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朱熹所称之二十四篇“淫诗”

朱熹力攻《毛诗序》，打破了《毛诗序》加在《诗经》诠释上的学术枷锁，却又给自己戴上了一个严苛的道德评判的枷锁，从这样一种道德评判标准出发，他提出《诗经》中现有24篇“淫诗”，它们是：

 

1.《鄘风·桑中》

2.《郑风·东门之》

3.《郑风·溱洧》

4.《齐风·东方之日》

5.《陈风·东门之池》

6.《陈风·东门之杨》

7.《陈风·月出》

8.《邶风·静女》

9.《卫风·木瓜》

10.《王风·采葛》

11.《王风·丘中有麻》

12.《郑风·将仲子》

13.《郑风·遵大路》

14.《郑风·有女同车》

15.《郑风·山有扶苏》

16.《郑风·萚兮》

17.《郑风·狡童》

18.《郑风·褰裳》

19.《郑风·丰》

20.《郑风·风雨》

21.《郑风·子衿》

22.《郑风·扬之水》

23.《郑风·出其东门》

24.《郑风·野有蔓草》

 

这24篇中，前7篇，《毛诗序》认为是讽刺淫乱的作品。朱熹认为是淫者自作的宣淫作品。后17篇，《毛诗序》本指他事，朱熹将它作为淫者自作的宣淫作品。24篇中，《郑风》淫诗的比例最高。孔子曾说：“放郑声……郑声淫。”是说应禁绝郑国的音乐，郑国的音乐淫荡。朱熹引用孔子的话说：“‘郑声淫’，所以郑诗多是淫佚之辞。”在朱熹看来，郑国不只是音乐淫荡，其诗也多是“淫佚之辞”。

《诗经》是儒家六经之一，一直是一部神圣的经典。朱熹注解《诗经》，公然指斥其中有24篇“淫诗”，这在当时实在是“石破天惊”之语。用现在的话说，那太吸引眼球了。我们来看朱熹注解《静女》为“淫诗”的例子。

原来《毛诗·小序》对《静女》一诗是这样解释的：“《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孔颖达疏解说，《静女》三章铺陈静女之美，是说国君夫人无道德，欲以美丽而有道德的静女来取代她为夫人，让这个新夫人来辅佐君主。朱熹认为，《毛诗·小序》是过度解读，《静女》正是男女“淫奔期会之诗”。《静女》首章说：“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朱熹注：“‘静’者，闲雅之意。‘姝’，美色也。‘城隅’，幽僻之处。‘不见’者，期而不至也。‘踟蹰’，犹踯躅也，此淫奔期会之诗也。”《静女》次章说：“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朱熹注：“‘娈’，好貌，于是则见之矣。‘彤管’，未详何物，盖相赠以结殷勤之意耳。‘炜’，赤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悦怿此女之美也。”本来，郑玄《笺》已经解释，说“彤管”是女史所用之毛笔，笔管为赤色。朱熹故意说“彤管，未详何物”，这就给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与真德秀同时的叶绍翁著《四朝闻见录》称：朱熹晚年注《毛诗》, “尽去《序》文，以 ‘彤管’为淫奔之具，以 ‘城阙’为偷期之所”。并说与朱熹同时的陈傅良颇不以为然。云云。

朱熹这种对《诗经》的解释，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学者不赞同他的看法。如元代马端临批评说：同样是“淫佚之辞”，若是淫奔者自作而宣淫，那当然可以删，若是旨在讽刺淫奔，那却可以录下来。如果按照朱熹的说法，那些“淫诗”是淫奔者自己所作，那一部圣经岂不成为收录“淫佚之辞”的载籍了吗？相传孔子曾经删诗，难道淫诗不是最该删的吗？按照朱熹所说，《诗经》中竟有如此之多的“淫诗”，孔子竟然都把它们保存下来，那孔子所删的究竟是哪一等诗篇呢？

清代的尤侗也批评说：孔夫子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若《诗经》尽收淫词，成何道理！有些诗篇，你可以将它看作“刺淫”之作，怎么能认为是淫人自作之诗呢？尤侗并且指出，郑伯如晋，子展赋《将仲子》；郑伯享赵孟，子太叔赋《野有蔓草》；六卿饯韩宣子，子齹赋《野有蔓草》，子太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箨兮》。这六篇郑诗，都是朱熹所说的“淫奔之辞”，当时叔向、赵武、韩起等巨公大僚莫不称善。在外交场合，郑国人自己诵本国之诗，若这些是“淫诗”，那不是自暴其丑吗？

《诗经》中到底有无“淫诗”，成了一桩历史公案。那我们今天怎么看呢？朱熹所说的那24篇“淫诗”，在今天有另外一个名称，叫“爱情诗”。以现在的观点看，青年男女自由约会，并把相互爱恋的那种感觉用诗写出来，不仅无可厚非，而且是很美的一件事。不过在旧礼教时代，男女之间未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私自约会，就叫“淫奔”。其实，朱熹对《诗经》那些诗篇的事实判定，有些是准确的，那些诗篇不是所谓“刺淫”的道德说教诗，而是约会男女自己所作之诗，只不过朱熹用了一个道德评判的贬义词，称它为“淫奔之诗”。那为什么孔子的时代能容忍这些诗呢？那是因为在上古的时候，男女之防并没有后世那么严苛，《周礼·媒氏》说：“中（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当男女进入应该结婚的年龄，而还没有结婚时，当时的官方是鼓励青年男女相会的，“奔者不禁”，是容许他们自由结合的。中国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到今天还保留这种习俗。我想中国在上古时期，大部分地区都是这样。礼教到了宋明时期变得更加严苛，这与宋明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道德说教有关。朱熹注解《诗经》的贡献在于，从他开始，已不单纯将《诗经》看作一部经学的书，也同时看作一部文学的书。

《诗经》的原始，本是一部文学的书，它描写了人间百态——各式各样的精神“样态”和情感生活，孔子用“思无邪”三个字来概括它。在“情”与“礼”的张力之间，孔子所采用的是一种“底线伦理”，这与宋代朱熹将《国风》中的许多诗视为“淫诗”的标准相比，显得宽松得多。我们在本节开头就说，朱熹力攻《毛诗序》，打破了《毛诗序》加在《诗经》诠释上的学术枷锁，却又给自己戴上了一个严苛的道德评判的枷锁。是不是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