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艰辛探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中实现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其间经受了1927年和1934年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和各个方面、各种形式斗争的密切配合，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这艰苦卓绝的28年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革命理论体系，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正如后来胡耀邦所说：“找到了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所以有毛泽东思想，所以干成了中国革命。”本节着重从实践层面回顾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道路形成的历史过程。

一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的艰难抉择

1919年的五四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民族新觉悟，它以彻底、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开辟了中国民主革命史上新的阶段，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特别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次大革命中，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发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推进并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形成了东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北伐战争和大革命的胜利进展，摧毁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但革命并未就此胜利。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共产党对革命运动领导作用的发挥，统一战线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激化起来。国民党右派公开反苏反共，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面对国民党右派的疯狂攻击和屠杀，中国共产党面临艰难的抉择：妥协还是武装反抗？党内形成了两派截然不同的主张：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以妥协退让来拉拢国民党左派；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激进”派则主张“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以暴动对暴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的领导机关对于军队和武装斗争极端缺乏认识，因而采取了错误的方针。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然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政党只可以作为国民革命中的在野党。蒋介石、汪精卫于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不顾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遭到极大损失，已经发展到六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了一万多党员。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就此宣告破产。

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领悟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而实现对农民群众和武装力量的领导又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根本；中国共产党不仅要领导农民群众，领导革命群众运动，尤其要领导武装力量，要领导军事运动，要在党的领导下，把群众运动与军事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发展。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着重从军事工作方面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这次大会指出，与国民党合作时期，中共中央机会主义最大错误之一便是：“党没有利用国民党的军事政治机关以实行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并且毫未设法创造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充分的注意准备和指导农民群众的游击运动”；“没有充分估计到工农的群众武装和工农的军事训练的革命意义”。总之，“如此的看轻了军事方面的工作。当资产阶级叛变到反革命的营垒中去的时候，不能不使革命全部遭受危亡的影响。”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八七”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发展并转变到一个新阶段。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论断。随后开始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暴动。这些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暴动，揭开了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序幕。

二 土地革命时期工农武装割据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发展

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严峻形势，对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了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而且同时提出了如何继续革命、如何处理城市斗争和乡村斗争的关系，即中国革命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几乎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学说的同时，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和革命的中心就一直在城市。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三大工人运动）、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以及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等，莫不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道路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造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说，这条理论被后来的革命者广泛接受和实践。二是恩格斯晚年曾经提出德国社会党为了夺取政权，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的思想。列宁、斯大林是俄国先城市后农村道路的开创和继承者，他们也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的话。正如邓小平曾经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送来了俄国先城市后农村的革命道路。处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无疑深受这种革命道路模式的影响。大革命失败后爆发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暴动，都是在“城市中心论”指导下以夺取大城市，最终夺取全国政权为目标的，结果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挫折和损失。虽然当时也预设了一些起义后的行动方向，但实际情况却都超出原来设想，也超出了俄国革命的经验。

毛泽东是大革命失败后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的主要代表。他在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时，开始也是按照湖南省委的计划预备攻取中心城市长沙的。当起义军攻打长沙失利后，他毅然决然地带领千余人左右的余部，进行“三湾改编”，把党支部建在连上，进军湘赣边界罗霄山中段，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探索中国特色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开端。毛泽东点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在革命转入低潮的形势下，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到1930年初，全国10多个省300多个县已建立起中央、湘鄂西、鄂豫皖、赣东北、左右江等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其中“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在此期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从理论上透彻地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总结了根据地斗争的经验，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三者密切结合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阐述了以农村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发展红色政权，逐步夺取城市直到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在这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农村为中心，开展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不断完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

虽然当时党内重视农村斗争的思想在发展，甚至共产国际对中国农村工作的重要性的认识也在不断进行着有限的转变。但在当时党中央的指导思想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城市中心论。1930年，在共产国际“左”的思想指导下出现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主要错误之一就是以城市中心论来指导中国的革命斗争。李立三等在《红旗》、《党的生活》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批判“乡村包围城市”，宣传城市中心论。要求红四军坚决执行新的路线，向中心城市与交通区域进攻。当时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和毛泽东等红四军领导人之间，存在以城市为中心和以农村为中心的意见分歧。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占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地位。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一方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转战到陕北，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相会合。第二、第四方面军也先后经过长征转战到陕北。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1934年秋，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退出原有的革命根据地，被迫长征。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中国革命从此沿着正确道路前进。

三 抗日战争时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成熟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灵活地运用于新的历史条件，使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民族战争中有了新的表现形式。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洛川会议确定了在敌人后方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陕甘宁、晋察冀、冀热辽、晋绥、晋冀豫、冀鲁豫等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使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这些根据地继承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很多经验，并在新的战争形势下进行创新，也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

在抗日战争实践中，毛泽东先后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等著作中，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使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毛泽东在这些著作中，进一步论证了在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和可能。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而且可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如果共产党人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共产党人要积蓄和发展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就不能像俄国革命那样，“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的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日本占领区内部的社会条件、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的条件、时代的条件，“利于我们组织坚持的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的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因此，“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他还论证了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分析了敌我之间的几种包围，并开始提出由农村向城市转变的思想。“城市总是集中的，乡村总是分散的”，“城市虽带着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制乡村，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所以，党的工作必须以乡村为中心。毛泽东还结合抗日持久战的特点，进一步丰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毛泽东强调要建立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认为没有根据地的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生存和发展的。“一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逐渐地具备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这些思想进一步发展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上述一系列理论和政策，是毛泽东对抗日战争时期坚持农村包围城市斗争的实践的总结和理论思考，表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已经成熟。

四 解放战争时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表现出革命战争形式由防御转入进攻、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农村革命根据地由分散连成一片、党的领导方式由允许地方自治改行集中统一领导等特点。

1946年全国内战爆发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已能在全国规模上与敌人较量。1948年秋至1949年春举行的以夺取中心城市为主的战略决战，标志着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完结，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从1948年9月开始到1949年1月结束的济南、辽沈、淮海、平津战役，使东北、华北、华东三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完成了夺取全国政权的最后准备。历经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实力快速缩减，节节败退。

1949年3月5—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中国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宣布：从1927年到现在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乡村的工作方式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为确保工作重心的顺利转移，党中央在总结各地接管城市经验教训基础上，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全党树立城市领导乡村新观念，明确“离开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城市工业和城市工人阶级，社会不能前进，社会主义也不能实现”。第二，恢复和发展生产，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第三，加强工会工作，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第四，兼顾城乡，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紧密联系。第五，培养和扩大干部队伍，为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作组织准备。第六，警惕资产阶级糖弹进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不仅建立了城市人民政权，而且稳定了城市社会秩序，城市生产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顺利转移。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次会议为迅速取得民主革命在全国的彻底胜利，以及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1949年10月1日的新中国成立，是继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问世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取得的一个历史性进展和重大胜利，它极大地改变了全世界的战略格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以不容置疑的革命实践和客观事实，验证了毛泽东所开辟的中国特色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真理性和可行性。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

五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主要特点

首先表现在这场革命发生的地方不同于欧洲国家，这是在东方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进行的一场革命。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和实践，在很长时间内不赞成、不理解。早在1928年2月通过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决议案》中，就错误地批评中国共产党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尽管当时共产国际也要求中共建立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等，但这些在他们看来，仅仅是整个中国革命潮流中的一个支流，而“革命运动高潮日益发展的最可靠、最主要的征候，乃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因此他们强调，要用俄国城市武装起义为中心的模式来指导中国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则主张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道路探索，走中国式的革命道路。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批评了“唯上”、“唯书”、“不唯实”、动辄照抄照搬国际经验的错误倾向。他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必须同我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他说：“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对共产国际那种不顾各国实情而发号施令、瞎指挥的作风进行了严正的批评。他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摆脱了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的盲从，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集中全党智慧，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可见，坚持独立自主，不盲目照搬别国经验，这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形成的一鲜明特点。

邓小平曾经很好地概括了这一特点，他说：“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在军阀割据的时候，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领导人民建立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搞革命，我们也是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但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用农村包围城市。”

其次，表现在这条革命道路的路线图是“城市——乡村——城市”。通过攻占大城市或中心城市来夺取政权，是任何一个国家革命必须要经过的步骤和目标。因为只有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才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或次中心。“城市中心论”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区别在于前者不懂得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的国情下要先取农村，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应该先取农村，再取城市。

大革命失败后，党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先后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时期。但城市起义和对城市的进攻却连连受挫，在这种形势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地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探索。

抗日战争时期，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中国共产党已拥有大小十九块革命根据地。这些被敌人分割包围的革命根据地，随着革命战争形式质的飞跃而相继连成一片。于是，一反过去的被动局面，呈现出敌占区域及其交通要道和城市被我分割包围，敌人的中心城市成为孤立据点的态势。进入解放战争后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以农村为中心。随着战争双方力量发生变化，这种局面也开始转变。1948年秋至1949年春举行的以夺取中心城市为主的战略决战，标志着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始走向胜利，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明确宣布：从1927年到现在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乡村的工作方式已经完结。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楼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此，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中国革命道路是从农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农村，取决于当时的革命形势和条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对此进行了通俗易懂的阐述，他说：在乡村尽走尽走，走他几百万年，这也不叫马克思主义，而叫反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

最后，表现在这条道路是在反“左”反右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度。在中国共产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为数众多，他们在思想上或多或少地残留着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革命斗争中容易产生机会主义倾向。因此，在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探索、形成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等右倾机会主义者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他们攻击红军战争和农村根据地是“机会主义的军事投机”，“没有一点意义，没有一点前途。”还有一些人则对农村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也产生了右倾悲观论调，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对此，毛泽东指出：“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的思想，“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而“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立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从而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者轻视农村根据地的思想，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内容。

共产国际和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以及“左”倾教条主义，也都盲目坚持“城市中心”论，反对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他们认为：“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并长期对坚持正确观点的毛泽东进行打压。

毛泽东在1938年11月回顾党的指导思想从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转变的历程时说：“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许多同志把党的中心任务仍旧放在准备城市起义和白区工作方面，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转变，是在一九三一年反对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胜利之后。但也还没有全党的转变，有些同志仍旧没有如同现在我们这样想。”可见，在坚持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过程中，反“左”反右何其难也。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中国革命经验的基本总结，是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是新民主主义理论认识上的升华与诠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是中国民主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最重要、最有标志性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