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代市场的产生与发展

近代市场的产生与发展是民国时期杭州对外贸易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贸易的兴起和发展必须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良好的市场条件，对外贸易就失去了发展的空间和舞台。反之，对外贸易也促进了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杭州近代市场的产生和发展与近代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特殊国情是密不可分的。近代以前，杭州的商品经济就有一定的基础。1840年之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加速了杭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客观上促进了杭州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的形成。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正是西方列强的经济入侵，打断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原有方向，加速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同时，也使广大中国人民因遭受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冲击而陷入贫苦，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然而，西方列强在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过程中，客观上也传播了西方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先进思想和内容，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能够突破原有落后缓慢的模式而加速发展。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最初设想就是将中国作为它们的工业品倾销地和原料供应地。它们对中国市场抱有强烈的幻想和渴望，认为拥有数亿人口的中国市场一旦向它们开放，即使把所有机器都开足马力进行生产也不能满足中国人的需求。在最初的几年，由于中国自然经济的抵制等诸多原因，它们始终没能实现这一愿望，但随着中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西方列强逐渐地实现了向中国倾销工业品的目的。如松江府一地，原本市场上都是土布，但在1850年之后，洋布凭借其质优价廉的优势取代了市场上原属土布的地位，致使民间手工业者纷纷破产。作为西方列强急于开拓的中国沿海市场的一部分，杭州必然也要遭受西方商品的强力冲击。西方列强在向浙江倾销工业品的同时，还加速掠夺浙江包括杭州地区的原材料，就上文已提及的1905—1911年宁波、杭州、温州三地的土货出口总值来说，短短几年，三地货物出口就从16813937海关两增长到17957221海关两，年均增长163326海关两，从中可知，西方列强对浙江以及杭州农产品和原材料的掠夺之多。

进出口贸易的双向变动，充分说明了西方列强对浙江杭州人民的残酷压榨与掠夺，同时也加速了杭州等地社会家庭手工业的瓦解和破产，并促使更多的人不再固守原来的小农经济，而是走向工商业经营或者另谋生路，无意之中成为推动浙江杭州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股动力，而由此造成的市场繁荣和消费人群的扩大，极大地提高了杭州社会经济的市场化和商品化程度。

随着双方实力的对比差距日益明显，使得一部分爱国的士大夫认识到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他们提出要向西方学习，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曾提到“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是中国开始学习西方的一次最初尝试，但由于清政府内部弊端累累，加之对西方的学习仅限于器物层面而不作根本的改变，因此，“洋务运动”并不能使中国获得真正的富强，而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寿终正寝。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洋务运动”的失败最终无可避免，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人学习西方世界的科技文化知识，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启迪了中国人了解西方列强的现代化进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中国兴起了学习西方开办新式工业的热潮。浙江就是在当时开办西方资本主义新式企业最多的地区之一，最早和最能够代表浙江民族资本主义的著名企业是所谓的“三通”和“三丝”。“三通”是当时棉纺织领域的三家大型企业，即杭州的通益公纱厂、杭州萧山的通惠公纱厂和宁波的通久源纱厂。其中杭州通益公纱厂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翌年竣工，由南浔巨富庞元济和杭州殷富丁丙、王震元等集议并筹募股本，后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假手高懿丞投资该厂，并于1903年8月改组纱厂，更名为通益公纱厂新公司，后又改为鼎新纺织股份公司。它是当时浙江省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最具社会影响力的三家民族资本开办的近代棉纺织工厂之一，是杭州近代民族轻纺工业创建、发展史的实物见证。“三丝”则是指缫丝领域的三家较具规模的企业，即杭州的世经缫丝厂、杭州萧山的合义和缫丝厂和绍兴的开源永缫丝厂。杭州的世经缫丝厂创办人为庞元济，他先后在杭州拱宸桥、德清塘栖（今余杭塘栖）等地创办缫丝厂和纱厂。1895年，庞元济与丁丙投资30万两，在杭州投资建立世经缫丝厂。该厂与1896年丁丙在余杭建立的大纶制丝厂、楼景晖在萧山开办的合义和丝厂，同为浙江最早的缫丝厂。近代以来，杭州和上海一大批新式企业的创办，集中体现了两地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增加了两地工商业资源，还扩大了两地的商品市场。

近代贸易市场是对外贸易的平台和基石。它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为贸易双方提供沟通的场所，亦可作为信息载体促进对外贸易的沟通和交流。而浙江杭州的近代市场，主要与通商口岸的开放和发展，上海的崛起和带动以及其他一些因素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首先，通商口岸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经济上侵略中国的产物，而杭州近代市场的产生与发展正是从中国近代史的这一特殊产物开始的。西方列强为了将中国广大的市场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消费场所，利用通商口岸的形式，并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科技，逐渐使整个中国对外开放，较早地实现了在这些地区的经济入侵。杭州由于是浙江的省会城市且地理位置优越，较早地成为西方国家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亦较为深刻地遭到了外国经济的入侵。西方列强不断加强对杭州市场的控制，严重地损害了杭州社会经济的独立性，阻碍了杭州民族经济的发展，侵害了杭州人民的经济利益。但是，这些通商口岸也是杭州与国际市场连接的纽带，正是因为通商口岸无可替代的作用，才使得西方文明在杭州地区被引进和根植，各国的进口商品从杭州地区进入浙江，从而转至全国各地。同时通商口岸的开放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让作为通商口岸的杭州地区的人们认清事实，面对事实，接受西方优秀文化的熏陶。这就极大地冲击和改变了杭州市场原有的模式，使原来分属于各传统城镇的零散市场，通过洋货的连接而逐渐整体化。清末特别是进入民国后，由于西方列强经济势力的增强，使得其对杭州经济的入侵进一步增强，同时加之杭州社会经济对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均强化了以杭州市为中心的全省各个地区间经济运行的相同之处，形成了以通商口岸为中心的全省市场网络。

其次，杭州近代市场的产生与发展，又与上海的崛起和兴盛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近代市场的产生与发展对浙江杭州对外贸易的兴起至关重要。自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以来，其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前文已经提及在19世纪50年代，上海取代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此后上海的对外贸易持续增长。民国成立后，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和一座东方大都市，其人口数量持续增长，各种近代工商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当时的上海成为亚洲的世界金融中心，世界的各大银行、保险公司等都落户在了上海，上海也是民国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有着“中国钱包”的美誉。民国政府还将上海建为上海特别市（即直辖市），民国政府的所有经济政策能否成功，就看在上海能否成功，足见上海对当时国民经济的重要性。此外，上海还有许多第三产业，如近代上海有名的娱乐场所“大世界”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当时，上海被称作“一座冒险家的乐园”，各种各样的人混杂于其中，从事金融、航运和投机等各种经营活动，如蒋介石、张静江等就曾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从事投机活动。浙江杭州与上海这两个近代工商业均非常发达的地区，可以凭借二者在地理区域上相近，在经济上取长补短等优势条件，从而获得充分且长远的发展空间。可以说，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杭州借助上海经济的发展和开放程度提高的优势，为自身外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劳动力市场是近代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是个拥有众多人口的劳动力大国，故以其劳动力市场为代表的分析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尽管人力资源占中国市场的比重较为丰富，但在近代以前，我国的多数劳动力都被束缚在土地上，很少与外界发生接触，因此，能够自由出卖劳动的劳动者少之又少。正如明代中叶的江南地区，虽有为数较多的靠出卖劳动为生的纺织工，然而占当时主体的仍是土地劳动者。

而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为了逃避战祸、饥饿和贫困，大规模人口迁徙和流动既成为一种社会不稳定因素，也为各种行业提供了劳动力资源。因为当时在广大农村地区，传统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依然没有得到改变，生产工具落后，耕作方式原始，与经济繁荣的城市对应，广大农村出现衰败现象。所以城乡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用机器生产的工业与用手工业生产的农业对立，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开始从农业生产中摆脱出来，转入工业生产。这种人口流动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能力，并对全国各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就江浙地区而言，与世隔绝的村庄越来越少，到城市里找工作，成为新的生存方式。1840年之后，随着西方商品输入与日俱增，特别是洋纱洋布的输入，中国传统的家庭手工业遭到摧毁，许多小商贩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出卖劳动，这就为近代机器工业提供了部分所需的劳动力。同时，随着封建统治的日益腐败和农民土地的不断丧失，大部分无以为生的农民也逐渐成为市场上的雇佣劳动力。此外，加之清末民初由于战争、交通条件和自然灾害等原因而造成的人口流动，都为杭州提供了许多劳动力。众多可自由出卖劳动的雇佣工人的产生，不仅满足了工商业发展的劳动力需求，而且由此增加的消费人群，也极大地发展和繁荣了近代杭州市场。

近代市场的产生构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组成部分，它有着市场经济的一般属性，表现为市场在资源配罝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而近代市场则受市场规律的调节与支配，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并随着世界市场的波动而波动。杭州近代市场的产生，深受“欧风美雨”的影响。正是资本主义的这种催化作用为杭州近代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社会基础。如前已提及的1861—1865年间，由于英国大量收购棉花，从而引起包括杭州在内的长江下游一些地区将种植粮食作物改为种植棉花。这段事实证明，时至19世纪后半期，国际纺织业发展已借价格为绳索，把中国棉花拉上世界商品舞台，中国棉花的生产不仅不能再封闭在农家自用的小天地里，而且只要时机成熟，棉田还会侵蚀其他作物耕地。一战的爆发导致世界市场对面粉等产品的需求增加，从而引起浙江杭州出现了许多近代面粉加工企业；同时也是由于一战的负面影响，浙江杭州商人在此期间销往欧洲的生丝几乎停止，已成交的也多为洋商毁约；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生丝出口受日本的挑战而影响了民族缫丝业……这些现象标志着浙江杭州近代市场已经形成。

杭州近代市场的产生还受到诸如农业生产的日益商品化和工商业生产的增长等许多其他方面的影响，这些因素致使市场上的交换行为越来越普遍，刺激着市场进一步走向成熟。近代杭州金融业的发展也为市场的产生奠定了货币市场的基础。近代以来，杭州的金融业继续发展，并出现了诸多近代新式银行，如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四明银行、浙江银行等，以及许多从事金融业务的商人，如蒋抑卮、李馥莉、冯仲卿和刘鸿生等。这些私营银行的经营者大都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多有良好的知识背景，相当一部分人有海外求学经历，接受过专业的经济、金融方面的教育或训练；第二，他们在创办自己的银行之前一般都曾在官方银行（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担任职务，有丰富的金融业从业经验和关系网络，并显示出过人的经营才能。浙江杭州近代金融业的产生与发展方便了市场上的买卖交易，加快了货币的流通速度，繁荣了资金货币市场，进一步开拓了货币流通渠道，有利于浙江杭州近代市场的深入发展，同时也为杭州其后的贸易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