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型政权

本书的两个部分虽然分别讨论中国政权的国家弹性和国家刚性这两个不同侧面，但采取的都是笔者称之为“学习型政权”的观察视角，即：政治国家如何在社会经济大变动的时代，通过不断对内观察研判和对外学习吸收来进行自身的调整、适应和创新，既以高度灵活的姿态充分发挥国家的弹性优势、不断扩大政权边界、吸纳各种新旧社会阶层进入体制、增强自身执政基础和社会支持基础，又以高效果敢的态度，充分、有效使用政权的刚性力量，以预防式管控机制，保持国家对社会的有效治理，监督、识别和防止潜在反对势力和不安定因素发展成为具有公开破坏性和颠覆性的反政权力量。“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社会经济大变革的时代得以保持政权安全和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关键就在于能够以高度适应性和学习能力顺应时代变化，有效掌握并运用国家弹性和刚性两个方面的平衡力量，最终达致确保政治稳定的目标。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以来，中国经历了复杂、深刻而又多面的不间断转型。无论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从集中统一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型为开放多元的市场经济体制，又或者从封闭和半封闭的传统落后社会走向充满活力和发展动力的现代化社会，这些不同转型所引起的经济社会层面的根本性变革，都不断为党和政府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稳定的任务提出新的挑战和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尤其重视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这三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其中的重中之重，则是如何通过向实践学习、向外部世界和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学习，冷静研判、理性设计，通过改革和创新来回应在社会经济大发展时代所萌生的诸种新课题，通过不断平衡、调适和运用国家弹性与刚性的两面，既不断扩大政权边界和执政基础，又有效防控潜在不安定因素，从而保证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安全。

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里，中国得以保持长期政治稳定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执政党和政治体制所具有的极强的学习能力。从全球来看，能否建立起具有高度适应性的“学习型政权”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变动下保持政治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学习”在这里指对内外环境和社会力量的观察、研判和适应，对外部世界政治实践成果的吸收，对自身执政和治理结构的适时调整和创新，对历史传统的理性继承和扬弃，以及对社会管理和控制办法的与时俱进等。总之，学习型政权所具有的高度观察力、判断力、灵活性、应变性和机动性，都使其更能在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中，以充足的弹性和适当的刚性，保持政权系统的韧性，从而促进整个治理结构与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环境密切融合。

从学习型政权的视角观察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政治实践，是一个全新的角度，也是本书讨论各种政治现象的基本出发点。本书中所观察和审视的过去十余年间中国政治运行实践中的重要截面，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如何从时代和实践中充分学习、灵活应变、创新机制，达到治理结构、经济环境和社会形态三者在动态中的协调和统一。譬如，市场经济转型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催生了私营企业主和农村致富能人这个新的、具有潜在政治影响力的社会阶层。本书关于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对这部分人士吸纳机制的研究（既包括鼓励他们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人，也包括通过政协等机制与他们加强联络、培养他们对于政权的归属感），直接反映了政权对市场经济下新社会结构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传统政治学——特别是现代化理论——往往认为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涌现的中产阶级、有产阶级会成为既有政权的反对与颠覆力量；但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并非僵化于某些固有的意识形态限制、对新生社会力量采取敌视态度，而是充分顺应时代要求，积极发挥政权的弹性力量，把一切改革、开放和建设中涌现的新生社会力量都化为己用，使他们成为政权的支持力量，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扩大执政基础。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学习适应能力，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执政党之间有着极其显著的差别。高度的学习适应能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所具有的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政权的特色，是政权得以保持其活力和韧性的根本要素之一。

改革开放时代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型、经济体制的转轨，更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所依赖的资源结构和手段储备都必然需要随着时代而变化。譬如，在人民公社时期的中国农村，中国共产党的基层政权组织掌握了农村社区生产、生活、分配、公共服务等各方面几乎全部的资源；在此基础上，对农民社区的管理就显得得心应手。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私营企业的发展，以及农业税费的逐步取消，基层政权组织原来所掌握的资源逐渐减少和枯竭，用传统的治理结构和控制手段对农业、农村和农民进行管理显然越来越不可行，以农村地区的“政权失能”为核心的“‘三农’问题”越来越成为党和政府需要面临的重要挑战。为适应这一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显然对新的农村治理实践进行了深入学习，也形成了准确的观察、研判和应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基层民主选举，到本书所研究的以农村村民代表会制度为例的各种农村“参与式治理”试验，反映的都是政权因应新时代所带来的执政资源变化的实际，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村治理结构进行制度创新的不懈学习和探索。

21世纪初发生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等颠覆性群众运动，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发生的“太阳花”运动和“占领中环”运动等反政府青年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思考研究的重要素材。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全球化、信息化和新媒体网络突飞猛进的发展，青年运动的勃兴和青年社群政治能量的跃升成为各国政权需要应对的重要问题。在青年群体中，大学生群体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未来社会精英，尤其能够起到核心领导作用。另一方面，在中国，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版图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学校和传统的共青团组织对于大学生的控制力度也在不断减弱。当大学对于大学生的就业、福利甚至政治前途的控制力度不断削弱，而非体制的外来意识形态对大学校园的侵袭日益加强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如何与时俱进以创新体制维护校园的政治秩序，是保证政权长治久安的重要一环。本书关于改革开放时代大学校园管理的研究，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通过重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组织管理、奖惩机制、应急管理等一整套新的系统，有效保持了对大学校园的管理力度，保证大学校园在社会经济大变动时代成为政权的积极支持基础，而不致成为反体制青年运动的发源地和温床。

社会经济大局的结构性变化带来的还有更广泛社会层面的多样转变，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带来更严峻的复杂局面。政府要有效管理在新时代不断兴起的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引导其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正面作用而非成为颠覆力量和社会不稳定的策源地，这显然与在传统体制下领导和管理“传送带式”的群众组织、人民团体大不一样，需要新的思路、手段和制度供给。同时，社会经济的变化也带来群众利益诉求的多样性。但新利益诉求的出现仅仅是问题的一面，随着原有社会管理结构的消失或弱化（前者如农村地区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管理体制，后者如城市地区的单位体制），群众自我组织、自我宣传以及争取自身利益的方式也有了较大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群体性事件数量的快速上升显然是与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速度相一致的。因应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也不断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实践加以观察、学习和反思，在基层逐步建立起以预防式管控为主线的社会控制机制。预防式管控是对原有社会管理机制的创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发挥国家刚性、遏止实际或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方面的学习能力。

因此，虽然中国社会经济的多重转型为政权稳定带来的挑战复杂多面，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经济社会格局日新月异的大时代里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和政权的安全，究其根本，还在于政权所具有的极强的学习能力。也正因为如此，从学习型政权的视角观察和分析中国基层政治、解释中国政治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特有稳定性，就显得极为迫切和重要。

从学习型政权的视角分析中国政治，重点在于厘清社会经济变局为政治稳定提出了何种新问题、新挑战，政权如何以学习的姿态分析、研判、应对这些新挑战，如何通过平衡与发挥国家弹性和国家刚性这两个基本面来实现体制的与时俱进和自我更新，在扩大政权社会基础的前提下保持对潜在威胁力量的有效震慑和控制、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和全社会的长治久安。可以说，以学习的态度不断创新、有效平衡和善于运用国家弹性和刚性的两面，这正是21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的主线，也是国家为破解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急速变化条件下有效进行政权建设、维护政治稳定这个世界性难题而提供的具有中国特色解决方案的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