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关于《毛诗序》的争议

所谓《毛诗》，就是一直传到今天的《诗经》版本，《毛诗》有传有序，传称《毛诗传》，是对《诗经》文本所加的注，“传”与“注”是一个意思。序称《毛诗序》，长达7590字，相当完整，学者习惯将它分为《大序》和《小序》。《大序》可以说是对《诗经》的总论，《小序》是关于《诗经》各篇的题解文字，简略交代此篇由谁所作，为什么事而作，用以赞美某人或讽刺某人。它由此构成《毛诗》最重要的特点。关于《毛诗序》的作者，有孔子、子夏、毛公、卫宏等众多说法，而更多的人认为是子夏所作，然皆无明证。宋代以后形成“攻《毛诗》”和“守《毛诗》”两大派，这也就成了此后《诗经》学的焦点和最主要的“问题意识”，它也由此遮盖了对《诗经》本身文学成就的探讨。《毛诗·大序》共348字，今录之于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变，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毛诗·大序》对《诗经》的总体论述，应该说是很精彩的。朱熹攻《毛诗序》，但主要是攻《小序》，对《大序》还是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不过，在我们看来，《大序》还是存在问题的。比如关于“四始”，以前有几种说法：其一，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司马迁将《诗经》中《风》 《小雅》 《大雅》《颂》的首篇称为“始”。由于司马迁曾师事孔安国，孔安国是鲁诗的传人，所以司马迁的观点可以看作鲁诗的“四始”说。其二，韩诗的说法：以《风》《小雅》《大雅》 《颂》中的首篇连着后面若干篇为“四始”。魏源《诗古微·四始义例》考韩诗之说云：“韩诗以《周南》十一篇为风之始。《小雅》, 《鹿鸣》十六篇，《大雅》, 《文王》十四篇，为二《雅》之正始。《周颂》当亦以周公述文、武诸乐章为颂之始。”上引《毛诗》的说法，是以《诗经》中的《风》《小雅》《大雅》《颂》之全体为“四始”。认为四者为王道兴衰之所由。“四始”是诗经学的一个问题。“始”是开端的意思，既是开端，以某一篇开端比较合乎逻辑，所以司马迁之说最为通达。《毛诗》以《诗经》全体作为开端，那便没有开端。若将《诗经》作为“王道兴衰”的开端，这种说法太过牵强。所以《毛诗·大序》的“四始”说，必定是在鲁诗、韩诗等“四始”说之后所提出的一种新说法。

我们再来看《毛诗·小序》。如上所说，《小序》是《诗经》各篇的题解，如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则子孙众多也。”我们一看这些内容，就知道这是汉代大一统之后自上而下实施道德教化的产物。因为在先秦时期社会政治问题多而棘手，学者没有太多功夫关心人君的后宫问题。正因为《毛诗序》有许多可疑之点，所以唐代韩愈便提出：“察夫《诗序》，其汉之学者欲自显立其传，因藉之子夏。”朱熹也说：“《小序》大无义理，皆是后人杜撰，先后增益凑合而成，多就诗中采摭言语，更不能发明《诗》之大旨。”朱熹的意见乃受其前辈学者郑樵《诗辨妄》的启发，郑樵一生不应科举，不出仕做官，他是宋代最为博学的学者。1152年，新任同安主簿的朱熹拜见郑樵，郑樵仅用“豆腐、白盐、白姜、荞头”四种白色食品相待，两人谈诗论文三天三夜。朱熹的书童对此颇有微词，朱熹却诙谐地说：“此 ‘四白’，乃山珍海味齐全也。”这是把盐作为“海味”，把荞头作为“山珍”了。那一年，郑樵48岁，朱熹22岁。日后朱熹说：“《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者亦疑之，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与朱熹同时而略早的程大昌也说：“《诗序》，世传子夏为之，皆汉以后语，本无古据。学者疑其受诸圣人，噤不敢议。……《荡》之诗以 ‘荡荡上帝’发语，《召旻》之诗以 ‘旻天疾威’发语，盖采诗者摘其首章要语以识篇第，本无深义。今《序》因其名篇以《荡》，乃曰 ‘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则与 ‘荡荡上帝’，了无附着。于《召旻》又曰 ‘旻，闵也。闵天下无如召公之臣也’，不知 ‘闵天疾威’有闵无臣之意乎？凡此皆必不可通者，而其它倒易时世，舛误本文者，触类有之。”（引自程大昌《诗论·九》）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赞同韩愈、朱熹、程大昌等人的意见的，所以我在一篇讨论《孔子诗论》（笔者拟称之为“古《诗序》”）的文章中说：

 

以本文拟称之“古《诗序》”与《毛诗序》比较，意旨虽有可通，文句几无相同，因此很难说两者有什么传承关系。……齐、鲁、韩、毛四家《诗》说的所谓“美刺说”“本事说”之类是汉儒自己的创造。关于子夏作《诗序》，历史上当有其事。……子夏《诗序》……可能久已失传。汉代经师附会传闻，托称自家《诗》说传自子夏，其实完全可能是新起炉灶，至于此篇《诗序》是否就是失传已久的真本的子夏《诗序》，尚有待证明。

 

最近，我看到这个观点遭到了台湾程元敏先生的批评。程元敏先生是当代学术巨擘，其考证类著述以资料详赡享誉于学林。他最近出版了《诗序新考》一书，可以说是近代以来诗经学研究一部力作。他在此书中引述了我上面的话，并批评说：

 

诗三百原具讽谏素质，至孔子极就此点发挥，设科授徒，用匡救国政，经世致用，此即诗教，经卜、孟、高、楚竹《诗论》作者、荀卿下递传毛公，薪火相传，渐次发展为汉代严苛之诗教，以规范人君，至以三百篇当谏书，衍进脉络分明。姜先生谓汉代经师附会传闻，托称传自子夏，而《毛序》等“其实完全可能是新起炉灶”，浅末如鄙人未见其可也。

 

程元敏先生于我为老师辈，先生赐教，至为感谢。但愚以为，师承源流同学术思想的继承与创造并不就是一回事。就像程先生是屈万里先生的高足弟子，程先生的学术著述与思想，未必屈先生那里都有。我是侯外庐先生的学生，我的学术著述与思想，也不是侯先生那里都有。事实上每一个时代的学者都有适应其时代需要的新创造，这些新创造无论是优是劣，只能由他们自己承当与负责。同理，《毛诗序》中所呈现的“新创造”，只能视为汉儒的东西。如果说《毛诗序》中所说的“本事”与“美刺”在孔、孟、荀那时已有，为什么孔子不说、孟子不说、荀子不说，而非要等到《毛诗序》的作者来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