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思维科学的结构

结构是指系统的要素按一定方式所构成的“部分的秩序”，它具有层次性。思维科学作为一门非线性的、综合交叉的学科，它的结构也是比较复杂的。它上面通过认识论这座桥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连接，而且，它本身又包括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技术应用）三个层次。戴汝为院士根据钱学森院士有关思维科学的框图和思想，绘制了思维科学的系统结构图。请见图1.1

下面，就根据此图，对思维科学结构的内容分别作些介绍。

（一）钱学森关于思维科学的总体论述

关于思维科学的结构，钱学森也有十分明确的论述。1984年1月23日，他在给李德华教授的信中指出： “思维学，它是研究人思维的规律的，又可按人的思维类型分为抽象（逻辑）思维学、形象（直感）思维学及灵感（顿悟）思维学。目前只有第一种思维学有点门道，其他两门尚在探索。模式识别、科学语言学都会为形象（直感）思维学提供素材。这样从工程技术到技术科学，再到基础科学就形成了完整的一个现代科学技术大部门——思维科学。”钱学森于1988年1月1日给戴汝为的信中提出： “任何人们对具体问题的思维过程都是综合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有时也有灵感思维）以及社会思维的思维过程。……作为思维科学的应用的具体思维应该是综合性的，是一项系统工程，叫‘思维工程’吧。”在同一封信中，他还指出：“指导思维工程的技术科学是思维科学的中间层次的思维系统学。

1990年10月4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智能机和人工智能是工程技术，属思维科学的实用层次；而上面提到的知识系统或知识系统学则属应用科学，是思维科学的中间层次；所以智能机工作最终也将有助于思维学的研究，思维学属思维科学的基础科学层次。”钱学森1993年1月25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提出：“至于人的思维，我们一直说有抽象（逻辑）思维、形象（直感）思维、灵感（顿悟）思维和社会思维，又说有量智和性智。近日我想：性智又分两层，低一层次是以形象为基本的，可以称‘象智’，高层次的可是性智。所以

1994年11月6日，在给杜乐天的信中，钱学森指出：“思维科学部门，基础学科是抽象（逻辑）思维学、形象（直感）思维学和灵感（顿悟）思维学。您的文章说的是如何运用这三种思维去解决面临的问题，是讲策略，所以是思维谋略学，属中间技术层次，它是很重要的。我希望您能再深入下去。”

关于思维科学的体系，钱学森后来的思想又有了发展，他特别重视创造性思维和辩证思维。这里，仅就创造性思维作一些介绍，至于辩证思维，因其内容非常丰富、深刻，我拟放在思维学的那一部分再详细展开。

1995年6月28日，在给杨春鼎教授的信中，钱学森指出：“人的创造需要把形象思维的结果再加逻辑论证，是两种思维的辩证统一，是更高层次的思维，应取名为创造思维，这是智慧之光！”

总之，关于思维科学体系，钱学森在探讨的过程中，其思想是不断发展的。他不仅讲了思维科学应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三个层次，而且对这三个层次的见解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尤其在思维科学的基础科学——思维学这一部分（如对创造思维和辩证思维的论述），他的思想发展便体现了他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的治学风格。

不仅如此，而且钱学森特别着重地指出：“思维科学只研究思维的规律和方法，不研究思维的内容，内容是其他科学技术部门的事。”这就从总体上界定了思维科学研究的对象。这是对思维科学的创新和深入前进之处。

（二）思维科学的基础科学——思维学

对思维科学的基础科学——思维学的探讨，钱学森的学术思想也是与时俱进的。他着重就逻辑思维、形象思维、灵感思维、社会思维、创造性思维、辩证思维和大成智慧学各自的内涵、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辩证的探索。

1．逻辑思维

对逻辑（抽象）思维，钱学森虽未作为着力研究的领域，但也有丰富、深刻的思想。

（1）逻辑思维研究有了些门道

1984年1月23日，钱学森在给李德华的信中提出： “思维学，它是研究人思维的规律的；又可按人的思维类型分为抽象（逻辑）思维学、形象（直感）思维学及灵感（顿悟）思维学。目前只第一种思维学有点门道，其他两门尚在摸索。”1991年10月24日，在给刘元亮的信中，钱学森指出：“抽象（逻辑）思维是理性的，能说清楚。”1992年8月12日，在给汪成为的信中，钱学森认为：“抽象（逻辑）思维是人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出的规律，一阶逻辑，比较成熟有把握，所以敢于用它‘深加工’，从公理、定义得到可以信赖的定理，中间不需要再与事实核对，‘抽象’即此而言。”

（2）逻辑思维的发展

人类的逻辑思维在实践和认识的矛盾运动过程中是不断发展、前进的。这种发展、前进的逻辑思维形态有模态逻辑、数理逻辑、模糊逻辑和辩证逻辑等。钱学森1989年8月24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指出：“搞思维科学、思维学和模拟智能机的人不就应该重视现代逻辑学的新发展、模态逻辑吗？模态逻辑离得近嘛。”1991年10月6日，钱学森在给杨达的信中指出：“今天和今后一个时期思维科学主要是从已知的经验思维规律，如逻辑（包括近代发展起来的高阶逻辑、模态逻辑），来构筑人与电子计算机信息库的高效思维系统。”1992年7月14日，钱学森在给戴汝为的信中提出：“把‘逻辑求解的思维学’与‘非逻辑求解的思维学’有机地、辩证地结合起来，成为更高阶的‘思维学’。”逻辑思维发展到更高阶段是辩证逻辑和辩证思维。这部分内容将在后文论述。

（3）逻辑思维与其他思维方式的辩证综合

在人的思维过程中，不只是单独运用逻辑思维，而常常是把逻辑思维与其他思维方式辩证综合起来运用的。钱学森于1982年10月23日在给胡岚的信中指出：“出现于各高阶段的思维，是大脑活动的机能或表现。它也有自己的规律，研究这种规律的学科，我拟称之为思维学。思维学的第一项任务是思维形式的分类。我拟将思维形式分为三种：即抽象（逻辑）思维、形象（直感）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这在认识的从知觉起的六个阶段（系指知觉、表象、加工、概念、判断和推理——引者注）中，每个阶段都离不开这几种思维，有时用一种，有时用两种，有时三种都得交替使用。”1988年1月1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认为：“任何人们对具体问题的思维都是综合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有时也有灵感思维）以及社会思维的思维过程。”1992年1月7日，钱学森在给戴汝为的信中指出：“把抽象（逻辑）思维和形象（直感）思维综合成一体，即辩证思维了。”1995年11月5日，在给刘为民的信中，钱学森认为：“科学工作是源于形象思维，终于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是源于艺术，所以科学工作是先艺术，后才是科学。相反，艺术工作必须对事物有个科学的认识，然后才是艺术的创作。”

（4）逻辑思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形象思维

1984年9月8日在给隗寿彰的信中，钱学森指出：“人的具体思维过程非常复杂，可以从抽象思维跳到形象思维。”1985年2月25日，在给北京师范大学汪培庄教授的信中，钱学森认为：“如把非单调逻辑结成网，形成一个逻辑的巨系统，就会出现‘协同作用’，就是人工智能。这也就是形象（直感）思维。”1985年4月29日，钱学森在给周波的信中指出：“如果逻辑网复杂到一定程度，即您的m、n大到一定值，逻辑会变成直觉，抽象思维变形象思维。”1985年5月20日，钱学森在给汪培庄的信中认为：“逻辑网络巨系统可以出现‘协同’作用，出现‘有序化’现象，我想这个‘有序化’就是‘智慧’、就是形象思维或直感。”1985年7月1日，在给杨春鼎的信中，钱学森阐述道：“我这几个月一直在考虑如何用人工智能来突破形象（直感）思维，而这必须在理论上有创新。怎么创？好像得用协同学的有序化概念，即把逻辑思维的‘线’组成大网络，高度并行化，从而产生飞跃——形象（直感）思维。正在找几位理论家在探索。”可见，逻辑思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形象思维。它们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关键是要找到实现转化的一定条件。这正如毛泽东所说：“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思维过程的矛盾运动也是如此。

（5）辩证逻辑是逻辑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

一方面，辩证逻辑是辩证思维的体现，是逻辑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另一方面，辩证思维渗透于、贯穿于逻辑思维、形象思维、灵感思维、社会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等全部思维方式的交互作用过程之中。1991年4月30日，钱学森在给马佩教授的信中指出：“辩证逻辑实是辩证思维的规律，是思维科学的重要内容。”1992年7月14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认为：“把‘逻辑求解的思维学’与‘非逻辑求解的思维学’有机地、辩证地结合起来，成为更高阶的‘思维学’。”这里所说的“更高阶的‘思维学’”实际上主要是指辩证逻辑的思维学。钱学森还把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大成智慧工程和大成智慧学等都说成是辩证思维的体现。

2．形象思维

形象思维是钱学森着力探讨的内容。在这一领域，他的思想十分丰富，也相当深刻。

（1）形象思维的基础与机制

形象思维的基础是实践。而且，形象思维是脑子中的内存信息——关于“形”的存储与当下获得的外来信息中关于“形”的“同形”的匹配，通过“悟”才能产生形象，构成形象思维。1991年11月21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认识形象的基础是人的实践。实践经验沉积于人脑，以后就用来认识新的形象。认识的过程即 ‘悟’。这个过程——形象思维，完成了，一切就好办了。”在1991年7月13日给李德华的信中，钱学森认为：“我以为形象思维重在整体，是感觉所接收的‘形’与脑中库存的‘形’搜索比较，搜索到的‘同形’，即从脑中对该‘形’的经验，作为感觉到的‘形’的判断。丰富的实践及知识是形象思维的基础。”1992年1月7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形象思维的过程实是与人的实践经验有关的，还是毛泽东的《实践论》。人的实践经验沉积于人的大脑，把某一形象（心象）与其将产生的结果作为规律，一旦人在后来对某时某刻又得此形象（心象），则‘归纳’为规律所决定的结果，即‘概念’。我自己反思，我的形象思维是这么回事！所以形象思维即直感思维。”形象思维的构思过程非常复杂，需要对多种情况和关系作复杂的认识与处置。1994年5月10日，在给杨春鼎的信中，钱学森认为：“我想形象思维之有别于逻辑思维在于大跨度地思维，从初看无关事物中找出有关。”1994年9月18日，在给戴汝为、钱学敏的信中，钱学森指出：“所谓形象（直感）思维则是与上述答对联相反的；有材料，但无结构。思维的任务是找形象，即结构。相反，不正相成吗？我们总结中国极为丰富的对联文学，不能为研究形象（直感）思维做贡献吗？知道形象（直感）思维是从零碎材料找结构不就是一个开端吗？从思维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是值得的。”1995年4月20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认为：“形象思维不就是由人感受到的形象去搜集存贮于大脑中的形象库，求能对号的形象吗？当然也要用人、机结合的网络集成！大有希望，可喜可贺！这一旦成功，大脑中形象库就大大扩展为计算机网络库中的信息库，存量成百上千倍地增长，形象思维能力上升了，人、机结合是‘大成智慧’! ”

（2）形象思维早于逻辑思维

从思维发生学角度考察，无论从宏观的人类思维史，还是从微观的个体的思维发生过程来看，形象思维都早于逻辑思维。1984年7月28日，在给王南的信中，钱学森认为：“我尤其欣赏您指出的：形象思维先于语言，也先于抽象思维。古人云： ‘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也似说形象思维先于抽象思维。”1993年1月10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形象思维似乎比逻辑思维更原始，但没有它不行。”1983年12月3日，在给刘奎林的信中，钱学森认为：“人在成长过程中是先有形象的，以后才学会思维。”1991年7月13日，在给李德华的信中，钱学森指出：“人的形象思维发展较抽象思维早，幼儿有形象思维，但可能还没有抽象思维。”在《关于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的文章中，钱学森认为：“形象思维不靠语言，形象感知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幼儿心理学也证明形象思维先于语言，也先于逻辑思维。”

（3）形象思维与其他思维方式的综合运用

1993年1月25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 “人的思维，我们一直说有抽象（逻辑）思维、形象（直感）思维、灵感（顿悟）思维和社会思维。又说有量智和性智。”同年5月16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认为：“系统的整体观，即把握系统的‘形象’，而不是一枝一节。……所以形象（直感）思维是系统整体思维。”人的思维过程，是综合运用形象思维与其他思维方式的，是要达到整体优化的系统思维，从而把握思维客体以及思维客体与思维主体交互作用的发展规律，以作为人们谋划和行动的指导。

（4）形象思维是思维科学研究的突破口

关于这个问题，钱学森不仅阐明了形象思维是思维科学研究的突破口，而且对怎样攻克这个突破口也进行了多方面的积极探索。

关于形象思维是思维科学的突破口，钱学森作了多方面的论述。1984年3月16日，在给刘奎林的信中，他指出：“关于思维科学，我现在以为突破口在形象（直感）思维……为什么说突破口？因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系陈霖同志说形象思维在人的语言交往、看图识字中是普遍存在的，但以前分析研究沿用一套逻辑思维方法，即抽象思维方法、电子计算机方法，所以不得其门而入。现在知道不对了，岂非大好事？这就是突破口。”1985年5月4日，在给王南的信中，钱学森认为：“形象思维就是多元的推理，也可以称之为多元思维。……突破口在形象思维学。”1985年8月28日，在给高里斗的信中，钱学森指出：“我认为思维科学在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帮助国家造出智能机·机器人；而为此，要以形象思维为突破口。”钱学森于1986年11月28日在给杨春鼎的信中提出：“建立思维科学的突破口是形象（直感）思想学的创立。”1986年12月24日，在给中央音乐学院张帆教授的信中，钱学森指出：“有朝一日，思维科学有了突破，形象（直感）思维的规律搞清楚了，那科学与文学艺术的界限会变的。我们欢迎这一天的到来。”1984年9月17日，在给陈霖的信中，钱学森认为：“如果说形象思维是思维科学的突破口，那视觉中的信息处理及判断就是突击点了。”

关于如何攻克形象思维这一思维科学的突破口，钱学森的探索是多方面的，也是很有意义的。

首先，从现代科学技术入手。

1984年1月23日，在给李德华的信中，钱学森指出： “模式识别、科学语言学都会为形象（直感）思维提供素材。”1986年7月5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认为：“您说到思维科学的研究，我仍然以为其突破口在于形象思维学的建立，而这也是人工智能、智能机的核心问题。因此，这也是高技术或尖端科学技术的一个重点。我们一定要抓住它不放，以此带动整个思维科学的研究。”1986年11月28日，在给杨春鼎的信中，钱学森指出：“我以为创立形象（直感）思维学又必须同人工智能和智能机的研究结合起来。”1987年10月16日，在给张锡令的信中，钱学森指出：“我认为人脑的实际是一个极度并联（massivery parallel）系统，成百万、上亿的并联度。人能形象（直感）思维，人有智慧，都在于此。”1992年1月7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认为：“专家系统的基础看来也是形象（心象）的‘归纳’，是实践经验为基础的。千万专家系统的综合即人工形象（直感）智能了。”1992年11月4日，在给汪成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人的思维还有形象思维。所以要人·机结合，我们一定要让计算机软件像人脑那样工作。”钱学森1993年7月3日在给汪成为的信中认为：“我对灵境技术及多媒体的兴趣，在于它能大大扩展人脑的知觉，因而使人进入前所未有的新天地，新的历史时代就要开始了！”1993年8月2日，在给汪成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一旦人脑认知某一信息系统的图象，计算机信息系统就提供此图象的知识，供人使用。这一方案实现了，这将是形象（直感）思维的一件大事。”1993年8月8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认为：“近日来我也在想形象思维的事，由于让机器认知复杂图象还非近日能解决的难题，我就想，能不能也人·机结合？叫计算机信息网络系统存储图象及关于每一图象的知识，然后在人的操作下，搜检库存，人定取舍，机器帮助。一旦人认知了，找到了，问题也就解决了，背景知识也就定下来了。这是否是形象思维的人·机结合系统法？我已告汪成为同志，请他考虑并构筑系统软件。您也请考虑一下，提些建议。”1993年9月27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什么叫形象（直感）思维？要建立形象（直感）思维学，目的是叫电子计算机更好地帮助人进行形象（直感）思维，以解放人，去更有效地面向涌来的第五次产业革命信息大潮。”1995年7月9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再次申述了他关于形象思维要依靠人·机结合的思想，他指出：“现在通过灵境技术以及有关的virtual prototyping virtual architecture design，实是在搞人·机结合的形象思维。它们都使人的思维能力有一个飞跃。”1996年3月10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机’不是代替人，而是协助人，是人·机结合，而人·机结合又分两个阶段：

①目前的信息革命会导致人·机结合的第一阶段；

②灵境技术的发展将导致人·机结合的感受，是更高层次的结合，也是人·机结合的第二阶段。”

其次，深入探究人的思维过程。

要攻克形象思维这一思维科学的突破口，必须深入探究人的思维过程。1985年2月4日，在给杨春鼎的信中，钱学森指出：“‘悟’非常重要。‘悟’即形象（直感）思维嘛！”1985年5月4日，在给王南的信中，钱学森认为： “形象思维就是多元的推理，也可以称之为多元思维。”1987年1月14日，在给李志中的信中，钱学森指出：“形象（直感）思维就是从多途径的模糊达到最终的清晰认识。”1992年9月19日，在给谢强安的信中，钱学森指出：“要开窍还是要靠研究工作的经验，而其中道理就在思维学，在于由经验累积沉于大脑中的形象思维途径。是‘悟’，不是逻辑推理。”1992年9月27日，在给李德华的信中，钱学森论述了形象思维的思维过程，他指出：“我觉得形象（直感）思维的关键在于人的实践经验沉积于人的脑中，是事物形象—— ‘后果’的关系。……这里的推理是事物的形象一步到结果，难处在于在大脑库中找出恰当的形象。是一个搜索过程。”1993年1月10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认为：“人认识客观世界是靠实践，实践经验存入大脑。人以后又有什么感受（心理学家称‘感知’），人就在大脑库存中搜索类似的感受或‘感知’，一旦认为找到了，新的‘感知’就按老经验加以解释，即‘感性认识’，这过程即形象思维。”1993年10月4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形象（直感）思维是思维过程中的‘视觉’，即存贮于大脑的视觉形象。”1993年5月16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认为：“Arnheim的‘视觉思维’是眼的感觉到知觉与大脑中存贮的从整体上比较，找出相似的，是为看到并认识‘形象’。……形象思维是系统整体思维。”1993年11月21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我们的希望就在于攻思维学，特别是形象思维。这方面找出路子来了，那么人类最难的科学——心理学可有真正的出路。”1994年5月10日，在给杨春鼎的信中，钱学森认为：“形象思维之有别于逻辑思维在于大跨度地思维，从初看无关事物中找出有关。”1995年8月20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形象思维重要，又必须能泛化运用知识，大成智慧就是其基础了。”同年8月20日，在给杨春鼎的信中，钱学森认为：“‘泛化’如作为‘联觉’，那‘统觉’和‘通觉’就是更高层次的形象思维了。”

最后，接受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迪。

钱学森在探讨如何攻克形象思维这一思维科学的突破口时，十分重视从中国文化中汲取营养，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1987年6月25日，在给杨春鼎的信中，钱学森指出：“我现在认为研究文艺语言学，把文艺语言、俚语、阐释语言的规律找出来，那也是研究形象（直感）思维的一个门路。”1993年6月6日，在给钱学敏教授的信中，钱学森从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及其与大成智慧的内在联系中，更深刻地揭示了如何突破形象思维的问题。他认为：“科学和艺术的结合部。这后者实际上是说人类的智慧有‘性智’和‘量智’两方面，二者综合成为大成智慧，所以科学与艺术是相通的。”1993年8月8日，在给夏军教授的信中，钱学森指出：“文学艺术更是以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为其全部活动的本质。文学艺术的创造是如此，文学艺术的欣赏也如此。”所以，要攻克形象思维这一思维科学的突破口，就应当研究文学艺术活动的思维过程。1993年9月6日，在给刘培育研究员的信中，钱学森从形象思维是系统整体思维这一角度，论述了研究形象思维应当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汲取这一方面的营养，他指出：“整体思维……我国古代是十分强调整体认识方法的。您书的145页上就说到王弼的‘言’、‘象’、‘意’的思维方式，这是整体思维方法论。”正因为研究文学艺术中的“言”“象”“意”的思维过程对攻克形象思维这一思维科学的突破口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钱学森于1993年11月25日在给杨春鼎的信中，充满信心地期待着：“我希望马克思主义的意象理论作为思维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建立起来！”1994年1月14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研究语言是可以探索人脑的思维活动的。因此思维学与语言学关系密切。前信说我们可以从文艺语言学中找形象（直感）思维的线索，就是这个道理。……现在我们要开拓另一方面的研究：语言与形象（直感）思维。”1994年9月4日，在给柯资能的信中，钱学森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现代科学技术辩证结合的高度，从总体上论述了创建中国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其中当然涵盖了形象思维这一思维科学的突破口的问题。他指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取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结合现代科学技术辩证统一扬弃为新的文化。这是我说的将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现的第二次文艺复兴。”1994年9月18日，在给戴汝为、钱学敏的信中，钱学森认为：“我们为什么不从我国的赋、诗、词、曲及杂文小品中，学习探讨思维学呢？它们是最丰富的源泉呀！”探讨这些文学样式的内在思维过程，有助于研究思维学，这其中当然包括对形象思维的研究。在同一封信中，钱学森指出：“我们总结极为丰富的对联文学，不能为研究形象（直感）思维做贡献吗？知道形象（直感）思维是从零碎材料找结构，不就是一个开端吗？从思维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是值得的。”1995年5月29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有不少特色的宏观、整体性的思想，所以对研究形象思维有帮助，我们应该吸取有用的东西。但我们怎能忽视当代哲学的巨厦——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我悟到研究形象思维要靠现代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辅以中国哲学之精华。这是非常重要的。西方学者在这一点上就差了，他们不懂得这种关系。”1995年10月22日，在给高介华的信中，钱学森从中国文化中的“意境”与形象思维的内在联系中，认为要研究形象思维，就应当探讨中国文化中这一方面的内容。他指出：“意境是精神文明的境界，在文艺理论中有许多论述讲意境。这是中国文化的精华！”研究形象思维必须实行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所以，钱学森在1998年6月17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说： “聪明来自艺术与科学的结合。”研究形象思维，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综合吸取各种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钱学森指出：“认知心理学、语言、人工智能、视觉生理心理学、文艺理论、美学、人体特异功能等都与形象思维有关系。我们要综合一切可以利用的素材加以整理，把它构筑成一门形象思维学问——形象（直感）思维学。”

3．灵感思维

灵感思维是思维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今中外，学术界对灵感思维做出了丰富而深刻的探讨。钱学森对灵感思维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颇富启发性的深刻思想。

（1）灵感思维是思维学的重要内容

1981年11月23日，在致杨春鼎的信中，钱学森认为：“我们说思维学包括抽象思维学、形象思维学和灵感思维学等，是讲思维科学的基础科学、基础理论。”1982年10月23日，在给胡岚的信中，钱学森指出：“我拟将思维形式分为三种：即抽象（逻辑）思维、形象（直感）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1983年4月8日，在给刘奎林的信中，钱学森认为：“抽象（逻辑）思维为思维的第一层次，形象（直感）思维为思维的第二层次，而灵感（顿悟）思维为思维的最高层次。”1984年1月23日，在给李德华的信中，钱学森重申了他关于思维学和灵感思维的观点，他指出：“思维学，它是研究人思维的规律的；又可按人的思维类型分为抽象（逻辑）思维学，形象（直感）思维学及灵感（顿悟）思维学。”此后，在与多人的通信以及讲话和发表的文章中，钱学森反复强调指出思维学的构成和灵感思维在思维学中的地位。

（2）灵感思维的机制

1982年5月24日，在给刘奎林的信中，钱学森指出： “灵感思维之本是什么？您文中提出意识到下意识的贯通，我认为这是个要害！对这一点我欣赏，所以把文稿送《中国社会科学》。所以我认为您应该顺这条路走下去，研究大脑的高阶活动，即存在多个‘自我’，而灵感思维要靠多个自我的综合。（见《New Scientist》1981.10.8期P113）这才是出路。切莫舍本求末！”1982年5月31日，在给杨春鼎的信中，钱学森认为：“关于灵感思维，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马列教研室刘奎林同志（44岁）有个突破：他认为是意识与下意识的交流综合之成果。如说意识是‘自我’，下意识是‘自我x'，与多个自我说，就合拍了；也就是Sperry的多层次理论。此说也就解释了‘神灵感受’; ‘神’原来也是人，‘神’物化了。”1983年6月2日，在给刘奎林的信中，钱学森指出：“人的意识本来就是人脑的最高层活动，但现在看，意识又分意识（也可称显意识）和潜意识两个层次。从物质结构来说，不论显意识或潜意识的构成都是千千万万神经元组织，都是宏观的。不能说潜意识是微观的。”1984年3月16日，在给刘奎林的信中，钱学森认为： “灵感（顿悟）思维是形象（直感）思维从显意识到潜意识，在更大范围内搜索问题的解答。”1985年1月15日，在给张铁声的信中，钱学森指出： “我认为从精神学（mentalics）的观点，直感在浅层，即显意识，而灵感涉及深层，即潜意识。”1987年8月17日，在给刘奎林的信中，钱学森认为灵感思维出现到转化有一个过程，他指出：“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可能有个灵感思维出现到转化的时期。……爱因斯坦创造狭义相对论时的灵感发生于1905年，那时他26岁。人年长了，灵感思维会转入显意识，成了高级的形象（直感）思维。此为转化，可能在50岁之后。”钱学森对灵感思维的内在机制作了深入的考察，他指出：“灵感的蕴育也有一个过程，只不过不在意识范围之内，而在意识范围之外，在潜意识，当酝酿成熟，却突然沟通，涌现于意识，成为灵感。”1990年2月19日，在给肖君和的信中，钱学森对灵感思维的内在机制作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他指出：“灵感并不发生于人的正常醒觉功能状态，而发生于似醒似梦的功能状态。……在此大脑功能状态，常规的一些想法受压制而不起作用，于是思维飞跃出现灵感。”1992年1月7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在论述了形象思维的机制以后，接着指出：“灵感（顿悟）思维也是这么回事，只不过从形象（心象）到概念的搜索对比过程非常曲折，而且还可能插入些逻辑推理。”1992年9月27日，在给李德华的信中，钱学森在阐明了形象思维的机制以后，马上指出：“我现在想灵感（顿悟）思维也是如此，只不过大脑要进入一种激发状态，打掉常时障碍，一下子找到所要的形象。……这就是灵感了。”1994年2月13日，在给吴远的信中，钱学森指出：“灵感思维是人们在生活中真有的，我自己就有过多次，解决了研究中遇到的难题。这都是在半梦半醒时发生的。……灵感思维也是以人头脑中沉积的知识为基础的，如果没有人类的实践认识（自己的、他人告知的、书本上学得的），灵感思维也不能自天而降。”1995年1月8日，在给汪悃款的信中，钱学森认为： “灵感思维实是在幻梦半醒状态中的形象思维。为什么要在幻梦半醒状态？解放思维束缚而矣！”钱学森还从多重角度探讨了灵感思维的内在机制，他指出：“灵感出现于大脑高度激发状态，高潮极为短暂，瞬息即过。”“灵感，也就是人在科学或文艺创作中的高潮，突然出现的、瞬息即逝的短暂思维过程。……灵感是又一种人可以控制的大脑活动，又一种思维，也是有规律的。我们要研究它，要创立一门‘灵感学’。”“所谓灵感，就是人在实践中大脑里累积起来的一些东西，在需要解决某个问题时，在人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大脑中处理信息取得结果，而后又突然接通了意识，从非意识到有意识。”1998年12月31日，在给于景元等6人的信中，钱学森对灵感思维及其发展趋势作了颇有见地的构想，他指出：“‘灵感思维’是常人脑思维的最高阶层，集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之大成，那么‘灵性思维’呢？那只能是非常人的高层次思维，这是思维学的一个发展，很值得深思。”

（3）灵感思维的特点

人们在思维过程中，综合运用多种思维方式和多种精神因素，当灵感出现时，它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

首先，是涌现性。

灵感在人们思维过程中出现时，思维主体实时地优化匹配各种主客观条件，能够迸发出天才的思想火花，涌现出创造性的智慧。钱学森对此作了一些很有深度的理论探索。1993年8月8日，在给上海市委党校夏军教授的信中，钱学森强调指出灵感思维在思维过程中出现时的涌现性，他说：“我特别要强调的是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的重要性；在科学技术领域中，这两种思维是发明创造的动力，没有它们就不会有科学技术的突破。”灵感思维的突破，就是创新，就是涌现。所以，钱学森说：“灵感（顿悟）思维，其实就是创新思维。”他在通信、讲话、文章中反复强调灵感思维在思维过程中的涌现性。

其次，是放松态。

要获得灵感，只有在半睡半醒、思想放松、没有思想障碍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或者在其他思想放松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灵感。

再次，是自发性。

灵感的出现，既不是思维主体自己预先计划好了的，也不是别人命令或要求思维主体何时产生灵感，而是在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复杂的交互作用过程中自然而然出现的。

最后，是突发性。

灵感思维在思维过程中是突然发生的，但其孕育则因主客观条件的不同而有一个较长的过程。1995年2月4日，在给杨春鼎的信中，钱学森指出：“灵感思维又称顿悟思维，是强调其突发性，其实形象思维也是在长时间思索后的突然出现。但我个人体会是：突发在最后一秒钟，但准备阶段则可能是一小时，几天，甚至更长。”

（4）怎样研究灵感思维

研究灵感思维，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综合吸取古今中外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同时要具备丰厚的生活实践经验，深入研究现代科学技术与灵感思维的综合交叉以及思维过程动态发展的复杂性。1984年3月16日，在给刘奎林的信中，钱学森认为：“从形象思维到灵感思维，因此是个文化素养、知识素养问题，不博学不行，没有多方面的生活实践不行。”1982年4月14日，钱学森在给刘奎林的信中指出：“我因此认为要研究灵感思维必须对心理学以及脑神经生理学下点功夫，还是要唯物论嘛。”1983年6月2日，在给刘奎林的信中，钱学森认为：“要弄清显意识和潜意识，要利用S. Freud和以后的现代心理学成果。所以我在前信中建议多看一些Freud的书，也许这是研究灵感思维的途径，即从‘心理学分析’走向灵感。”

4．社会思维

社会思维是思维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钱学森在通信、讲话、论著中，对社会思维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展现了丰富、深刻的思想。

（1）社会思维是基本的思维方式之一

1988年1月1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任何人们对具体问题的思维都是综合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有时也有灵感思维）以及社会思维的思维过程。”1993年1月25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认为：“至于人的思维，我们一直说有抽象（逻辑）思维、形象（直感）思维、灵感（顿悟）思维和社会思维。”

（2）社会思维的机制和规律

钱学森对社会思维机制的探讨是多方面的，并且有相当深刻的见解。1984年10月4日，在给黄建平的信中，钱学森指出：“我讲的社会思维学是研究人在思维中相互影响 ‘形式’和 ‘规律’，而不是其 ‘内容’。”钱学森于1994年11月15日在致戴汝为的信中说：“思维学中的‘社会思维’非常重要，那不是一群人凑在一起，而要做到互有启发，使每个人的大脑激活，提高一步，即1 +1 +…（n个）＞n。”钱学森在《创新思维——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一文中指出：“社会思维学，实际上是研究人在集体讨论中所触发的大脑激活状态下的思维，它主要是神经心理学和精神学的事。”

那么，怎样揭示社会思维的机制和规律呢？

第一，社会思维揭示的是人们在思维过程中相互影响的规律

1984年10月4日，在给黄建平的信中，钱学森指出： “我讲的社会思维学是研究人在思维中相互影响的‘形式’和‘规律’，而不是其‘内容’。”1985年5月30日，在给刘奎林的信中，钱学森认为： “社会思维指的是人的集体思维。首先是思维，不是意识；第二，是人的集体在讨论问题时，相互交流思维结果，相互影响下的思维。”1986年7月25日，在给王义勇的信中，钱学森指出：“社会思维学是研究人们在讨论问题时，集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相互启发在思维中是极为重要的，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现象。”

第二，社会思维可以涌现创造性的智慧

1987年8月3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社会思维是多个大脑在信息网络的连通下，形成比单个大脑更复杂、更高层次的思维体系。”1989年10月19日，在致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认为：“我们能讲些社会思维的机理，而且有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将来社会思维学也许反而会走在形象（直感）思维学（和灵感思维学）的前头。”1993年4月10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中，核心的还是人，即专家们。整个体系的成效有赖于专家们，即人的精神状态，是处于高度激发的状态呢，还是混时间的状态。只有前者才能使体系高效运转。……高度的民主气象，所以思想活泼。”1993年9月3日，在给张育铭的信中，钱学森结合自己的学术实践的经验，阐明了社会思维远胜过个人的思维规律，他说：“怎样使一个集体在讨论问题中能互相启发，互相激励，从而使集体远胜过一个个人，不接触别人的简单总和。我自己在学术生活中，对这一点是深有体会的：一个好的集体，人人畅所欲言，思想活跃，其创造力是伟大的。……社会思维学的一个重点应是集体思维的激活。”

第三，民主集中制是社会思维的重要规律

1994年10月10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民主集中制就是社会思维学的基本原理，非常重要，我希望我国思维科学界同志能重视这个问题。而且信息网络的建立，将使社会思维有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所以也是现代中国第三次社会革命的问题。”1994年10月10日，在给曾杰的信中，钱学森认为：“社会思维的规律用一句话，就是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一条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业！”

（3）怎样研究社会思维

研究社会思维，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综合汲取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深入探究社会思维过程中的情形、特点与规律。在这一方面，钱学森也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1991年1月14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 “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工程，Metasynthetic engineering，就是以人、机结合的方法搞社会思维。由此实践再上升到理论，即社会思维学；所以社会思维学的路子好像有了。”1995年3月16日，在给王寿云的信中，钱学森认为：“我们讲的社会思维学是研究人在集体讨论所触及的大脑激化状态下的思维，所以它主要是神经心理学和精神学的事。”

5．创造性思维

创造性思维是思维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钱学森对创造性思维作了多方面的有益探索，展现出丰富、深刻的智慧思想火花。

（1）什么是创造性思维

所谓创造性思维，是指思维主体在思维过程中，综合运用多种思维方式与多种精神因素交互作用所涌现出来的具有思维新质的思维活动。1995年6月28日，在给杨春鼎的信中，钱学森指出：“人的创造需要把形象思维的结果再加逻辑论证，是两种思维的辩证统一，是更高层次的思维，应取名为创造思维，这是智慧之花！”1995年3月16日，在给王寿云等6人的信中，钱学森认为：“创造思维才是智慧的泉源；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都只是手段。”1996年1月4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我认为人的思维从根本上来说是人脑接受实践感受后的结果，是人脑的产物。分三类：①逻辑思维，这是总结了大量思维之后，得出的体系化的思维；②形象思维（包括灵感思维）则是人从实践中体会出的，但还未形成体系的思维；③创造思维，即前两种思维的有机结合。”

（2）创造性思维的机制

创造性思维的机制非常复杂、深刻，钱学森对此也作了积极的探索。1988年1月15日，在给孟凯韬的信中，钱学森认为：“人的创造思维是从模糊进入清晰。”他还指出：创造性思维，一开始都不是清晰的，而是由模糊到清晰。1993年8月8日，在给夏军的信中，钱学森指出：“大科学家A. Einstein就明确表示过，创造并非逻辑推理之结果，逻辑推理是用来验证已有的创造设想。”1997年3月8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认为：“我们的综合集成法和研讨厅体系是同时结合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因而是创造性思维的好范例。”1993年4月2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只有建立公理和定义时，才是创造性思维，要用形象（直感）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数学家在证明定理时（第一在提出问题时，第二在构筑证明途径时），也要用创造性思维。”

（3）怎样实现创造性思维

这是一项复杂的思维系统工程。钱学森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见解。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

1986年12月3日，在给刘元亮等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关于创造性思维，我说人的智慧（而不是小聪明，小机灵）我近来有点看法：‘大智’导源于洞察客观世界的最普遍、最概括的规律，而洞察就要知道这些规律并会运用这些规律去改造客观世界。所以大智是可以培养的，并不神奇。培养的方法就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嘛！”

第二，大跨度的跳跃

1991年3月13日，在给潘云鹤的信中，钱学森认为： “创新来源于跳出老思路、老框框，而启发来自初看是无关的方面，大跨度跳跃！”1994年1月13日，在给钱学敏的信中，钱学森指出：“触类旁通，跨度越大，创新程度也越大。而这里的障碍是人们习惯中的部门分割、分隔，打不通。而大成智慧学却教我们总揽全局，洞察关系，所以促使我们突破障碍，从而做到大跨度的触类旁通，完成创新。”在《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一封信》中，钱学森说：“我认为创造性思维中的‘灵感’是一种不同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思维形式。文艺工作者有灵感，科学技术工作者也有灵感，它是创造过程所必需的。……要创造要突破得有灵感。”1988年12月30日，在致陈信的信中，钱学森指出：“突破总是来自没想到的方向。”在《最后一次系统谈话——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一文中，钱学森认为：“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的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论证。”创造性思维实现于大跨度的跳跃，使人聪明，而“聪明来自艺术与科学的结合”。

第三，从探索创造性思维规律和人·机关系的研究中实现创造性思维

1997年8月31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 “①人的创造性思维还是有规律可以研究。但又说②创造又是机器不能代替的。……机器只能模仿人脑，而不能代替人脑。”所以，研究创造性思维，要从考察创造性思维的规律和人·机互动，以人为主的思维过程着手来进行。

6．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是思维学的高级形态，它是运用唯物辩证法于思维过程，并且综合各种思维方式的系统性思维。钱学森在探讨思维学的过程中，对辩证思维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展现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思想。

（1）什么是辩证思维

1991年4月30日，在给马佩教授的信中，钱学森认为： “辩证思维是什么？它是人们从事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思维过程。”1991年10月1日，在给孙凯飞的信中，钱学森指出：“人的思维是非理性与理性的辩证统一，人的思维是辩证思维。只承认非理性，是唯心主义；只承认理性，是机械唯物论。”这些论述不仅揭示了辩证思维的实质，而且阐明了辩证思维同唯心主义、机械唯物论划清界限的内在根据。

（2）辩证思维的机制

辩证思维的机制是唯物辩证法在思维过程中的运用和展现。1989年11月11日，在给孟凯韬的信中，钱学森认为：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就是由定性跃到定量，又跃到定性，再跃到定量……永无止境地深化下去。这是辩证法。”1991年1月28日，在给于景元的信中，钱学森阐述道：“我看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实质上体现了辩证思维，是应用知识工程及信息技术来完成陈云同志提出的‘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交换、比较、反复’。”1991年4月30日，在给马佩的信中，钱学森在阐明了辩证思维是什么以后，接着揭示了辩证思维的机制，指出：“这一过程是高度复杂的，是我们一批搞思维学的同道称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以前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综合集成）法是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时的思维过程。定性就是点点滴滴，不全面的感性认识；定量就是全面的、深化了的理性认识。这一转变是一个飞跃，所以是辩证思维。……辩证思维是高层次的，是思维科学中的一大难题；现在去完整的理论尚远。”1991年10月24日，在给刘元亮的信中，钱学森认为：“抽象（逻辑）思维是理性的，能说清楚；而直感思维和灵感思维就说不清楚了，所以是非理性的。科学研究要运用二者结合起来的辩证思维。这也说明科学研究不全是理性，要有非理性的帮助，排除非理性就陷入机械唯物论；排除理性、搞非理性主义就是唯心主义。我们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这里，把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说成是非理性的，这一点似可商榷。在笔者看来，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也是理性与非理性的辩证统一，它们都体现着辩证思维。但钱老的这段话的核心是强调辩证思维，这是对的，也是非常深刻的。1991年10月25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的高度指出： “辩证思维是三种思维（指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引者注）的综合，才是系统思维。”1992年3月13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论述了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是辩证思维的体现，他指出：“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应该把这个宝贵经验（指seminar——引者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这就是厅。”在同一封信中，钱学森认为：这种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是21世纪的民主集中工作厅，是辩证思维的体现！”

（3）怎样研究辩证思维

这是一项复杂的思维系统工程。

首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

1984年1月6日，在给邹伟俊的信中，钱学森从现代科学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方法论之间的结合上，阐明了研究辩证思维的方法论，他指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综合统一，通过扬弃，才能达到更高水平的科学革命。”1991年2月9日，在给李德华的信中，钱学森认为：“我们这里的小班子总想超出洋人的那一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人·机结合，开创出人类智慧的新水平，方法是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

其次，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1984年7月31日，在给北京师范大学方福康教授的信中，钱学森指出：“脑科学、思维科学，以及心理学基本理论的突破在于找出人体巨系统的规律，这完全得靠系统学。……系统学是今后科学发展中的主流之一，是科学革命的主力军！”1989年5月8日，在给于景元的信中，钱学森认为：“我们对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和社会系统，需要的是‘系统综合’，即把众多的‘一得之见’论文汇总‘集腋成裘’。”同日，在给北京大学朱照宣教授的信中，钱学森指出：“我们要的是综合，即系统综合。我想方法还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每一项一得之见的工作都是一位专家的意见，要集腋成裘。”1989年11月23日，在给杨学鹏的信中，钱学森认为：“核心的问题是：人体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不能用所谓的现代科学理论解决问题。……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突破了所谓现代科学理论，是革命性的。”1990年2月12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思维科学的思维学研究要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方法。”

再次，综合汲取现代科学技术的前沿成果。

研究辩证思维，首先就要汲取脑科学和人体科学的研究成果。1989年10月19日，在给著名的脑科学家张香桐教授的信中，钱学森以科学家同道的谦虚态度谈道：“大脑是人类感觉、意识、情绪、思维等一切智慧行为的物质基础，是控制调节全身各种器官活动的总枢纽。这是完全正确的。……人体和人脑都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这一认识我们认为是重要的，不知您以为如何？望指教。”

研究辩证思维，还要综合汲取人·机系统复合智能的研究成果。1992年3月6日，在给汪成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我不以为能造出没有人实时参与的智能计算机，所以奋斗目标不是中国智能计算机，而是人·机结合的智能计算机体系。”1992年8月12日，在给汪成为的信中，钱学森认为：“各种软件是大有可为的，但它寸步离不开与实践经验的对比和纠正。这就是人的作用了，所以是人·机结合，将来软件设计得更好了，步子可以迈大一点，人的干预少一点，自动化程度高一点。Neural computing也如此，其intelligence有限得很。”

7．大成智慧

大成智慧是钱学森研究思维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思想。他对大成智慧在思维学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大成智慧的机制、研究途径和实际应用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

（1）何谓大成智慧

1993年1月25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认为：“有量智及性智。近日我想：性智又分两层，低一层次是以形象为基本的，可以称‘象智’，高层的可是性智，所以如下图：

1992年10月10日，在给钱学敏的信中，钱学森指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这是利用我们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思想，综合古今中外，上万亿个人类头脑的智慧！”1993年7月8日，在给钱学敏的信中，钱学森指出：“人的智慧是两大部分：量智和性智。缺一不成智慧！此为‘大成智慧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1993年6月6日，在给钱学敏的信中，钱学森认为：“人类的智慧有‘性智’和‘量智’两方面，二者综合为大成智慧，所以科学和艺术是相通的。”1993年6月10日，在给钱学敏的信中，钱学森认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核心的知识体系论，大成智慧学是革命的锐利武器。”2001年春季，在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钱学森指出：“系统科学的这一发展，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我们将能集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切知识、经验之大成，大大推动我国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实现古人所说‘集大成，得智慧’的梦想。”在《创新思维——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一文中，钱学森认为：“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只有将人与计算机信息网络结合起来，对一切有关的知识和信息进行综合集成，才能产生创新思维的成果，做到古人所说的‘集大成，得智慧’。这就是我提出的大成智慧工程和大成智慧学。”

（2）大成智慧的机制

1993年7月18日，在给钱学敏的信中，钱学森指出：“（二）性智、量智、大成智慧学：……（4）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整体观、系统观。这是我们能向前走一步的关键。所以是大成智慧学。（5）我个人……后来学了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豁然开朗。近年来弄系统科学，真有点整体观了，才搞了点‘性智’。”1994年2月7日，在给钱学敏的信中，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居于科学技术以及知识体系之首，才是触类旁通的钥匙。创造力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用这个观点看科学技术以及知识体系，就是大成智慧学。”1994年3月14日，在给戴汝为、钱学敏的信中，钱学森指出：“我们几个人这一阵子提出的大成智慧学是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把意识提高到思维，包括抽象（逻辑）思维和形象（直感）思维，以及灵感（顿悟）思维，特别是后二者‘非理性’思维；我们说人的意识要用语言和符号表达联结起来的知识体系（包括信息网络）来提高，达到‘大成智慧’。这是人的第二次飞跃。”1994年10月16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认为：“知识体系的作用很重要，所以是科学技术体系学；大成智慧。”1994年10月10日，在给戴汝为、汪成为、钱学敏的信中，钱学森指出：“灵境技术是继计算机技术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技术革命。它将引发一系列震撼全世界的变革，一定是人类历史中的大事。具体关系见附页图表。”（见图1.2）

……启示

——引发、推动”

钱学森还认为：“智慧是人脑更高层次的活动，聪明、机灵，以及所谓智力、智能都是在低层次，低一个或几个层次。”

（3）怎样实现大成智慧

钱学森对如何达到大成智慧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展现出丰富、深刻的思想。

首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

钱学森在阐明了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是实现大成智慧的重要方法之后，指出：“我们的方法是深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界可能认为我们不科学，他们才是科学！世界观的问题啊！”早在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就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的最高智慧，是“对人类知识、理论的最高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人类一切实践经验的最高概括。”他还指出：“要有智慧就必须懂得并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观察客观世界的事物。这样我们就重新肯定了哲学的含义：智慧的学问。但更明确了，必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必须是人的智慧的结晶，而人的智慧只能来自个人的实践和吸取他人、包括古人遗留下来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如有空白，那时才能以猜想填补；而这猜想也实际来自个人生活实践在头脑中的沉积。所以哲学就是大成智慧！大成智慧是古老的 ‘爱、智、慧’概念的更进一步，更具体了。”他还认为：“我们要取得最高的创造力，最高的智慧，就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1994年6月15日，在给蒋谦的信中，钱学森指出：“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集合古今中外之大成，得智慧！”钱学森于2001年春季在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我相信，我们中国科学家从系统工程、系统科学出发，进而开创的大成智慧工程和大成智慧学在21世纪一定会成功，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

其次，坚持综合创新。

要获得大成智慧，就必须实行跨域集成，综合创新。1992年8月27日，在给王寿云的信中，钱学森认为：“把人类几千年来的智慧成就集其大成，把计算机科学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作战模拟技术，思维科学，学术交流经验，加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合成为‘大成智慧工程，Meta-Synthetic Engineering'。用这样一个词是吸取了中国文化的精华的，有中国味。”1995年5月15日，在给钱学敏的信中，钱学森指出：“我们认为打通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技术的隔阂是今后一定要做到的，也是大成智慧的必须条件。”

最后，做好大成智慧的应用。

钱学森关于大成智慧的应用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成智慧工程，二是大成智慧教育。

关于大成智慧工程，钱学森作了多方面的论述。1993年5月6日，在给钱学敏的信中，钱学森在对美国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作了辩证分析之后，指出：“我们也能把它作为我们综合集成专家言中的一家，但忽视这位 ‘SFi专家’也是不对的。我们是 ‘大成智慧嘛，是Meta-Synthcsic嘛，必须集一切有用之材’嘛！”钱学森于1993年9月11日在给钱学敏的信中说：“我们因此提倡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提倡大成智慧学。”1993年9月16日，在给王寿云等6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我们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或称大成智慧工程，就要把众人的‘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结合统一起来；在定方针时居高远望，统览全局，抓住关键；在制定行动计划时又注意到一切因素，重视细节。这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了，是大成智慧学了。”1996年3月3日，在给汪成为的信中，钱学森认为：“从灵境系统开始的这种结合则是融合，是把人‘神化’了，成为‘超人’! ‘超人’的感受可以大到宇宙，小到微观，成‘仙’了！这真是人类历史的一次大革命，就如人类有了语言、文字！这将是21世纪中叶的事。”

关于什么是大成智慧工程，钱学森指出：“把一个非常复杂的事物的各个方面综合起来，集其大成嘛！而且，我们是要把人的思维，思维的成果，人的知识、智慧以及各种情报、资料、信息统统集成起来，我看可以叫大成智慧工程。英语翻译为Metasynthetic Engineering，缩写是MSE。”大成智慧工程的实体表现就是总体设计部。钱学森于1990年10月4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指出：“我很希望你们的工作能应用到国家的大工程：综合集成工程，即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总体设计部。”“总体设计部由多部门、多学科的专家组成，在以计算机网络和通信为核心的高新技术支持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种问题进行总体分析、总体论证、总体设计、总体规划、总体协调，提出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配套的解决方案，为决策者和决策部门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将来我们的系统工程、系统科学发展到大成智慧工程，要集信息和知识之大成，以此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复杂问题。”

关于大成智慧教育，钱学森也作了高瞻远瞩的设想，并就中国当前教育的现状发出了“钱学森之问”。1993年7月16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我们的大成智慧工程与大成智慧学就是这个思想。您把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融为一体了。用此理论培养学生，就可以适应我前次给您去信提出的问题：如何迎接即将到来的多媒体技术和灵境技术世界，当然讲辩证统一，还靠马克思主义哲学。”钱学森还对大成智慧教育提出了具体的构想。他于1993年10月7日在给钱学敏的信中说：“现在我想是大成智慧学的硕士。具体讲：①熟悉科学技术体系，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②理、工、文、艺结合，有智慧；③熟悉信息网络，善于用计算机处理知识。这样的人是全才。……21世纪的全才并不否定专家，只是他，这位全才，大约需要一个星期的学习和锻炼就可以从一个专业转入另一个不同的专业。这是全与专的辩证统一。”

正是因为钱学森提倡大成智慧教育，一方面，他为教育的发展而感到欢欣鼓舞，另一方面，他也为中国教育培养不出杰出的创新人才而深表忧虑。2005年7月30日，正在住院的钱学森向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此前不久，2005年3月29日，钱学森生前最后一次在跟涂元季等人的系统谈话时指出：“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钱老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战略科学家，他的这些具有现实性、战略性、前瞻性的思想，不正是今人应该深长思之并采取切实措施贯彻落实的吗？！

（三）思维科学的技术科学

钱学森对技术科学的内涵、地位、作用等多方面的内容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对思维科学的技术科学更有深入的阐明。

1．技术科学是中介学科

技术科学是沟通基础科学与应用技术（工程技术）的中介，是由此达彼的桥梁。中介不仅是客观世界普遍联系的过渡环节，而且是构建精神体系的枢纽节点。列宁曾经指出：“一切vermittelt=都是经过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过渡而联系的。达到整个世界（过程）的有规律的联系。”他还认为：“仅仅 ‘相互作用’=空洞无物，需要有中介（联系）。”“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早在20世纪40年代，还在美国工作期间，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步了解，更由于自身科学技术实践的切身体会，钱学森就提出了作为技术科学的“工程科学”。《钱学森手稿》第五部分“工程科学”中指出：“1947年夏，作者回国探亲，先后访问了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以‘工程和工程科学’为题，就工程科学的内涵和特点、研究内容和方法、当前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工程科学在中国发展的重要性等方面做了讲演。”钱学森的长期挚友、著名科学家罗沛霖院士认为：“《钱学森手稿》的第五部分是‘工程科学’，指旨在基本科学与技术之间起桥梁作用的科学。这是在20世纪中期兴起来并起巨大作用的一个科学范畴。……从《钱学森手稿》看，钱学森基于他在飞行器方面的研究实践，早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加以强调和倡导了。”

在中国政府高度关心和积极帮助之下，经过自己巧妙而艰苦的努力，钱学森终于冲破美国政府所加予的种种迫害和百般阻难，于1955年10月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伟大祖国。回国后不久，他于1957年发表了《论技术科学》一文，对他1947年以来在“工程科学”方面的思想作了回顾和总结。他指出：“技术科学，它是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互相结合所产生出来的，是为工程技术服务的一门学问。”同时，他还认为，对“技术科学研究的成果再加以分析，再加以提高，就有可能成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可见，钱学森正是由于找到了基础科学与工程技术的交叉和中介，才提出了技术科学的概念。这不仅体现了科学与技术的交叉结合，由此构建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一个中介环节，而且对人类认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是一个巨大的创造性的贡献，对促进工程技术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并且正在发挥着积极的影响。

2．思维科学的技术科学

钱学森关于思维科学的技术科学，大致包括以下这些内容：科学方法论、情报学、数理语言学、结构语言学、模式识别与知识系统学，等等。思维科学的技术科学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这些内容会随着整个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有所丰富、深化和发展，也一定会出现新的思维科学的技术科学的内容。

关于科学方法论。要了解科学方法论，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方法论。

什么是方法论呢？简要地说，就是关于方法的理论。关于方法论，国内外学术界有许多有代表性的界定和论述。就国内来看，主要有如下这些观点：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I）指出：“方法论（Methodology）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方法论在不同层次上有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之分。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探索实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互一致的最一般的方法理论是哲学方法论；研究各门具体学科带有一定普遍意义，运用于许多有关领域的方法理论是一般科学方法论；研究某一门具体学科，涉及某一具体领域的方法理论是具体科学方法论。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依存、互相作用、互相补充的对立统一关系；而哲学方法论在一定意义上说带有决定性的作用，它是各门学科方法论的概括和总结，是最一般的方法论，对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有着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它不仅是认识客观世界的武器，也是改造现实的武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全书》认为：“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通常分为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和具体科学方法论三个基本层次。三者之间具有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和互相补充的对立统一关系；哲学方法论在最抽象的层次研究思维与存在如何统一的方法，因而是适用于一切具体科学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

《哲学辞典》指出：“方法论是关于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式、方法的学说和理论体系。方法论同世界观是统一的。……唯物辩证法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势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方法论辞典》认为：“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式、方法的理论体系。方法论和世界观两者是统一的。……唯物辩证法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也是在任何领域中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唯一科学的哲学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自然辩证法通论·第2卷 方法论》指出：“方法论是从认识论角度总结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经验，探讨各种方法的性质和作用以及方法之间的相互联系，概括出关于方法的规律性的认识。”该书还认为：“方法论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层次，即比较具体的各门学科的方法论；概括出自然科学的一般方法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和概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从哲学的认识论的高度来论述的方法论。这三者大体上呈现着个别——特殊——普遍的关系。”

笔者认为，所谓方法论，是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理论。方法论是由具体科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包括自然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和社会科学研究等一般方法论）以及哲学方法论所构成的复杂的动态网络系统。唯物辩证法是唯一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在方法论体系中居于指导的地位，并不断汲取具体科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自身的深入开掘而不断地丰富、深化、发展自己。

另外，再来考察科学方法论。

何谓科学方法论？所谓科学方法论，是指介于哲学方法论与具体科学方法论之间的中介学科，它是一般的科学方法论，它是各门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和交叉科学）所共同运用的科学方法的理论。因此，它具有一般方法论的意义。

科学方法论是各门学科所运用的基本方法和一般方法的理论。现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基本的科学方法和一般的科学方法。诸如：系统方法、信息方法、反馈方法（包括正反馈、负反馈以及由前馈与负反馈藕合回路所构成的认识方法等）、功能模拟方法（含“黑箱”“灰箱”“白箱”方法和人工智能方法等）以及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等。现代科学方法论就是上述基本的科学方法和一般科学方法的理论。

思维科学的技术科学的内容十分丰富，除了上述的科学方法论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内容。这里，仅介绍其中的情报学和数理语言学、结构语言学的基本内容。

关于情报学。首先就要了解什么是情报。所谓情报，按照钱学森的说法：“情报就是为了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所需要的知识，要注意它的及时性和针对性的要求。”“情报还要经过一个活化、激活的过程。”因此，对情报工作要作两方面的分析和处置：“一个就是把资料收集起来，建立资料库，建立检索系统，以便于使用；再一个方面，就是把这些资料活化、激活了以后，变成情报。”“情报是激活了的、活化了的知识或者精神财富，或者说利用资料提取出来的活东西。”情报学“就是把情报工作上升到理论的、系统的学问，使科技情报工作形成一个有效的组织体系结构”。

关于数理语言学、结构语言学。恩格斯认为：“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脑和为它服务的感官、越来越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进能力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劳动和语言，为这二者的进一步发育不断提供新的推动力。”钱学森指出：“人类产生语言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第一个进步。有了语言表达，一个人在劳动中积累的经验就可以彼此交流。”当前，人们在运用人·机结合进行思维活动时，更需要有统一的、规范化的语言文字。但是，“目前计算机语言繁杂多样、各不相谋的现象令人忧虑”。

不仅如此，钱学森还从中国语言文字与思维活动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对推进思维活动的重要意义。1994年9月18日，在给戴汝为、钱学敏的信中，钱学森指出：“既然文学创作中要运用抽象（逻辑）思维、形象（直感）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那我国几千年古老的文学作品不就是三种思维的结晶吗？那我们为什么不从中国的赋、诗、词、曲及杂文小品中学习探讨思维学呢？它们是最丰富的泉源呀！”在同一封信中，他还认为：“我们总结极为丰富的对联文学，不能为研究形象（直感）思维做贡献吗？知道形象（直感）思维是从零碎材料找结构不就是一个开端吗？从思维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是值得的。”101983年6月2日，在给刘奎林的信中，钱学森在阐明灵感思维应从心理分析开始时，指出：“这同研究形象思维学要从模式识别和数理语言学开步一样，都是从思维科学的技术科学走向思维科学的基础科学。”1984年1月23日，在给李德华的信中，钱学森认为：“模式识别、科学语言学都会为形象（直感）思维提供素材。”

（四）思维科学的应用技术（工程技术）

这大体包括密码技术、计算机软件技术、情报资料库技术、文字学、计算机模拟技术、人工智能、智能机以及大成智慧工程（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技术）等。钱学森指出：“思维科学中直接改造客观世界的学问也很多，属工程技术阶层，有人工智能、计算机软件工程、密码技术、情报资料库技术、文字学和计算机模拟技术以及其他。”这里，笔者将选择其中的一些内容加以论述。

什么是技术呢？马克思认为，技术是人与自然的中介，是“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国际上有人把技术定义为：技术是“人类改变或控制客观环境的手段或活动。”钱学森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提出：技术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学问。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在同王寿云等人的谈话中，又指出，改造客观世界的学问就是技术。这就揭示了技术更接近于实践的内涵。

关于人工智能、智能机与思维科学的关系，钱学森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展现出丰富、深刻的思想。

1．人工智能、智能机对思维科学的促进作用

1984年10月9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我认为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就是思维科学的基础科学——思维学。”1984年12月4日，在给李泽厚的信中，钱学森认为：“为了扎扎实实地搞思维科学，宜从理论与实际两个方面去攻智能机，第一代智能机、第二代智能机、第三代智能机地干下去。不然，空谈何益！”1984年12月13日，在给张锡令的信中，钱学森指出：“走脑科学去搞思维科学的路不如走人工智能搞思维科学的路。而怎么走人工智能的路呢？搞智能机！怎么搞智能机呢？理论与实际并重，即您说的Sumuel的意见。”1984年12月20日，在给刘惠章的信中，钱学森认为：“思维科学的突破看来要靠人工智能与智能机的发展。”1985年6月12日，在给陈信的信中，钱学森指出：“思维学可以走两条道路：一条是宏观的道路，从观察人的思维功能入手，也可以称做人工智能的道路；一条是微观的道路，从分析人脑到神经细胞元、大脑皮层结构等入手，也可以称做是脑科学的道路。后者工作量极大，十分繁琐，近期不可能见效。所以在去年8月的会上，大家认为第一条道路更为现实。”1986年7月4日，在给陈堃的信中，钱学森认为：“我想辩证思维不能停留在论述，应该进一步用模糊数学、图论（超图论）和系统学（系统科学的基础理论）加以具体化，形成科学理论，最后上电子计算机，造出智能机。”钱学森于1986年9月5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更详细地论述了人工智能、智能机的研究以对思维科学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他说：“您说到思维科学的研究，我仍然以为其突破口在形象思维学的建立，而这也是人工智能、智能机的核心问题。因此，这也是高新技术或尖端技术的一个重点。我们一定要抓住它不放，以此带动整个思维科学的研究。”1986年11月28日，在给杨春鼎的信中，钱学森重申了他的上述思想，并且指出：“建立思维科学的突破口是形象（直感）思维学的创立，而我以为创立形象（直感）又必须同人工智能和智能机的研究、制造结合起来。”1990年11月8日，在给刘奎林的信中，钱学森认为：“搞思维学应从实际问题入手，才能有实实在在的进展；而具体做法可以是人工智能、知识工程，也就是叫电子计算机做人脑的助手，结成人·机思维。”1992年11月4日，在给汪成为的信中，根据汪成为读了钱学森的报告《抓住面向对象技术的机遇——把软件危机转化为软件动力》，钱学森指出：“我想这是一个思维学的问题，计算机软件在以前是完全按照抽象（逻辑）思维建立起来的，但人的思维还有形象思维。所以要人·机结合，我们一定要让计算机软件像人脑那样工作。”

2．人·机结合、人·机融合，以人为主

1988年7月13日，在给北京大学计算机专家马希文教授的信中，钱学森说：“我想所谓智能机也只是人的助手而已，还是人·机体系；只不过机器干得好了，人更解放了、更自由了。”1991年10月28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我看由人搞形象思维及抽象思维，让计算机搞它能搞的事以节省人的脑力劳动，这是人·机结合的、辩证思维的智能体系。大有可为！”1992年3月6日，在给汪成为的信中，钱学森认为：“我不以为能造出没有人实时参与的智能计算机，所以奋斗目标不是中国智能计算机，而是人·机结合的智能机体系。”1992年8月12日，在给汪成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各种软件是大有可为的，但它寸步离不开与实践经验的对比和纠正，这就是人的作用了，所以是人·机结合。将来软件设计得更好了，步子可以迈大一点，人的干预少一点，自由化程度高一点。”1993年9月28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认为：“智能机器人之所以智能，可能就在于能干点复杂些的事；所以要紧的是适应并反应比较复杂的环境。”在人·机交互、人·机融合的过程中，人将变得更加聪明。钱学森认为：“脑子不要花在记忆上了，那脑子还干什么？从繁重性的记忆脑力劳动解放出来的人，将有可能把智慧集中到整理人类的知识，全面考察，融会贯通，从而能够搞更多更高的创造性脑力劳动。人类将变得更为聪明，人类的前进步伐更将加快。”他还指出：“我们说计算机永远也代替不了人的全部思维，因为第一，计算机是人造的，人是计算机的主人；第二，当人从简单的、计算机能搞的思维解脱出来时，人的思维又可以向更高一级发展。人是会越来越聪明的，计算机总是不可能完全代替人。不这样考虑，就要陷入机械唯物论。”钱学森对思维科学与智能机的辩证互动及其科学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我说思维科学是孕育着一场新的科学革命。另一方面，思维科学的研究，又会推动智能机的发展，把人的知识、智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肯定是一场技术革命。”1993年7月3日，在给汪成为的信中，钱学森对人·机融合的灵境技术抱着极其乐观的态度，他指出：“我对灵境技术及多媒体的兴趣，在于它能大大扩展人脑的知觉，因而使人进入前所未有的新天地，新的历史时代要开始了！”1994年10月10日，在给戴汝为、汪成为、钱学敏的信中，钱学森认为：“灵境技术是继计算机技术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技术革命。它将引发一系列震撼全世界的变革，一定是人类历史中的大事。”1995年7月9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现在通过灵境技术以及有关的Virtual Prototyping Virtual architenture design，实在是搞人·机结合的形象思维。它们都使人的思维能力有一个飞跃。”1996年3月10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认为：“灵境技术的发展将导致人·机结合的感受，是更高层次的结合，也是人·机结合的第二阶段。”他还指出：“信息时代改造了人，人将会有一个飞跃，并进化到一个新的层次。”

3．大成智慧工程

1992年3月6日，在给汪成为的信中，钱学森在阐明了创立人·机结合的智能计算机的体系以后，接着指出：“最近我向王寿云同志提出一个新名词，叫‘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是专家们用计算机（可能要几十亿F10P）和信息资料情报系统一起工作的‘厅’。”1993年10月10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在评析了国际上相关的科学方法之后，认为：“那就只有用我们说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技术和HWSMSE了。我们是在攻最艰难的堡垒。”1995年4月20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要用人·机结合的网络集成！大有希望，可喜可贺！这一旦成功，大脑中形象库就大大扩展为计算机网络中的信息库，存量成百上千倍地增长，形象思维上升了，人·机结合创‘大成智慧’! ”

4．人·机结合、人·机融合的展望

钱学森在1985年5月26日召开的全国第五代计算机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思维科学的发展也恰恰要靠智能机、人工智能的工作。我们也可以说用思维科学来指导智能机的工作，又用智能机的发展，来推动思维科学的研究。”1994年5月20日，在给王寿云等6人的信中，钱学森对由人·机结合、人·机融合的智能体系所形成的大成智慧和大成智慧教育充满热情的期待，他说：“中心是大成智慧和大成智慧教育，也就是第五次产业革命所暴发的人·机结合的劳动体系。”1995年4月30日，在给戴汝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人·机结合的思维会不会导致出现比过去更聪明的人！今读张浩著《思维发生学——从动物思维到人的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感到肯定是如此的。”1995年10月23日，在给戴汝为、钱学敏的信中，钱学森更是豪情满怀地期望：“未来的人工智能工作是人·机结合的一项 ‘大成智慧’工程！……我们一旦进入这样的人工智能世界，人类也跟着改造了，将会出现一个‘新人类’，不只是人，是人·机结合的‘新人类’! ”1996年3月1日，在给汪成为的信中，钱学森指出：“从灵境系统开始的这种结合则是融合，是把人‘神化’了，成为‘超人’! ‘超人’的感受可以大到宇宙，小到微观，成‘仙’了！这真是人类历史的一次大革命，就如人类有了语言、文字！这将是21世纪后半叶的事。”

关于思维科学的应用技术（工程技术）的其他内容，为节省篇幅，恕不一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