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然及社会历史条件

（一）自然地理条件

对杭州对外贸易的兴起产生较为重要影响的两个最为基础的因素，即为杭州市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主要包括气候环境、交通条件、人口和地域状况以及区位优势等方面内容，其中，区位优势对于杭州近代对外贸易的兴起与发展尤为重要。

从自然条件来说，杭州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的亚热带中部，大致位于东经120.2度、北纬30.3度。总体而言，其气候特点表现为全年气温适中，光照充足，热量丰富，冬夏季风交替显著，夏季受海洋暖湿气流的影响，空气湿润，雨水充沛。杭州的雨季和夏季基本同步，既有利于热量资源和水利资源的利用、粮食作物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生长，也为杭州的对外贸易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杭州市的水系比较发达，境内有钱塘江、太湖两大水系及众多分支流，这些河流也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便利的水利资源。杭州市的平原多位于钱塘江、浦阳江附近及其内侧，而较大河流两岸又有带状的河谷平原分布。这些地区地势较平坦，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利于水稻、桑、麻、茶等农作物的生长。除平原之外，杭州还有一定面积的山地、丘陵、盆地等，极为适合竹木、柑橘、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生长。杭州较为发达的农业为其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可靠的物质力量。

从交通条件来说，浙江省内河流众多，河网密集，杭州境内的钱塘江、太湖两大水系更是与省内诸多水系相连接，并经过历史上无数先人的开拓与发展，已构成了便捷的内河航运，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功能。隋运河的开凿以及元代对京杭大运河的改建和完善，把浙江的水运网与全国五大河流相连通，使杭州成为南北水运大动脉的南端终点，有利于南北货物在杭州的集聚，保证了贸易的来往畅通，大大促进了杭州的对外贸易。海运方面，浙江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大陆海岸线长约2200公里，沿海岛屿达2000多个，对杭州有一定的辐射能力；从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浙江省大陆海岸线曲折绵长、多海湾、位于我国南北海岸线中段的特点，这有利于海港的建设和吸引国内外商船，从而便利了国内外货物在浙江省会城市杭州的流通。杭州市又拥有作为我国水运事业的发祥地之一的杭州港，该港口的设计统筹考虑与周边港口、各类运输方式、区域经济和经济腹地发展、公路主骨架、水运主通道、港站主枢纽及支持保障系统的紧密协调和衔接，互联互动、资源共享，确保了港口功能和优势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对推动杭州市对外贸易起了很好的作用。

从人口和地域状况方面来说，特别就杭州市的人口数量与耕地面积的关系而言，两者的极度不协调，赋予了杭州近代对外贸易发展的独特之处。杭州市丘陵、山地占总面积的65.6%，平原占26.4%，江、河、湖、水库占8%，并有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和以大涌潮闻名的钱塘江穿城而过。杭州西部、中部和南部属浙西中低山丘陵，东北部属浙北平原，江河纵横，湖泊密布，物产丰富。正如前文提到，由于杭州气候温和、水源丰富、土地肥沃等优势，使得其高产农作物种植较广泛，林业产品和经济作物的种植较为普遍，农业生产门类也比较齐全。但是，杭州市总体耕地资源十分有限，而近代以来杭州的人口数量却在不断增多。清初杭州府人口大致维持在明代末期水平。清乾隆统治的四五十年间，杭州府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原因是经康熙、乾隆几代帝王的统治，社会相对安定，有利于生产发展，为人口发展创造了政治和经济条件，同时赋税制度的改革也刺激人口的增长。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据乾隆《杭州府志》载：户达445943户，男女大小丁口共2075211人。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据《嘉庆一统志》载，杭州府人口已达310余万。因此，光绪《杭州府志·户口》的按语说：“户口之数，莫盛于乾嘉。”嘉庆朝以后至辛亥革命（1911年）以前，杭州府人口变化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这一阶段人口起伏主要原因是太平天国运动等因素。光绪九年（1883年）户降为211659户，男女大小丁口为621453人。光绪末年，杭州府人口又有回升。至宣统三年（1911年），户达313541户，男女大小丁口1520928人。除了杭州以外浙江省的人口也增长很快，如表1-1所示。

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与“多山、临海、水丰、地少”的次等生存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尖锐的矛盾，特别是到民国时期，随着杭州的发展，其人口增长日渐成为杭州社会的严重问题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部分杭州人为满足生存需要而转变生产轨迹——与以土地为生的传统方式相脱离，转而从事于农业以外的商业、手工业等部门，正如费孝通先生所称道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杭州商人中的部分成员通常从低层次的小商品领域开始起家，经过自身的努力后逐步发展壮大，渐渐地成为生产组织者、供销组织者、经纪人和区域间产销组织者等诸多身份，他们无意中成为近代杭州对外贸易发展的动力。

近代杭州确实产生过诸多名噪一时的商业巨子，如徐吉生独资创办庆成绸庄，阮季候在杭州兴办武林铁工厂，刘梯青与庞赞臣集资28万元在余杭塘栖创设崇裕丝厂等。众多的杭州商人在外出经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敢于挑战风险、敢于尝试新鲜事物、勇于顽强拼搏的精神，他们的这一精神在潜移默化中发扬光大，成为民国时期杭州对外贸易兴起与繁荣的一股推动力量。

从区位优势来说，民国时期杭州对外贸易的兴起，除了前文已提到的杭州优越的地理条件，更重要的还在于经济腹地——上海对杭州的影响。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成为中国最初的五个通商口岸。由于上海具有交通便捷的独特区位优势，既地处具有深广腹地的长江流域终点，又处于中国沿海的中心，与内陆十多个省、市相连，这使得各省商帮云集上海。上海逐渐发展成为全国内外贸易的中心。直到19世纪50年代，上海逐渐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正如马克思所说：“让出五个新口岸来开放，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而是使贸易逐步由广州转移到上海。”见表1-2。

中华民国成立后，上海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和最发达的城市。杭州市因毗邻上海，其港口商品也需通过上海对外出口，故杭州较早地成为上海对外贸易的原料产地和国外商品的倾销地之一。与此同时，杭州的自然经济自清末以来加速解体，商品经济日益发展，作为浙江省会城市的杭州也逐渐融入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对外贸易圈。

从表1-3中可以看出，中华民国成立之前，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格局中，进口净值持续增加，而出口值则在一定幅度内波动发展。

同时，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和内河航运最便捷的长江沿岸地区，其大部分出口货物长期以来都是通过江浙沿海出口国外。清末及民国时期，长三角对外贸易的发展，一方面增强了其对长江沿岸的货物集聚效应，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浙江对外贸易的物质力量。杭州处于中国长江下游的三角洲地区，其借助上海的便利不仅增大了杭州的对外商品输出，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国外商品在杭州的输入。这种双向对外贸易的发展格局，客观上加剧了杭州自然经济的解体，扩大了杭州商品经济的内部市场。

（二）社会历史环境

晚清民国时期杭州对外贸易的发展与近代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这主要体现在政府的经济政策、人们的观念变化和交通条件、通信技术的改善等方面。

中华民族有着享誉世界的“中华文化圈”，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科技文化等领域的成就均举世瞩目，其古代文明可谓历史悠久且灿烂，影响广泛而深远。但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体制决定了其古代文明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历朝历代几乎都实行“重农抑商”的封建经济政策，使得“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根深蒂固。因此，不论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如何发展兴盛，商业始终处于整个社会的末业，并随着历代统治者的政策措施而兴衰更替。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西方新兴的资本主义列强——英国用“船坚炮利”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随后，其他西方列强均效仿英国，用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先后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国民经济逐渐为外国列强所控制，国家主权日益丧失。尽管如此，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守旧派始终掌控着朝廷的大权，反对任何形式的改革，固执地维持其传统的封建落后的经济政策。许多爱国人士为救亡图存、振兴国家，强烈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当历史的车轮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甲午战争的惨败，西方列强乘势纷纷入侵中国，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洋务运动并不能使中国实现真正的“自强”和“求富”，也进一步刺激了清王朝的一些封建士大夫，他们纷纷感到只有进行改革，只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才能使中国真正富强。同时，清政府由于巨额的赔款和庞大的财政支出而入不敷出，也必须通过发展工商业来增加财政收入。此外，西方列强在华投资建厂已征得清朝政府的准许，那么再压制中国国内民间工商业的发展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所以为了继续维持其岌岌可危的统治，清政府终于决定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妥协，改变其经济政策。

从19世纪晚期开始，清政府逐渐开始重视官商关系，下令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同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发展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政策。1896年2月，清政府先后设立商务局、农工商局，以期联络工商，推动实业发展；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七日，清政府颁发上谕“富强至计，首先鼓舞人才，各省市民若有新书以及新法制成新器，果系足资民用者，尤宜奖赏以为之劝”，奖励新制造。在清政府颁布的发展工商业政策的带动下，浙江当局也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例如，光绪三十年（1904年），建立了浙江有史以来第一个专门管理农工商实业的农工商矿局（1908年改为劝业道），采取多项措施以推动实业的发展；各级官员对于申请办厂、开矿等方面的呈文（申请报告），基本上都能很快得到批复同意，对于办企业者在地方遇到阻力时还能给予一定的帮助；为培养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和技能的劳动力，浙江地方政府不仅大力推行基础教育，而且创办了一些专门性的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等。清末浙江当局所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对于促进杭州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当时的杭州由于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旋涡之中，不可能短时间内彻底清除阻碍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障碍，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杭州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华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也相继出台了相关的发展农工商业的政策措施。然而，对杭州发展对外贸易最有利的一项政策变革，应当属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为争取关税自主而实行的国定关税政策，见表1-4。

此后，南京国民政府在1929年税则的基础上，又分别于1931年、1933年和1934年实施了新的税则，使得中国的关税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获得了世界各个国家的普遍认同。国民政府对新税则进行了特殊的调整，使得其比“值百抽五”的固定关税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增强了关税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力度，强化了民族工商业的国际竞争水平。具体以对日本的税率为例，平均增加了从日本进口的大部分物产，包括棉货、海产品等，增加的比例平均为2.5%。而1933年的税则则在更大程度上推动了民国时期的民族产业，同样是对于日本，对于海产品的税则，最高达到了80%。新税则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民国时期杭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开拓。但必须指出，由于民国时期的中国海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仍为列强所掌控，面对列强的强大压力和干预，南京国民政府并未实现大幅度提高关税税率的目标。因此，这一经济政策并未能改变民国时期杭州对外贸易附属于外国列强的命运。

人们社会意识和消费理念的变化也影响着民国时期杭州对外贸易的发展。从理论的角度审视传统社会内部，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转型、商业化的趋势，对“商业是社会末业”的传统思想给予了巨大的冲击。19世纪中叶，绅、商界限开始模糊，学术、商务渐趋结合。在浙江、江苏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人们不为做官而求取实业，是为了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是绅、商相融的表现形式。这种绅商融合的现象，因1905年科举考试制度的结束而成为一种定局，越来越多的士绅转入仕途以外的人生道路。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新的阶级结构的产生，已渐渐成为社会现实而被人们所认同。此外，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国门被迫对外开放，西方列强借由不平等条约掘取了大量的政治经济特权，还凭借这一特权向中国大量输出工业品，特别是物美价廉的棉织品。尽管在最初的几年，由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的抵制，西方列强并没能真正实现向中国倾销工业品的目的。但随着西方列强不断增长的政治经济特权以及在中国占据对外通商口岸的日益增多，使得西方工业品自19世纪50年代后期起开始占据中国市场。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一方面，中国的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市场开放程度日益提高；另一方面，在一些传统的自然经济受到破坏较为严重的沿海地区，随着人们对外国商品接触的增多，使他们逐渐开始了解西方工商业产品的高性价比和价廉物美。这在赢得了许多沿海消费者肯定和欢迎的同时，也使得他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理念悄然发生了变化。杭州是一个深受近代西方经济侵略的地区，这在客观上加速了杭州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速度。中华民国成立后，杭州对外开放的程度进一步提高，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更为频繁，外国商品也更广泛、深入地占据了杭州市场，这些因素都进一步改变和加深了杭州人对洋货的认知。

清朝末期，杭州居民就开始购买和使用外国商品，尤其是物美价廉的棉织品等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杭州购买和使用外国商品的人普通增多，甚至在一些边远的农村也出现了使用洋货的现象，“虽僻陋市集，靡所不至”，当时，许多人“不用外货终不为美”。由于洋货的普遍流通，于是出现了许多如洋布、洋油、洋钉、洋铁和洋火等新的名词。人们对洋货认可度的增强，必然有利于杭州的外贸发展。

另外，通信技术的改善也日渐地影响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的变化，刺激变革中的杭州经济和对外贸易。杭州民信局成立于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4年），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改为杭州邮政局。邮局的建立，改变了古代驿站由徒步、马匹、船舶等无热动力传递信件的古老方式，进入了较为便利的近代化邮电通信里程。民国2年（1913年），浙江邮区总局设在杭州。杭州市邮路分为火车路、邮差路、汽车路、轮船路和民航路5种，邮件的种类也分为普通、挂号、快信、保险、航空及邮转电报等6项。

而国内有线电报，则开始于光绪五年（1879年），浙江省有线电报以杭州为最早，于光绪九年（1883年）开始营业。民国5年（1916年）浙闽电政管理局改为浙江电政监督处，民国16年（1927年）更名为浙江电政管理局，总局设在杭州。到民国16年（1927年），线路里数达5458里，线条长度达11779里，木杆根数达41759根。据《中国实业志》载，杭州无线电报分部办与省办两种。部办无线电报，即交通部经办的无线电台，在浙江设有杭州、宁波、定海三处。部办杭州无线电台创办于光绪年间，装有莫尔斯发报机10部，韦斯登式收报快机1部，计有电报线路13条，专与上海、宁波、定海等地通报。省办无线电报竣工于民国17年（1928年）10月，总台设于杭州。民国19年（1930年）又增设短波无线电报台，并于平阳、泰顺、庆元、龙泉4县设立报务分台，专通浙江省政治、军事消息。

此外，民国17年（1928年）3月，浙江省的长途电话局成立，以杭州为中心，敷设全省长途电话网线，其中有杭枫干线（杭州至枫泾）、杭长干线（杭州至长兴）、杭甬干线（杭州至宁波）、杭衢干线（杭州至常山）、杭丽干线（杭州至丽水）、杭兰干线（杭州至兰溪）、杭绍干线（杭州至绍兴）、杭余干线（杭州至余杭）以及杭留乡线（杭州至留下）、杭乔乡线（杭州至乔司）等。民国19年（1930年）8月还与安徽芜湖接通长途电话。

民国16年（1927年）10月，因军事需要，杭州创设长波无线电台。两年后，改装短波，定名为交通部杭州短波无线电台，专通上海、南京、定海、宁波4处，通信距离为200海里。浙江省办广播无线电台始于民国17年（1928年）2月，同年10月开始播音，每日接收上海播音台、南京中央无线电台所播的新闻消息。

尽管最初各种通信设施的建立，各类通信机关的设立都是出于军事和政治的需要，但随着军事和政治的局势日渐稳定，这些通信设施最终必会为民生经济服务，并为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带来便利。因此，民国时期通信业的发展，也是制约近代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经济基础

杭州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晚清民国时期对外贸易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杭州对外贸易的发展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会带动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而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也势必会成为杭州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

先秦时期，杭州社会经济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司马迁曾对此评价：“地广人稀，火耕水耨，饭稻羹鱼，兼以果蛤，虽无疼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但唐宋以来，随着大规模人口的南迁和政治中心的转移，江浙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中心。特别是到了明朝，杭州的农业生产水平成为古代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除了种植粮食作物之外，还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桑麻万顷”的现象。经济作物种植的普遍推广，有助于推动该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中叶，杭州地区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以及手工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使得该地区商品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呈现出空前活跃的状态。史载：“上下经商，过往仕客，挨挤满路，实是气色。两边铺面做买卖的，亦挨肩叠背。”

清朝，杭州商品经济持续发展。近代以前，杭州内部的商品经济基础较雄厚，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空前丰富，正是凭借这种良好的条件，使得杭州更好地利用其沿海的优势，充分发展了与日本、朝鲜、东南亚乃至更远地区的贸易。但同时必须指出，近代以前杭州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始终置于封建统治者的严密控制下，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向前发展的步伐和空间，江南地区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始终在萌芽状态徘徊；加之明清两朝实行过历时各异的“海禁”政策，这些因素均阻滞了明清时期杭州对外贸易的发展。

进入近代以后，伴随着境内商品经济的良好趋势，杭州的对外贸易也产生了新的发展契机，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一大批采用近代化生产方式的企业纷纷出现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

浙江是中国农业生产大省之一。自对外贸易的航道开通以来，在浙江贸易格局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杭州，其农产品出口始终占据着非常大的比重。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以及劳动分工日益深化的过程中，农产品用于交换必然会渐趋普遍，从而进一步刺激农产品的商品化。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在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向中国倾销工业品的同时，也一直低价或无偿地掠夺中国的原料，其中农产品首当其冲。“1861—1865年间，由于英国向印度和中国大量的购买棉花，而使中国的棉花输出增加，引起了长江下游一些地区把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面积改为种植棉花。”

杭州是遭受西方列强经济侵略的较早地区之一。外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主利用特有的资本和权力，肆意掠夺杭州的农业资源，企图把杭州作为他们的原料供应地。在这一情形下，杭州的农业生产渐被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控制和把持，广大的农民深受外商的剥削而日益贫困。但是，杭州农业生产在适应西方列强需要的同时，加之受家庭手工业日益破产和本省及外省工商业发展的影响，其中的商品性经济成分必然会不断增加，部分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持续扩大。随之，杭州农产品出口总值不断增长，并在浙江省农产品出口总值中占据较大比例，见表1-5。

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表明了杭州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正在加速解体，农业生产已经逐渐开始服从于商品经济，从而在根本上成为民国时期杭州对外贸易发展的动力。民国初期，由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使得国际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浙江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如杭嘉湖地区的海宁硖石镇“乡民几无家不育蚕者”，与此同时其价格也日益攀升，极大地推动了杭州的对外贸易。

清末民初，政府不同程度地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使得封建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国内社会风气逐渐开明，民族资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且经济实力渐趋增强。加上，当时浙江人民开展的“抵制美货”“收回权利”等运动以及一战时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暇顾及中国，都促使浙江在当时出现了许多经营近代工商业的企业，如1900年在杭州成立的由谢之谦创办的振兴肥皂厂、1910年建成的杭州大有利电灯厂、1912年成立的纬成丝绸厂等。新式企业的创办说明杭州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开拓了空间，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杭州对外贸易的经济实力。

晚清民国时期，特别是民国初期，基于杭州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许多新式企业的涌现，工商业者对丰厚利润的追求，社会上“实业救国”思潮的兴起等诸多因素，杭州社会形成了一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热潮。这一时期杭州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出现了许多资本雄厚的厂矿企业，如资本额由5万元增加到50万元的杭州光华火柴厂，资本由2万元增加到20万元的杭州纬成丝织公司；又如1914年创办的天兴电气公司，有资本60万元。其次，企业规模迅速扩大，如1912年到1920年，杭州绸业手织木机由原来的28架增加到1060架。杭州纬成丝织公司，其织机由初创时的10台增加到20世纪20年代的360台。最后，企业生产技术有重大革新，如绸厂中使用电力织机、棉厂中使用柴油机等。当时杭州社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其域内经济的发展正是对外贸易增长的真正驱动力。尽管杭州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在发展中仍然面临着诸多的困难，特别是一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卷土重来，为杭州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致使杭州仍无法摆脱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操控的命运。

此外，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在上海经济近代化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无数杭州商人的身影，例如在上海经营丝织业的杭州著名丝商胡光墉。杭州商人在上海投资创业的过程中，与外国商人和外国企业的接触日益频繁，逐渐认识到了西方世界工业技术和管理模式的先进性，客观上为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的传入贡献了力量，又在一定程度上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积累了资金和经验，开拓了杭州乃至浙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