思想，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它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格局”的思想，标志着“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革命新理论的基本形成。至此，新民主主义理论已初步形成轮廓。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形成

土地革命后期，党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得到继续发展。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瓦窑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他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解决了遵义会议以来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策略问题，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这次会议还就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前途和性质等进行了全面阐述。会议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不仅包括帝国主义，也包括“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革命的动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前途是由过去的“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会议还强调要“争取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并认为“这是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基本原则”；强调现实的中国革命与过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同之处，认为“中国革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这些表明，瓦窑堡会议时，我们党对中国革命规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认识已经基本明确。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策略上认真纠正“左”倾关门主义，实行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转变。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经过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失败，也经过了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的锻炼，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逐步成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已经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系统回答中国革命所涉及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1937年5月，毛泽东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文章，从而形成了我们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1937年8月，毛泽东发表《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正确阐释了实践与认识的辩证统一关系和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的根本法则，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者占领广州、武汉，逐渐停止正面战场上的战略进攻，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攻打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政府则由武力进攻为主转为政治诱降和经济拉拢为主；并在其占领区内加紧扶植傀儡政权。英、美等国为着自己的利益力求在一定条件下牺牲中国以同日本妥协。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极力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会后设立“防共委员会”，并制定出一系列的反共具体办法，继续制造摩擦，挑起事端。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先后向陕甘宁、晋西和晋东南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起进攻，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国民党开动宣传机器，宣传反共理论，《三民主义半月刊》、《中央周刊》、《抗战与文化》、《前卫》等国民党刊物连续登载反共文章，叫嚣“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不需要存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宣传甚嚣尘上，企图为取消共产党制造借口，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混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之间的区别，妄谈什么“一次革命”论。这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不安，“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人们十分关心和忧虑的问题。

斗争的需要推动了理论的发展，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和抗日的民主团结，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思想上对中国共产党的诋毁，批判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幻想；为了向全国人民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见解，揭示中国革命的特点、基本规律和必由之路，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工作，撰写了一系列理论文章，详细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从1939年10月至1940年1月，毛泽东连续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等重要著作，科学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并对它作了系统的科学说明。《〈共产党人〉》系统总结了党创立以来18年的历史经验，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并阐述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及其相互关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矛盾，首次明确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科学概念，并系统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问题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新民主主义论》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明确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毛泽东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主革命的理论，全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并首次明确提出“民主革命胜利后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完整创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地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民主革命道路，并作出了科学的理论论证，从而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伴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深入发展，新民主主义理论也得以不断完善和发展。从1941年起，我们党用一年多的时间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工作的整风问题，确立了文艺要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方针，为中国文艺的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也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得到全党的广泛认可，正式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理论。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关于《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关于《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以及周恩来所作的《论统一战线》的发言，从党的政治路线和纲领、党的建设、党的统一战线等方面进一步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内涵。

在解放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政治纲领。同时，毛泽东还根据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内形势和各种经济成分对中国社会的作用，首次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并进一步阐述了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和党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

1948年4月，毛泽东又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路线作了科学完整的概括和总结，使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在解放战争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同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性质和政权制度作了具体说明。10月，董必武发表《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问题》讲话，论述了国家、政权的实质，特别是论述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内容、民主与专政的关系，还分析了政权机构和政权形式，并着重阐述了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为我国建立人民民主的基层政权奠定了基础。

1949年3月，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向会议作了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分析了中国革命在我国胜利以后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际上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提出了使我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总任务。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外交、党的建设等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1949年6月，毛泽东在他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描绘了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蓝图，系统地阐明了新中国的基本纲领。论证了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必然性，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任务、民主和专政的关系以及各界在人民民主专政中的地位等问题，从而完整地形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他明确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主要纲领。”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是对提出的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的概括总结，而且也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国家理论。

这一时期，毛泽东和当的其他领导人还集中就革命胜利后即将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和经济政策，新民主主义社会如何向社会主义转变，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认真的探讨和研究。这些都大大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内涵。

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内容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阐述如下：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根据

中国共产党对一切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解决，是以对国情认识的深化，特别是对近代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认识为基础的。“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根据就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

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不断深入和认识的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准确。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中期，中国思想理论界曾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展开一次争论。这种争论更早就在共产党国际和联共（布）党内出现，自然也影响了中国国内思想理论界和中国共产党人。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指出中国社会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进一步概括总结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这集中体现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第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第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社会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第三，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在沦陷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统治。第四，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在沦陷区，则一切都被日本帝国主义所独占。第五，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第六，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这些特点表明，中国社会虽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但主要矛盾就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及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人思考和领导中国革命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依据。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集中体现。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总路线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概括“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在1948年4月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作了科学完整的表述：“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这是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第一次完整的表述，明确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领导者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在这条总路线中，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的东西，是造成近代中国极端贫困、落后和动荡的根源。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毛泽东反对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革命阶段的观点，认为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把这两大任务结合起来。此外，中国革命的对象还包括官僚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就是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他们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他们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无产阶级对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标志性内容。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目的和民族资产阶级自身软弱性特点，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中国无产阶级除了具备一般无产阶级的先进性特点，还具备自己的特殊优点。这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才最适合、最有能力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只能是工人阶级，“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尤其是占农村人口70%的贫农和雇农，他们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最坚决，“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地主阶级和带买办性质的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是革命的动力，而是革命的对象，但在一定时候，也可以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毛泽东指出，现时世界上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阶级性划分，基本不外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和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三种。中国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后要建立的国家，只能是第三种，即“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是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关于政体，毛泽东提出可采取从国民大会直到乡民大会的系统，来选举各级政府，但必须实行“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毛泽东还特别指出，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形式。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为此，要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新民主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实行的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

——关于新民主主义是文化。毛泽东提出要建设与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相适应的“以无产阶级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文化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文化上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文化，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总结了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又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统一战线问题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问题，是无产阶级组织和调动政治军队的问题，是战胜敌人的“主要法宝”。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法宝和基本武器，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组织保障。“三大法宝”的提出，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和规律有了深刻而系统的认识。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所取得的伟大理论成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的理论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