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步行到距离宾馆十几米远的武术中心餐厅吃早餐。餐厅里有十二个女服务员，懒懒散散地待在那儿，她们大概占了整个少林村女性人口的四分之一。只有旅馆里的客人会在这个餐厅吃早饭，大多数日子里我是唯一的客人。他们要忙着准备的是午饭，来这儿一日游的旅客和商人一般只会来吃午饭。餐厅的女负责人，芳芳，走过来问她唯一的常年主顾在未来一年里想吃什么。
“肉。”我不假思索地说，就跟任何优秀的中西部美国人的答案一样。
她想知道除了肉我还想吃什么，她推荐了几道素菜。我告诉她我不介意吃什么蔬菜，只要每顿饭里有一道荤菜就行。
我不理解，满足我的要求为什么会让她那么为难。我们就细节问题来来回回讨论了好几分钟。我并不知道芳芳经营这个餐厅有一定的特许经营权，这是近期实施有控制的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她每年付给上级一定的费用以获得餐厅的经营权。上缴费用和经营成本之余的收益，她可以自己保留。但是我把我的费用交给了领导，他们又从我每月一千三百美元中分出一小部分给她。荤菜是所有饭菜中最贵的。当芳芳正推荐着各式受欢迎的素菜时，我仍坚持着要牛肉、鸡肉，或是猪肉，与此同时，她心里也正盘算着这些肉类食物的成本差异。
我们商定除了早餐，每顿饭都要有肉。我终于愿意接受足够的素菜，这会让我妈妈引以为豪。接着我又花了十分钟试图解释薯片的概念。芳芳甚至把厨师都叫了出来。我知道“土豆”的中文，但是我在词汇课上没学过“炸透的”这个形容词。我们最后进了厨房，坦白地说，我从未见过他们那种生了锈的炊具和腐烂肮脏的水池，我真希望自己从没有见过这一切。我力图用手势表达做薯条的过程，解释了油的高度要完全没过土豆片才行。
主厨盯着我看了一会儿，问道，“为什么用这么多油？”
“因为这样好吃。”
“这是浪费。”
芳芳和我回到餐桌上继续讨论。她的注意力又转到饮料。
“你想喝点什么？茶吗？”她问。
“不，训练时喝茶太热了。”
“啤酒？”
“早餐时难道要喝啤酒？”
“水呢？”
就在我一直苦苦寻找和尚的那天，我看到少林村里的一条小河，路南边是一片臭气熏天的河床。这个小镇的垃圾和人类排泄物就这样顺着那条小河流走了。农家的小男孩就在那儿拿着空瓶子灌满水，盖上盖儿，然后卖给小贩，小贩再卖给一拨新来的游客。在少林寺，我不打算喝任何未经煮沸的水。
“你们有可口可乐吗？”我问。
“你想在早饭时喝可口可乐？”
我马上就想解释一番，但忽然意识到我不知道“乡巴佬”这个词用中文怎么说。
于是我就简单地说：“是的。”
“我们没有那个，换成健力宝怎么样？”
我同意了，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这个中国软饮料的“国饮”，尝起来很像少糖少气的新奇士，没什么味道。早饭后，我决定去找卖可口可乐的小贩。
寺庙外面的院子里有一排摊位，大概十五个左右，都是些铁皮屋顶的小木屋，卖着相同的便利店商品，像煮熟的鸡蛋、包装好的午餐肉、瓶装水、汽水、啤酒、花生、香烟等等。我顺着摊位往前走，想找到卖可口可乐的人。他们全都卖健力宝，但是没有可口可乐，直到我到了最后一个摊位，一个老爷爷和他年轻的孙女在那里卖东西。
爷爷的脸饱经风霜，一双手上满是一辈子在地里辛勤劳作的印记。和很多农民一样，他迈着中国农民式从容不迫的脚步：靠农业谋生很艰辛，过程也很缓慢。他从凳子上站起来，又给我拿了另一个凳子坐下，就花了一分钟，然后，他又用了另一分钟坐回去。他向我指指孙女，后者走到摊位后面去找可口可乐了。就在这当口，他又颇费了点儿时间调整自己的凳子，以便坐得更舒服些。终于调好了，他拿出一盒中国香烟并向我递出一根。
“谢谢你，但是不用了，老爷爷。我不抽烟。”
“我有外国烟。”他在口袋里找了找，掏出一盒三五，这是个很受欢迎的英国品牌。
“不，真的，我不抽烟。”
“你喜欢万宝路？”他伸手去够装着香烟的木盒子，“这些是美国香烟。”
“不，真的，我真不抽烟。”我说。
他看上去微微有点儿受挫，我又一次被搞糊涂了。马上我就明白，递烟其实就是相当于说，“交个朋友，一起做生意吧。”交换香烟是所有宴会的序幕。接受别人的香烟，意思就是你愿意和别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拒绝别人的香烟，表示你不想和他做朋友，而且也不想做生意；或者，如果对方递给你的香烟是廉价的中国烟，这样你的拒绝就可能表示你是个势利眼，觉得给你敬的烟档次不够。当警察因为你触犯交通规则而拦住你时，第一件事就是向他递上一根烟。如果警察接受了，那表示只需警告你一下就可以走了；如果他不接受，就意味着你会收到一张罚单。因为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男人都抽烟，所以你说不抽烟，会被对方理解成一种怠慢。（女士一般都不抽烟，所以就不会受到这种形式的烦扰。当然，她们其实也吸烟。尽管只是很少一部分，但在沿海地区，吸烟的人数正在迅速上升。在那些年轻人看来，吸烟很酷，很洋气，是有权力的象征。）
谁敬烟和谁接烟是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是敬烟者对接烟者的青睐。在宴会上，地位低的男人们会争先恐后地跳到最有权力的人桌边给他点上一根烟。但如果是和你同等地位的人向你敬烟，那你也得拿根自己的香烟回敬给对方。中国香烟的礼节太复杂了，值得艾米丽·波斯特[1]写本书了，而且也十分古怪，足够让奥洛克[2]模仿了。
老爷爷一直在仔细地琢磨，他用老一辈人有条理的方式跟我进行礼貌的沟通，到底是哪儿出了岔子，最终他得出了一个中国人都会普遍得出的结论，而这一解释能把我从很多尴尬的情况中解救出来——老外都是既无知又粗鲁的，但那不是我们的错。我们就像大熊猫，一种行动缓慢但又非常迷人，而且濒临灭绝的物种，所以必须被原谅包容，并且加以保护，以免灭绝。愚蠢就是我们老外保护自己的盾牌。对于一个老外来说，最危险的就是熟知中国的行事方式，达到“中国通”的境界。一旦知道你实际上了解很多事，他们就会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你，这样他们就不会那么宽容了。但这种危险还没有落到我头上。
“你想来点花生米吗？”他问，“要不来个鸡蛋？”
“不了，谢谢。只要可口可乐就行。”他看着我笑了，好像我是一个失散多年的朋友。我也冲他笑了笑。就在我实在无法继续自己的笑容时，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如获至宝：“你更喜欢哪种烟，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外国烟太贵了，而且一抽就没了，但味道更好些。”
“外国烟多少钱？”
“人民币十块钱，中国烟也就两块钱左右。”
他的孙女拿着一罐可口可乐回来了，肯定被搁置了很久，上面落了一层厚厚的灰尘。老爷爷慢悠悠地把它擦干净，显得有条不紊。
“这个多少钱？”
“人民币四块五。”我很惊讶，在这儿和在美国一样贵。但是我已经放弃了所有其他恶习，现在只需要补充碳酸咖啡因。
“我要十罐。”
这引起了旁边摊位的骚动，其他的农民企业家倾斜着身子偷听我们的谈话。那个老外竟然要买这么多，这一消息迅速在众多摊位中传开了。
“那个外国人刚才说什么？”
“他要十罐。”
“哎呀！”几个女摊主叫了起来。
老爷爷无视他们的喧闹，派孙女去后边找更多可口可乐。可孙女只找到了五罐。他告诉我剩下的他一两天内就能弄回来。
那天我可真花了不少钱。那位老爷爷是个讨人喜欢的推销员。其他卖家在我路过他们的摊位时开玩笑地问我。
“嘿，想从我这儿买点什么吗？”一个卖家问我。
“你有什么东西？”我反问道。
“你要什么有什么！”他回答道。
就在我路过最后一个摊位时，那儿的老板娘问道：“老外，你从哪儿来的？”
“美国。”
“可口可乐是美国的。”
“对，对，对。”
她扭头跟她邻摊的女人说，“瞧，美国人喜欢美国的东西。”
这些商人在研究国际市场。
就在回武术中心的路上，我看到了正从另一条路上走来的游客。他们指着我，盯着我，互相笑着说，“你看，老外！”还有人冲我喊道，“哈罗，老外！”同时挥挥手。有些人甚至停下来拍照。但是所有人都会指着我大喊“哈罗！”有些年轻的女士会一直盯着我看，直到她们意识到这惹恼了她们的男友，然后，她们会用中文安抚他们，“他很高啊，真是太高了，”或者说，“他的鼻子真大。”
这种打招呼的方式在前四五百次时还有几分可爱，但是几周内过多的注意开始让我声名鹊起，就像当年名不见经传的西恩·潘刚刚与麦当娜结婚时的情形一样。当中国游客指着我喊“看，一个外国人！”时，我通常不会默默地承认这一点，而是会更频繁地指回去，然后喊道：“看，一个中国人！”快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我开始非常费劲地躲藏，避开游客，就像我刚到少林寺时，那些和尚们在寺里的做法一样，尽量避开游客和生人。
注释：
[1]艾米丽·波斯特，美国有关社交礼仪的权威。——译者
[2]奥洛克，美国电影演员，以善于模仿而著称。——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