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关于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的考察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中国政府与政治的研究上，根据张丙宣概括，国外学者从单纯强调市场转型、政府推动和社会网络纽带的联接逐渐转向强调市场、国家、社会和个人多种治理主体互动与沟通，从早期不注重从理论脉络中研究问题，开始逐渐从经济学、组织学等学科中借鉴理论、创建新的解释视角。既有的研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市场转型论和国家政权建设为代表，如以倪志伟（Victor Nee）为代表的市场转型论，以魏昂德（Andrew Walder）为代表的新传统主义（Neo-traditionalist Paradigm），以及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论述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和从乡村社会汲取资源的政治现代化路径。第二阶段以发展型国家视角和地方法团主义为代表。第三阶段以企业家精神的官僚模式为代表。美国作为当代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重镇，相关研究成果丰硕，归纳美国政治学界从事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的学者，按照何汉理（Harry Harding）的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三代：第一代学者受早期冷战思维的影响，其研究视角容易打上冷战烙印；第二代学者的注意力集中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常常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建立的集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模型硬套中国政治；第三代学者集中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他们在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现场调查、研究方法和手段等方面远远优于第一、二代学者，因而对中国具有更深刻的认识。当代美国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学者的主要视角与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从第三代学者看来，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对于分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社会具有很强的解释力。1983年倪志伟（Victor Nee）编辑的《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论文集，可以看作是美国学者较早采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来研究中国政治的成果。自此，国家与社会关系就成为中国政治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并在20世纪90年代一跃成为主流分析视角。围绕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阐述，美国学者形成了三派主要观点：一派认为，改革会导致一个独立的、强大的市民社会的出现，而这最终会引发政治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即社会促进国家变革观。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早在其1985年编著的《后毛时代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就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会导致政治领域出现变革的观点。第二派认为，表面上看社会经济因素高度依赖于国家，但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仅不会破坏权威主义政治结构，反而有利于稳定这个结构，即社会与国家协调发展观。塞奇（Tony Saich）的《中国治理与政治》一书，2001年、2004年、2011年连续三版，重点描述了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政策的变化，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政治参与空间的扩大，中国政治结构发生的变革，以及寻求良治的迫切性。第三派的观点是，部分学者认为由于国家与社会时常处于对立状态，社会压力最终会导致某些政治制度发生改变，即社会反抗国家观。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于2000年出版了《中国会出现不稳定吗？》一书，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社会反抗国家的可能性。欧博文（Kevin J. O'Brien）则在2002年的文献综述中写道：“政治冲突的研究正在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主流。”

第二，精英分析视角。美国政治学者通过梳理中国不同代际政治精英的转型特点，对精英重组、观念变革、政治战略、政治资源以及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政治体系内部及外部持不同政见者等进行分析，来把握中国政治的走向。

第三，政治文化视角。一些美国政治学者还采用政治文化视角研究中国政治。早期的学者主要从中国的家庭教育或儒学教育入手来研究中国政治的特点，而当代的政治文化研究则主要分析国家是如何通过宣传媒体和教育制度来控制政治的社会化进程。

第四，结构功能视角。在美国政治学中，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偏重对组织结构的分析，在《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一书中，他采用静态的组织结构视角分析中国不同时期政治体制与权力结构的特征。詹姆斯·汤森的《中国政治》偏重于从功能主义视角来分析1985年以前的中国政治。郑永年的《中国的“行为联邦制”》则从互动关系角度重点讨论了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开放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总的来说，美国是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的大本营，各种视角既相互冲突又互为补充，有助于形成对中国政治的本质性认识，对于国内关于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来说也具有启发意义。

在中国，随着晚清以后西学东进，一大批留学欧美及日本的学者归国，政治学研究由先前的以翻译为主转向本土化过渡。出现了一批以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国政治的著作，其中被誉为现代中国政治学奠基人的钱端升是最早从事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的学者。其开拓性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率先运用“法律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将政治学研究聚焦于对各国宪法的研究，开启了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先河；建构了中国现代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奠定了其科学化、体系化的发展方向。1949年，钱端升用英文完成《中国政府与政治（1912—1949）》一书的撰写，这是第一部出自中国人之手的以中国政府与政治为题的著作。

20世纪80年代国内出版的有关政府与政治的著作十分有限，有[英]诺曼迈因纳斯的《香港的政府与政治》（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版）；1990年李道揆教授的《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的成果大致分两种类型：一是侧重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二是侧重于当代中国政府。主要有四套系列研究丛书：（1）“当代中国政府理论研究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该丛书的编著者大多出自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是国内研究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第一套丛书，探讨的主题是如何优化政府体系。（2）“中国地方政府管理丛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出版。该丛书由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组织编写，主编谢庆奎，是国内第一套研究中国地方政府的丛书。（3）谢庆奎主编的“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丛书，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出版，该丛书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优秀博士毕业论文汇编，其中包括国外留学生研究中国政治的文章。（4）“当代中国政府与社区管理丛书”，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该丛书由南京师范大学青年学者金太军组织编写。此外，还有从政府过程进行编写的教材，如朱光磊的《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修订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这一系列书籍的出版，表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存在着大量需要探讨的问题，吸引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当前学者们正积极从政府治理角度观察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

一些关注宏观治理比较的学者从理论推理的角度论证政府治理改革的方向，在比较“政治统治型”“经济建设型”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基础上，将“公共服务型”政府设定为政府改革的目标，并认定“以社会和公民为本位，以公共服务为根本目标”，“市场化、社会化，与非政府公共机构甚至私人部门合作”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行为模式和政策手段。一些关注中国决策模式变化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不同于苏联时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之后的“休克疗法”，中国发展所遵循的是“政策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路线。这种模式区别于“民意主导型”的、由体制外力量所推动的权利驱动或利益集团驱动的民主变革模式，其改革政策主要由来自执政党和官僚精英等体制内的力量所推动，以改善治理效果为目的。依照这种观察，中国的发展取决于“决策模式的变革”。因此，他们指出，在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过程中，专家、传媒、利益相关群体和人民大众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党政决策方式开始走向多样化。中国政府在决策结构上已经从传统精英决策转向多元参与，在决策能力上已经从经验决策转向科学决策，在决策机制上已经从非制度化决策转向制度化决策，这些变化不仅表明中国政治运行机制的重要发展，而且产生了许多有利于中国发展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结果。一批关注中国整体治理变化的学者在一项名为“中国政治发展：中美学者的视角”的研究中，以集体力量系统考察了中国改革30年治理方式的变化。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以治理为中心的改革”。俞可平回顾了30年中国治理方式的变革，认为经过30年的探索，中国正在形成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其治理改革的目标已经十分清楚，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责任、透明、廉洁、高效、和谐。今后，进一步从中国政府治理实践着手，致力于中国政府治理变革和转型中的关键问题剖析，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路径就成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的重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