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父已归。”

对于联合国投票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斗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并非毫无准备。由于对即将发生的暴力的高度警觉，双方已在暗中准备多时了。

1945年早春，凯伦·卡耶梅特（Keren Kayemet）街15号，大卫·本-古里安在他简朴的住宅，在乱哄哄的书房里接待了一位访客。书房里收藏着几千本哲学和历史书籍，他不知疲倦的心灵曾经徜徉其中。在这些图书的环绕下，本-古里安招呼这位登门拜访的客人，示意他坐在一把椅子上。从打开的一扇窗子外面，两人可以听到半英里外传来地中海拍打着特拉维夫海岸的声音。这间摆满图书的书房，是本-古里安的私人城堡，是他的圣所，每天晚上他都会退守其间，伏案读书、工作。没有什么人或事，能剥夺这位犹太领袖每天哪怕只有30分钟的晚间习惯。

本-古里安的访客是一位美国政府高官。几星期之前，他参加了旨在重新部署战后世界格局的雅尔塔会议。本-古里安越听越投入，访客披露了会议期间他参与的一次私人谈话的细节。参与谈话的有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和约瑟夫·斯大林。主题事关巴勒斯坦。

这位美国官员说，斯大林告诉丘吉尔，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犹太人问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苏联打算支持这个解决办法：“那就是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

听到他的访客复述了这位苏联统治者的话，本-古里安不由得站了起来。数年后，他回忆道，就在那一瞬间，他第一次确信，犹太民族将在巴勒斯坦拥有一个国家。在斯大林——本-古里安刚刚明确获悉他对巴勒斯坦的想法——统治下的苏联，以及对公共意见做出回应的美国的双重压力下，英国终将被迫满足犹太人的这个愿望。

本-古里安重新又坐了回去，仔细掂量着他刚才听到的这一席话的分量。多年以来，犹太复国主义的外交，主要将力量集中于让全世界承认犹太民族拥有组建一个国家的权利。从今往后，将会有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准备用武器捍卫这个国家。本-古里安明白，即使全世界各大列强在法理上赞同他的民族拥有一个国家，他们也只有靠自己，才能使这个国家成为现实。他确信，只有和阿拉伯国家决一死战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他们的生存以及拥有一个国家的梦想，将有赖于他们是否为了这场决战做好充分的准备。

1945年4月6日，就在大卫·本-古里安接待他的美国访客后不久，在穆罕默德·赛义德·哈吉·爱敏·艾尔-侯赛尼（Mohammed Said Haj Amin el Husseini）的生涯中出现了一个大逆转，作为耶路撒冷的穆夫提、穆斯林社区的精神领袖，他命中注定将成为本-古里安的死对头。这个逆转发生在纳粹德国首都的一次午宴上。曾几何时，哈吉·爱敏在柏林斯兰道夫西区歌德大街的私家公馆里招待过纳粹德国的领袖们。那天上午，在一位朋友的公寓里，餐桌边第三帝国的唯一代表，是党卫军的一个保镖兼司机，他曾经开着一辆烧木炭的奔驰车，将穆夫提从奥地利的巴德加斯泰因（Badgastein）载到柏林。这位保镖面前的餐盘里，是一种浸泡在醋里的红色芸豆糜，一种埃及农家菜，德国人认为只适合牲口吃，称之为“烂污”（foul）。而就是在几个月前，这张餐桌上还摆满了来自被占领的欧洲各国的美味佳肴。在一片如同丧宴的阴郁气氛里，和哈吉·爱敏在一起的还有自1941年10月以来的一批追随者。当时，他装扮成一个意大利外交官的女仆，躲过了英国的拉网式搜捕，从德黑兰一路步行到土耳其边境，然后直奔柏林。

哈吉·爱敏坚信，德国的胜利将实现他为之献身的政治生活的目标——将犹太人赶出巴勒斯坦，将英国人赶出中东——他把赌注押在了纳粹一边。穆夫提运用其个人的威望及其宗教教职的影响力，竭尽全力确保德国的胜利。他招募阿拉伯情报员深入英国战线，在敌人后方搞破坏。他组建了两个南斯拉夫穆斯林连，替党卫军卖命。他为德国入侵突尼斯和利比亚提供方便。他的情报员提前48小时警告德国国防军，盟军将在北非登陆——只是该情报被忽略了。他完全清楚最终解决方案的致命后果，却想方设法阻止那些难逃厄运的受害者从党卫军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毒气室移民巴勒斯坦。1943年，他亲自干预帝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阻止4000名犹太儿童从保加利亚移民到巴勒斯坦。

哈吉·爱敏·侯赛尼押错赌注了。提醒他和为了他的事业而团结在他身边的人们失败就在眼前的，乃是在他吃午饭的公寓窗外就能听到的盟军轰炸柏林的飞机的轰鸣声。和大卫·本-古里安一样，哈吉·爱敏现在要为这两个民族之间的下一轮斗争做准备。他做了一个手势，让党卫军保镖到轿车里取东西。那个德国人回来时，手中提了一麻袋红十字战俘包。穆夫提一言不发，将它们分发给桌边的每一个人。接着他又从自己的黑色长袍里面拿出一只皮袋，从皮袋里抽出厚厚一叠纸币：瑞士法郎、美元和英国的黄金券。他仔细地将其分为12份，每人各得一份。

一如三年以前德国军队貌似胜利在望的欢庆时刻那样，他的淡蓝色眼睛无动于衷、沉着冷静，哈吉·爱敏对他的追随者说：“现在我们一切都结束了。你们每个人要尽快回到家乡。我们将在另一种环境下开展斗争。”

然后他站立起来，迈着他标志性的碎步，迅速离开房间，就像一个保姆悄悄离开濒死之人的睡房。

哈吉·爱敏·侯赛尼是那种混合着各种不同品性的人，但是却从未对宗教有过深刻虔诚的信仰，甚至在1922年3月某日，应英国首任巴勒斯坦高级委员会的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Herbert Samuel）之召，从这位犹太人手中接受穆夫提——伊斯兰教第三座最重要城市的宗教领袖的任命之际，也是如此。在爱资哈尔大学的两年学习，几乎没有让年轻的哈吉·爱敏成为神学家。他厌倦神学，转而选择了另一种不同的但更加适合自己的职业，在土耳其军队里当一名候补军官。凭着一头亮红色的头发、一双犀利的蓝色眼睛，还有腰间垂着的一把长剑，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时髦人物，而且是那么时髦，以至于很快获得耶路撒冷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青睐。通过他们，他又获得英国人的青睐，很快就当上一个情报员。知道英国对阿拉伯人的承诺，深信他们注定会成为他的民族的解放者，他成了一名狂热的亲英分子。

当哈吉·爱敏从公布的《贝尔福宣言》和《塞克斯-皮科协议》中看出了英国的背信弃义的证明，这位狂热的改宗者就变成了一名狂热的背叛者。从此，在哈吉·爱敏的仇恨排行榜中，英国取代了他的犹太宿敌，独享头号敌人的尊荣。他辞去在苏丹为英国做顾问的工作，回到耶路撒冷。在这座他出生的城市的街道和露天剧场，散布最初一轮对犹太移民模糊不清的不满情绪时，哈吉·爱敏·侯赛尼最终找到了他真正的志业：将那些咖啡馆里胡拼乱凑的情绪和反复传扬的气话变成暴戾的怒气。

1920年复活节的星期天，他对该城不满情绪的操控顺理成章地达到了巅峰：从老城人声鼎沸的露天剧场和小巷里，冲出满街的阿拉伯人，在雅法门和犹太人狭路相逢。在接踵而至的冲突中，12人被杀：6个犹太人，6个阿拉伯人。他们被杀乃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这两个闪族民族之间的第一次流血冲突。从此，阿拉伯巴勒斯坦的要害地区和开阔的郊区属于英国人管辖，但是村庄和露天剧场就成了哈吉·爱敏·侯赛尼的封地。

他在暴乱中扮演的角色让他缺席审判获刑10年。哈吉·爱敏以他天生的狡猾避开了抓捕，逃到外约旦。

他的流亡生涯并不长。不久，巴勒斯坦最重要的穆斯林宗教机构、耶路撒冷穆夫提职位出缺。英国负责从穆斯林著名人士社团提名的三位候选人选出一位担任该职。里奇蒙德（E. T. Richmond），一位强烈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委任统治当局的政治秘书，决定将这个职务授予哈吉·爱敏。他说服那位作为犹太人而竭力保持中立的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爵士支持他的建议，他提出的理由是，这个职位可以让他变得有责任心。

于是英国人任命了一位他们的终身死敌执掌巴勒斯坦穆斯林最核心的机构，对这项任命，高级专员只是附带提出了一个温和的要求：他让哈吉·爱敏回家后蓄起大胡子，好让28岁的他有一种和新职位相匹配的尊严相貌。

一时间，英国的决定似乎是明智的。哈吉·爱敏沉默了。他还有比骚扰他的敌人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不辞辛劳地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他确保自己被选上最高穆斯林会议主席，以便全盘控制所有巴勒斯坦宗教基金会。他接管法院、清真寺、学校、墓地，不久全巴勒斯坦穆斯林的生生死死都在哈吉·爱敏的看顾之下了。谢赫、教师、官员，不管职位多么低微，如果不首先确立对穆夫提个人的完全忠诚，就得不到任何任命。在全国受教育阶层的鄙视和怀疑下，他将对自己的忠诚建立在露天剧场和村庄，建立在无知的坚固磐石上，用救济和武器的许诺将他的追随者团结在他周围。

在1928年9月24日的赎罪日，哈吉·爱敏找到了他寻找已久的借口，以建立自己的组织，企图创造他的时代，那就是在哭墙上做文章。那天，犹太人在墙边竖起一块可移动的板，将男女分开祈祷。这本是个微不足道的举动，但是谁也没有哈吉·爱敏那样清楚，数百年来耶路撒冷人的观念，已经习惯于将任何细微的宗教举动赋予某种重大的政治意义，每一种现状都是一座受到狂热守卫的堡垒。该城的基督徒为了争取小到拆除圣墓大堂一条台阶这样的权利，而奋斗了好几代人。穆夫提指责犹太人侵占了穆斯林的财产，指出他们的目的是要占有圆顶圣石清真寺，他精心策划，掀起了一场愈演愈烈的宗教狂热的浪潮。

一年以后的一个星期五，穆斯林的主麻日。那天，在圆顶圣石清真寺，穆夫提的晌礼讲经别出心裁。他聪明地让英国人蒙在鼓里，劝说民众他有保护清真寺的责任。除英国人外，民众都知道他们现在要做什么。哈吉·爱敏也知道。晌礼过后，他穿着黑色长袍，从他哭墙的小花园阳台上，一言不发地看着哭墙下面开始动手的人群。

这时，他挑拨起来的暴动传遍了整个巴勒斯坦。暴动结束时，100多名犹太人死亡，哈吉·爱敏·侯赛尼成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无可争议的领袖。

1935年，他的一些追随者展开小规模的游击战，抵制从纳粹德国来的移民大潮。哈吉断定，他的人民准备赴死而战。他要通过圣战给他们提供一个赴死的机会，其野心勃勃的目标已经不仅仅限于把英国人从巴勒斯坦赶出去，然后用他自己的方式，从容不迫地解决犹太人问题。

他的大胆行为从六个月的总罢工开始。他未能迫使英国让步，于是又将罢工变成一场武装起义。穆夫提的暴动起初是针对英国人和犹太人的，后来从最初的目标转向他的阿拉伯同胞。慨然赴死的目标变成了针对来自侯赛尼敌对部落的敌人，最终则是任何因其社会地位或者职业而引起侯赛尼怀疑的人。土地所有者、学校教师、政府官员、教士，有时还包括被控读写英语太好的人，所有人都遭到枪杀。人们开始雇用穆夫提的枪手消灭自己的仇敌。在城镇里，谋杀通常发生在露天广场。清晨时分，人们按照阿拉伯传统出门购物，枪手就会从受害者后面快步上前，从长袍里掏出手枪，开枪，然后迅速转移。在农村，他们在夜晚行动，一群人冲进房间，将人杀死在床头。

两千余人死于这次邪恶的内部流血事件。正当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培养日后将成为其最大资源的青年领袖和社会组织之际，哈吉·爱敏·侯赛尼却在有条不紊地剥夺阿拉伯人的这些资源，以其怒火中烧的狂热主义扼杀进步以及任何理性思维的趋势，以其无知村民的长枪威胁受教育的精英阶层，他将一代阿拉伯人领袖置于恐惧和沉默之中。

声音轻柔、慷慨大方、平静优雅的哈吉·爱敏站在这一切的垓心，对来访者从不大声说话，还礼貌文雅地端上一杯咖啡。他那保养得洁净无瑕的手指，不动声色地晃动一下，就足以置人于死地。对于自己的安保工作，他做得十分谨慎到位。没穿防弹衣，没有六名黑人保安护驾绝不出门。出门旅行的座驾是一辆装甲奔驰轿车。他约会不是迟到就是早退，从不准时。

当英国人最终决定逮捕他的时候，穆夫提装扮成乞丐从老城逃到雅法，那里有一条渔船将他秘密送往黎巴嫩。

在贝鲁特，穆夫提在法国人温和的看护下继续他的反抗，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9月的一个夜晚，他默默地吮着橄榄，问一个朋友：“你觉得德国人会比英国人好吗？”

穆夫提心里早有定论。早在1936年他就和德国人建立了联系。法国客气地将他从贝鲁特赶到巴格达，在轴心国的帮助下，他在那里阴谋推翻一个亲英政府。阴谋败露后，他赶在英国大军拥入之前抵达德黑兰。当1941年9月英国和苏联进军伊朗时，他又在柏林和阿道夫·希特勒勾结在一起。

1945年4月，哈吉·爱敏·侯赛尼在柏林参加了最后的午宴，又过了六周后，他和两名追随者被关进了巴黎的舍尔什-米蒂（Cherche -Midi）监狱。他们乘坐一架德国空军教练机逃往奥地利的克拉根福特，希望在瑞士避难。在遭到粗暴拒绝之后，哈吉·爱敏选择掉头前往法国。在巴黎，他的人生道路似乎注定要将他引到纽伦堡战争罪犯审判的“荣耀”席位，而一纸宣判将把他清除出巴勒斯坦的政界，由此开启一条让更加温和的阿拉伯领导人掌权的道路。

这样的审判有大量证据。收集这些证据的正是哈吉·爱敏在奥地利巴德加斯泰因时最喜欢的女仆，一个犹太女人，同时也是犹太代办处安插的跟踪他活动的密探。她如此成功地在穆夫提眼皮底下隐蔽自己，从未被发觉，以至于他离开时还以他表达情感的特有方式，奖励给了她一大笔小费。

但是哈吉·爱敏根本没有去成纽伦堡。法国人对英国将他们赶出叙利亚和黎巴嫩至今仍愤愤不平，他们乐意扣留爱敏，好为难一下英国人。穆夫提被告知，戴高乐将军“对你的事情很感兴趣”。穆夫提及其追随者非但没有入狱，反而在警察的重重把守下住进了巴黎郊外的一幢别墅。

英国人不愿意冒险让他们殖民地的穆斯林的愤怒情绪爆发，除了发表一些道貌岸然的声明外，按兵不动，不把他送往纽伦堡。最后，在1946年春列昂·布鲁姆（Léon Blum）访美期间，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领袖告诉他，将穆夫提送上纽伦堡审判，能换取美国的经援。出于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同情，布鲁姆同意了。但是总理乔治·皮杜尔反对。穆夫提被委婉地告知，最好悄悄离开。1946年5月29日，他剃掉大胡子，穿上一件商人的服装，用一份伪造的叙利亚护照以及一份旅美特许证明，登上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埃及。

四天以后，一份只有三个字的电报送到了他在耶路撒冷的总部。电文写道：“父已归。”从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领导权重新落在这个狂热的、从不妥协的人身上。英国人准备一举替代他的那些明智的、受到西式教育的年轻人开始回头看还会有谁跟随他们，突然发现，很有趣的是，穆夫提已经很长时间不是他们所关心的话题了。

在此后的一年半里，哈吉·爱敏·侯赛尼，就像大卫·本-古里安一样，为着双方领袖都深知即将到来的民族冲突做好充分的准备。在黎巴嫩山区旅游胜地阿雷（Aley）的宾馆房间里，他逐字逐句地揣摩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展开的最后讨论。黎明时分，在打给耶路撒冷的电话中，他命令开展他在柏林的最后一顿午餐时发誓要进行的首次战斗行动。正如他在27年前事业初创期间一样，他这一生斗争的最新阶段，也是从他最熟悉的耶路撒冷的露天市场开始的。

12月1日凌晨，人们开始在露天剧场聚集。“街头行动”是哈吉·爱敏对联合国投票的回答。耶路撒冷城里的阿拉伯商人关闭了他们的商店，在他们的门面上用石灰水刷上新月或十字架，避免那些准备响应穆夫提三天总罢工号召的人把愤怒转移到他们的头上。至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分治之夜的纵情欢歌已告结束。此时，一个别有用心的谣言开始四下传播：雅法门有两个阿拉伯女子遭到犹太人强奸。聚集起来的阿拉伯人很快就失控了。人们汹涌前行，裹挟着越来越多的声援者，大批工人、流浪者、裹着黑白格子方巾的农民、激动的青少年、穿着工作服的好奇的店主、咆哮的妇女，就像决堤的激流拥向犹太区。16岁的纳迪·达耶斯（Nadi Dai'es），一个在巴克莱银行附近巴士公司端咖啡的男孩，在这群人一扫而过的时候，顿感“一股民族情感”涌上心头。他突然兴奋起来，甩掉咖啡盘，加入了人群。

在击掌啦啦队的指挥下，人们有节奏地呼喊阿拉伯语口号，挥舞着丛林般的木棒和铁棍。一个倒霉的犹太记者亚设·拉扎尔（Asher Lazar）正好路过，被人从轿车中拉出来，打了个半死。

目睹他们向玛丽公主大街（Princess Mary Avenue）突进，兹维·西奈（Zvi Sinai），一个哈加纳观察员，认为英国人随时会前来阻止他们前进。他看见的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同样是这些警察，24小时前还在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喝酒庆祝，现在令他吃惊不已的是，他们竟冷冷地看着前进的示威人群，好像他们只是一小撮喝醉的本科生，到皮卡迪利广场庆祝牛津-剑桥划船赛似的。

意识到警察的袖手旁观，暴徒们便冲进一个称作商业中心的杂乱的犹太市场，里面有许多犹太人的商铺。暴徒们挥舞着大棒攻击那些恐惧的犹太店主，敲碎玻璃，破坏门铰链，闯进商铺，从货架上抱走商品。小孩子们蹦蹦跳跳地冲进甜食铺，往他们的嘴里、口袋里塞满黏黏的糖块和哈尔瓦糕。成年人则将便宜的货物拖到一边，专挑他们能找到的最好的商品——成捆的布匹、鞋帽、床单，成箱的罐装食品。有些警察甚至助人为乐，开枪打开门锁，而且至少有一次，用装甲车撞开了一家铁板烧餐馆。

近半数商铺被劫，接着就开始纵火。不久，黑乎乎的浓烟飘荡在犹太区的每一个角落，烟灰飘满了整个新城。一些区域的阿拉伯居民试图制止破坏。萨米·阿布琐安，那位演奏小提琴的牙医，灭掉了他公寓下面一家商铺的大火，然后走出门，在一些还没有遭到暴徒破坏的商店门面悄悄画上十字架。那些是他的犹太朋友的商店。

这些努力杯水车薪。整个地区很快就烈焰腾空了，英国警察的警戒线却阻止哈加纳进入现场救火。

非法组织伊尔贡-茨瓦依-柳米（Irgon-Zvai-Leumi）的一批突击队员冲进瑞克斯电影院的放映室，决心报复阿拉伯人的暴力行为。他们用电影胶片卷点燃地板，开始纵火。数分钟内，这家大型剧场被付之一炬，燃烧的屋顶将耶路撒冷最粗大、最浓黑的烟柱送上天空，直冲天际线。

几个街区之外，一个阿拉伯人静静地站在他家的阳台上，用照相机记录着这个景象。安东尼·阿尔宾那（Antonie Albina）的照片将收入阿尔宾那的家族相册。他是这家剧院的所有人，他的剧院就在自己的照相机镜头前被付之一炬，剧院门框上仍然张贴着那个星期他为耶路撒冷同胞准备的电影——《乐意效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