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终于，我们是一个自由的民族了。”

在这个经过改造的溜冰场里，有一拨人即将决定那块世界中心土地的命运，与此同时，远在6000英里之外的圣城耶路撒冷，正无动于衷地等待着其命运的最新消息。

无论在她古老的犹太圣殿献祭动物，还是基督献祭给十字架，还是在城墙上不断更新的献祭，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像耶路撒冷那样生活在血腥的诅咒之下。然而，她的名字，据传来自古希伯来文“Yerushalayim”，意思却是“和平之城”，她的首批居民是从橄榄山上下来的，他们原先住在山上一大片象征和平的棕榈树下。这里的先知们都宣称上帝带给人和平，犹太国王大卫曾定都于此，称“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世界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均将耶路撒冷视为圣城，它的每一块石头都打上了神圣的烙印，它的墙垣承载着以宗教的名义犯下的滔天罪行。大卫和法老，西拿基立和尼布甲尼撒，托勒密和尼禄，提多和布永的戈弗雷的十字军，帖木儿和萨拉丁的撒拉森人都曾在此排兵布阵、烧杀抢掠。

而今，在11月午夜的墨色天空下，耶路撒冷呈现出一片平安景象。远远地有一圈灯光像卫星一样环绕着它：在北面是拉姆安拉（Ramallah），东面远处是死海平原、耶利哥，南面是伯利恒。附近有第二道灯链，从一座山头越过又一座山头，在夜色中守卫着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其中最重要的灯光来自卡斯特尔村（Kastel），它坐落在一座山头上，扼守着耶路撒冷唯一一条通向大海的道路，实际上这条道路是十万耶路撒冷犹太人的生活补给线。在那个11月的夜晚，这条绵延数英里的柏油路，成了犹太人的耶路撒冷生死存亡的关键。这条道路沿线的灯光无一例外属于阿拉伯社区。

这条公路有一段称为雅法路，耶路撒冷就从这里开始。它是这座城市的主要商业干道，两边排列着银行、商店、咖啡厅和剧场，混合着东方和中欧犹太区的独特生活方式。在它的北面簇拥着许多犹太会堂。狂热的、正统犹太教哈西德派捍卫者住在米亚·夏林姆（Mea Shearim）。南边是该城的现代犹太区。再向南，就主要是一批同样现代化的阿拉伯居住区。

雅法路的尽头便是高傲而庄严的老耶路撒冷城墙，它将老城禁锢在这一圈壮观的石头里面。裹挟在一大片迷宫般有拱顶的巷子和隐蔽的通道里面的，是五万民众，他们各按种族和仪式分割成相互独立的隔都。犹太区、亚美尼亚区、基督教区和穆斯林区，这些传统的居住区就是围绕着既是耶路撒冷的荣耀，又是耶路撒冷的诅咒的三大圣地的神经组织。

犹太区以东200码，在一条不足十英尺宽的小巷，环绕着一面巨大而不规则的石墙。这些石头就是所罗门圣殿的花岗岩遗迹，犹太教的精神中心——哭墙，犹太教两千年来哀恸自己流放的象征性灯塔，在千百只手、嘴唇和前额的充满敬意的爱抚之下散发着赭色的光泽，这些石头抵抗住了千年来降临在耶路撒冷的每一次天灾人祸。有一些穿黑色外套的正统犹太人，晃动着身体，应和着他们古老祈祷词的唱歌般的旋律，在这个圣龛边永远地守卫着既光荣又哀伤的历史。在这面巨大的石墙的缝隙里，塞满了纸条和便签，有的表达对上帝的忠诚，求他祝福新生的男孩、身体不适的妻子、萎靡不振的企业，尤其是在这个11月的夜晚，祝福他的子民得救。

数百码开外，有两幢石头的穹顶建筑和一幢罗马式钟楼，它们曾经是照亮在夜色中满载香料的商队的又一座灯塔，这个圣地就是当初欧洲民众狂热参与的十字军的目标。这些石头建筑环伺着基督教世界最为神圣的圣龛——圣墓大堂，它建造在传说中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山头。那里麇集着台阶、石柱、祭台和圣堂，各种基督教派的教士在那里会集，希腊人、科普特人、拉丁人、亚美尼亚人、迦勒底人、叙利亚人，他们互相反感着对方，向他们各自复活的救世主唱着相似的圣歌。

对于另一种信仰而言，耶路撒冷重要的象征位于东边。圆顶清真寺（Qubbet es Sakhra）安详雄伟地坐落在空旷的广场上。在其宏伟的圆顶之下，在刻满至仁至慈、绝对独一的真主铭文的清真寺里面，有一块灰色岩石，就是古时候的摩利亚山。那块岩石上有淡淡的印迹，虔诚的穆斯林认为那是天使哲布里勒的手印，天使将这块岩石带到人间，让先知穆罕默德在那天晚上乘白马从这块岩石上登霄。

以同样的极大热情环绕在老城屋顶上的，还有教堂钟楼的风琴、宣礼塔的热切召唤，以及犹太会堂的羊角号，让耶路撒冷去做无尽的祈祷。对于城里的千百万人而言，它们提醒着耶路撒冷只不过是一次神秘之旅的中转站，这次神秘之旅的目的地是穿越该城东墙下面的一条深深的沟壑。那里，在橄榄山空旷的山坡下，有一条圣经时代的约沙法谷。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最后审判的号角将在那里吹响，召唤所有人类的灵魂到那里去。这一预言令耶路撒冷成为一座人类往彼处去死、往彼处去生的城市，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散乱地长眠于山谷中一片白色墓碑的海洋下面，生前在耶路撒冷未能获得的，死后获得了：他们为此城所有权的主张在此终于获得和解。

除了耶路撒冷的传统分区外，最近又多出了一种新的分区。由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和英国当局的冲突，英国人用铁丝网将犹太人社区划分为几个英国控制下的安全区，其中一个便是包含生活设施在内的大片核心区。城里的犹太人用英国外交大臣恩斯特·贝文（Ernest Bevin）的名字，将它蔑称为“贝文格莱德”。尽管如此，对所有片区而言，随着1947年11月29日的暮色降临，耶路撒冷就要获得在过去300年来从未有过的喜乐：统一。在家里，在咖啡馆，在俱乐部，耶路撒冷的民众被一条电线以及一种共同的痛苦和焦虑串联在一起，犹太人也好，阿拉伯人也好，都围坐在收音机旁，聆听与这座城市命运攸关的遥远的争论。

那天晚上，如同他们婚后生活的每一个夜晚，安巴拉·哈利底和萨米·哈利底（Ambara and Sami Khalidy）夫妇端坐在他们书房的壁炉旁。安巴拉坐在那张快散架的书桌旁，她曾在此翻译第一部阿拉伯文的荷马作品，萨米坐在壁炉旁的皮手扶椅里。在他们周围的墙面上，成排摆放着皮质封面的图书，闪耀着桃花心木般的光泽，默默见证着它们在这间书房的权利，它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图书馆的文献。公元638年，哈立德·伊本·艾尔-瓦立德（Khalid ibn al-Whalid）率领奥马尔哈里发的常胜武士骑马进入圣城，从那以后，耶路撒冷就有了哈立德家族。这个家族持续为耶路撒冷穆斯林社区提供学者、教师与谢赫等知识的酵母，作为家族最近的代表，萨米·哈利底是耶路撒冷阿拉伯学院的院长。商铺老板的儿子、显赫的阿拉伯家族后裔、贝都因谢赫的子嗣——萨米·哈立底竭力让他们都进入他的学院就读，他们可是他用来塑造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新一代领袖最充满希望的原材料。此刻，萨米·哈立底明亮的蓝眼睛蒙上了一层忧虑，仔细聆听从收音机里传出的每一个字，心想着命运是否要把他的年轻学生准备领导的国家，从他们手中夺走。

在希律门附近的小公寓里，36岁的哈梅赫·玛贾吉（Hameh Majaj）和他年轻的妻子正在描绘着来年春天在耶路撒冷外面建造一幢小屋的蓝图，冲淡了收音机里播放的新闻对他们的影响。整个秋天他们都对这幢屋子魂牵梦萦，它承载着哈梅赫·玛贾吉提高终极幸福指数的期许。

玛贾吉很小就成了一个孤儿，成人之后的他害羞、独来独往。三年前，有一位漂亮女孩出现在他的邮局柜台，来找工作，从那个瞬间起他的幸福就开始了。他最终给她的一份工作就是当他的妻子。后来她为他生了两个孩子。他刚刚付清他们打算建房的地皮款项。就连那块地的编号13，似乎也是一个幸运的数字。

在凯蒂·安东尼奥丝（Katy Antonious）脚边，仆人们将布摊在凹凸不平的石头上当作餐桌，上面密密麻麻摆满了阿拉伯人称之为美滋（mezze）的小吃。即使在此命运攸关的夜晚，这位阿拉伯杰出历史学家的遗孀，仍然忠实于她20年来所扮演的角色：阿拉伯耶路撒冷的第一女主人。几乎没有一位知名的来访者不会经过她家门上镌刻着阿拉伯文“欢迎入内”的拱门。在她的镶木地板上，曾走过国际社会的各色人等：主教和阿拉伯王公、学者和将军、诗人和政治家。

凯蒂决心以这样一种方式度过这个夜晚，来体现对耶路撒冷古老城墙持之以恒的忠诚：她邀请食客们前往鹳鸟楼（Stork Tower），她在那里的四方形楼顶举办露天晚餐。那座楼牢固地矗立在耶路撒冷老墙的东北角，800年前，阿拉伯人的前辈曾在那里顽强抗击布永的戈弗雷的十字军对耶路撒冷的又一拨入侵。

耶路撒冷城的另一头，在犹太人新区一幢简陋的石头房屋里，另一位妇女紧张地抽着烟，心情烦躁地把弄着铅笔和纸张。她也是一位知名的耶路撒冷女主人，不过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女主人。她的沙龙就是厨房，炉子上煮的咖啡被好客的她不断注入客人们的杯子里。两代犹太复国主义者曾在这间厨房里留下欢笑和争论、诅咒和哭泣、规划和绝望。她不断地抽烟、送上咖啡和糕点，已然成为新一代犹太少年永恒的母亲。

在一定意义上，她在这个晚上获得了新生。她的父亲是木匠，手艺高超，使他能够获得特权，在沙俄禁锢犹太人的定居区之外的基辅居住。这个特权也是微不足道的，只是令一个犹太人比他不幸的亲戚忍饥挨饿的速度稍微慢一些而已。1898年前，她生过六个孩子，其中五个夭折了。她父亲把她带到另一个应许之地，在一座美国城市的街道上，17岁的她在为第一世界大战期间大屠杀受难者募捐的过程中，确立了犹太复国主义的信仰。

她把全部生命奉献给了这项事业。在她看来，这个晚上代表着她为之而生的一切事物的顶峰，这是对她生命的肯定。按理说，她属于那种最爱交友的女子。但是这几个小时的情绪太值得珍惜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决定独处，身边放着一杯咖啡、多到抽不完的香烟，还有一个笔记本，用来记录每一张将实现她生命中的梦想的选票。

距果尔达·梅厄家不远，30个巴勒斯坦头号通缉犯也在聆听着一台破旧的立式飞利浦收音机，收音机放在一张桌子中央，周边散乱地堆放着煎蛋卷、大黄铜咖啡壶和十几瓶打开的伏特加。不到四分之一英里之外，铁丝网层层设防的地方就是英国安全警察总部，警官们花了两年时间在巴勒斯坦四处捉拿这些犯人。

在桌子的一头，有一个秃头的男子，只剩下一绺鬈发，因而变得难看，他每说一句话，宽阔的胸膛都要随之起伏，正是这个男子将他们召集在这间房屋里。他是这拨人中的斗士，在这拨人中，有一个采石场主、一个艺术品商人、一名新闻记者和一位哲学博士。他并非靠某项技能赢得追随者的赞美，并且让英国警察苦苦追捕。伊扎克·萨底赫（Yitzhak Sadeh）是哈加纳的精神领袖，也是其精锐突击队帕尔马赫（Palmach）的缔造者。

他用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则武装帕尔马赫。它是一支没有识别符号的军队，对制服和训练毫不在意、纪律散漫；在这支军队里，军衔只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最先被杀死。

这时有人问萨底赫，他认为刚开始的投票会是什么结果。

他神情庄重，不苟言笑。“我不在乎，如果投票是积极的，阿拉伯人就会向我们宣战，”他说，目光扫视着他年轻的军官，“他们的战争会让我们5000人丧命。”

他旋即又补充道：“如果投票是消极的，那么我们就会向阿拉伯人宣战。”

房间里一片沉默。收音机开始宣布通过的票数。萨底赫探出身体，从身边的酒瓶里小心翼翼地给自己斟了满满一杯伏特加。

他向年轻的部下举起杯子。

“我的朋友们，”他的微笑中带着一些悲哀，“你们可以为所有选票干一杯伏特加。”

在巴勒斯坦广播电台的电报房，各国票数的消息正源源不断从电报打印机中传来。一名犹太外勤人员带着一份抄件，匆匆穿过一座小院子，跑进希伯来语播音室；另一名阿拉伯外勤人员则拿着另一份，穿过同一个院子，跑进八码外的阿拉伯语播音室。

在那里，哈希姆·努赛比（Hazem Nusseibi）为等候一旁的播音员写出阿拉伯语译文。看着计票数的增加，努赛比心想，现在还难分伯仲呢。突然，一份加急简报放在他的书桌上，努赛比立刻替他的播音员翻译出来。直到播音员读出了阿拉伯译文，努赛比方才大吃一惊。

“联合国大会，”播音员读道，“以33票同意，13票反对，10票弃权，通过巴勒斯坦分治。”

“一个里程碑过去了，”努赛比心想，“我们要完蛋了。”他听见对面院子里犹太同事的第一声欢呼。

外面的夜晚一片寂静。伊斯雷尔·罗森布拉特（Israel Rosenblatt）从他的阳台以近乎神秘的眼神凝望着清冷夜空中的景色：苏莱曼城堡、大卫塔、耶路撒冷老城的城墙、教堂和犹太会堂的圆顶、雄伟的宣礼塔，在月光下闪耀着雪花石膏般的色彩。接着，在某个隐蔽的院落里，一个声音打破了宁静。那是远古羊角号的呜咽，约书亚的军队就是用这种羊角号吹塌了耶利哥的城墙。听到这羊角号，罗森布拉特想起了那句庄严的赎罪日祈祷文。“我的上帝啊，”他轻声念道，“羊角号终于吹响了我们的自由。”全城的场院和会堂的羊角号也陆续响了起来，尖利而原始的号角声好像要撕破夜空似的，这绵延了3500年的号角声，将古老的信息和收音机刚刚播出的消息融汇在一起。这一刻，就像耶路撒冷的许多其他人一样，伊斯雷尔·罗森布拉特向东面的石头城墙望去，那里该埋藏着多少犹太教神圣的记忆啊。轻轻地，几乎听不出来地，他开始默诵感恩祈祷。

在石头房子的起居室里，果尔达·梅厄把笔记本搁在膝盖上，最后写下的那串数字仍然仰望着她。曾经为这一刻的到来忘我工作的她，已不能再读这些数字了。当命运攸关的消息从收音机里传出来之际，她的眼睛里顿时充盈着泪水。

阿拉伯教育家萨米·哈利底一听到新闻，就从皮质扶手椅中站起来，穿过阅览室。他重重地关掉收音机，看着妻子。“一场悲剧就要开始了。”他说。

在耶路撒冷另一端，以他的家族命名的阿拉伯区，年轻的纳速拉丁·纳萨希比（Nassereddin Nashasshibi）听到父亲在这一瞬间断言：“这意味着战争。”在以后的好几年里，他还记得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法尔斯·艾尔-胡里（Fares el Khoury）从他起居室里的收音机中发出的可怕的预言。“圣地，”这位叙利亚人说，“将长年累月处在战争之中，几代人都不会有和平。”

就像巴黎享受它的解放之夜，就像伦敦和纽约欢呼战争结束，犹太人的耶路撒冷现在洋溢着特别的欢乐气氛，也许是其历史上最为兴高采烈的一次庆祝，狂野的欢乐瞬间被引爆，欢庆着两千年的等待终于结束了。

大卫·罗斯柴尔德在自己那家名为“芬克”的小酒吧里，和两位漂亮姑娘一起听着新闻。结果出来后，他们三人跑到空旷的街道上，像孩子般咯咯笑着，沿着乔治五世大街一路狂奔，沿街敲打房门，对着沉默的墙和窗口喊道：“我们有国家了！我们有国家了！”两个年轻的哈加纳军官，末底改·加吉特（Mordechai Gazit）和采尔曼·马特（Zelman Mart）钻进马特的破雪佛兰车，穿过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一路按着喇叭，直到加吉特想起“别把全城人都吵醒了”才停下来。

凡是收听到新闻的地方，灯拧亮了，窗户打开了，邻居们在夜色中呼唤着对方。穿着睡衣裤和拖鞋，披着浴袍或外衣，耶路撒冷人冲向街道。在本·耶胡达的一个角落里，乌里·阿弗纳尔（Uri Avner）和一批学生会合在一起，沿街一路奔跑。人们走出自家大门，融入他们的队伍。在雅法路的一角，一辆英国巡逻车制止了他们的游行。

“知道现在半夜都过了吗？”一位军官问他们。

“知道我们有了国家吗？”他们叫喊着回答他。

另外一组年轻人用扩音器指挥一辆卡车，串街走巷，招呼人们出来庆祝。一辆英国装甲车同样制止了他们，接着掉转车头尾随其后，提高扩音器的音量，盖过他们的扩音器。

在本·耶胡达大街，犹太定居点的警察吕便·塔米尔（Reuven Tamir）和他的朋友一起，撬开一家白天卖糕点和苏打水的售货亭。就在他们把蛋糕分给他们的朋友时，怒气冲冲的店主跑了过来。明白这天晚上一切都要免费后，他就穿过他的货物，也加入到队伍中去了。就在这时，一群人扛着一名犹太籍英国警察跑了过去，还喊道：“他是我们的第一任公安部部长！”塔米尔眨了一下眼睛。那是他父亲。

酒吧和餐馆大门敞开，因为主人都跑出去庆祝了。卡梅尔·米兹拉其（Carmel Mizrachi）的老板将一大桶葡萄酒搬到本·耶胡达大街中央，向人群分发。在极端虔诚的米亚·夏林姆区，犹太经学院的学生和他们留着鬈发、蓄着大胡子的拉比们站在街头，用一瓶瓶法国白兰地祝福着lechayim——生活。司机们开着车，免费接送人们到城里去。凌晨两点，数以千计无比欢乐的犹太人挤满了耶路撒冷的中心地带。兴奋的年轻人跺着脚，骚动着，在每个街角跳起了霍拉舞。其他人则手挽手穿越大街小巷，唱着犹太复国主义的国歌《希望》。俄语、捷克语、德语、匈牙利语、意第绪语、希伯来语，以几乎全人类的所有语言，这首犹太复国主义先驱时期的老歌整夜回荡。陌生人拥抱着、亲吻着。乌里·柯文（Uri Cohen），希伯来大学的一位生物学学生，从他家一路吻到耶路撒冷中心。

甚至英国人也加入了进来。在乔治五世大街，雅科夫·萨拉蒙（Yaacov Salamon）看见一辆英国装甲车开上街道。他打了一个激灵。他负责哈加纳的保卫工作，屁股上还挂着一个饭盒，里面藏有一颗手榴弹和一支手枪，如果被人发现，足以判他在英国大牢里终身监禁。他想着要如何做，一批年轻人向装甲车招手，开始拥抱英国警察。不知所措的英国人微笑着，拥抱他们。萨拉蒙心想：“犹太人高兴得发疯，而英国人站在一边，这可是头一回啊。”

一些英国士兵的情绪受到感染，甚至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抓出一大把先令塞进犹太民族基金募捐箱，高高兴兴地把淡蓝色的徽章别在自己的军服上面。身为拉比的以斯拉·斯派斯汉德勒（Ezra Spicehandler）递上一瓶法国白兰地给一位英国大兵。“嚯，犹太佬！”他叫道，一口气喝了小半瓶。

离太阳升起还有许多时间，整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聚集区似乎一直醒着、庆祝着。犹太会堂在3点开放，挤满了献感谢祭的感恩的人群。这一刻，每个人都可谓五味杂陈。当黎明的第一道曙光来临，泽夫·便雅悯（Zev Bejamin）想到《圣经》里创世的经文：“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看到舞蹈的年轻人，出生在俄罗斯的吕便·本-约书亚（Reuven Ben-Yehoshua）想起“那些从未想象会有今晚的先驱”，心想着“要是没有他们，也许今夜永远不会到来”。甚至最具有怀疑思想的人们，也在这个晚上感觉到了上帝之手的存在。

可是，在此欢欣鼓舞之际，仍有持不同意见的声音。极端狂热的正统犹太教内图雷·卡尔塔派（Neturei Karta）教徒，正跪倒在其会堂黑暗的圣所里，陷入哀恸之中。这些极其虔诚的人，相信只有上帝才能下令犹太人归国，他们的同胞所庆祝的国家是可诅咒的，是人类之手所造的奇迹，而这奇迹原本只有上帝才能创造。年轻的学生内塔尼尔·罗尔赤（Netanel Lorch）也是一位哈加纳军官，属于另外一个阵营。罗尔赤知道一点阿拉伯对今晚新闻的反应将会是什么。看着他的同胞跳霍拉舞，罗尔赤心想：“舞蹈是天真烂漫者的事。”

一个身材高大的尊贵的人沿着本·耶胡达大道独自迈步，在欢庆的人群中很不显眼。正当他们庆祝一个崭新的以色列国家的应许实现之际，以利亚撒·苏肯尼克（Eleazar Sukenik）全身心集中在一个古老的国家，在马萨达（Masada）山顶上已经死去几乎两千年的国家。那天下午，在伯利恒主诞堂附近一家阿拉伯人经营的旅游品商店里，以利亚撒·苏肯尼克轻抚着几片古代的毛皮。他的情绪不由得波动起来，他意识到手中拿着的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那个死去文明的最珍贵的遗存。明天他就要和那个阿拉伯旅游品商人见面，为了这桩买卖讨价还价。现在，他绝望地看到，今天晚上对于巴勒斯坦一个新的犹太人国家的许诺，将毁掉他和这些死去多时的前人的唯一联系。它们是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死海古卷》的首批残经。

不论哪里的巴勒斯坦犹太人，都在分享着耶路撒冷的快乐。在特拉维夫，世界上第一座犹太人的城市，那天晚上酷似罗马首都的狂欢之夜。在乡间的基布兹，年轻人舞蹈、祈祷。在内盖夫的定居点以及北方叙利亚边境，站岗的士兵也在他们孤独的哨位上庆祝、祝福头顶的天空。

在耶路撒冷，庆祝的人群在一幢堡垒形的建筑面前达到高潮，多年以来，这幢建筑的石头房间里寄托着以色列人建国的希望。在探照灯的闪光之下，犹太代办处的建筑和大院洋溢着一片欢乐的场景。当一面印有浅蓝色大卫之星的白底犹太复国主义旗帜，骄傲地在该建筑的旗杆上升起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

这时，一个壮硕妇女的身影出现在上方的阳台，喧哗声突然平息下来，就像一个大浪袭来，一种奇特的沉默席卷了人群的海洋。

“两千年了，”果尔达·梅厄大声说道，“我们等待得救。现在，它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多么伟大，多么奇妙，无以言表。”接着，她激动得有些哽咽，心脏剧烈跳动起来，这位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热情之花的、来自基辅的木匠的女儿，抓住了她的民族世世代代表达生命欢乐和庄严时刻的两个词。“犹太人，”她呼喊道，“mazel tov！祝你好运！”

* * *

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区，犹太人胜利的欢呼就像警报一样，在阒无一人的街道回荡。向夜色中望去，听着从遥远的犹太区传来的欢笑，许多阿拉伯人都在想，这些欢呼声对于他们的命运意味着什么。

强忍着沮丧和痛苦的心情，贾布赖尔·卡图尔（Gibrail Katoul），委任统治当局教育部的一位官员对他妻子说：“一切都失去了，耶路撒冷的街道将血流成河。”接着，以阿拉伯人的宿命论，卡图尔认定：“全都是英国人的错，他们让我们失望了。全世界都在阴谋推翻我们。”

另一位委任统治当局的公务员萨米·哈达维（Sami Hadawi）和许多阿拉伯人的反应一样，赶紧乘穿梭巴士回到他位于卡塔蒙（Katamon）的新家，哈达维竭力要从刚刚听到新闻的状态中恢复过来。然后，潜意识里一个坚定而又令人宽慰的声音告诉他，那完全是一个谎言，它根本不可能获准通过。他很快带着一丝安慰想到：“英国人永远不会离开巴勒斯坦。”

吉哈德·哈提卜（Zihad Khatib），一个21岁的会计站在卧室的窗前，看着米亚·夏林姆区围墙上明灭的火把映照的橘色，听着邻居们狂欢的喧哗声。“和胜利日差不多，”他告诉自己，接着又痛苦地想到，“但是胜利的是他们，不是我们。”

阿拉伯人哈希姆·努赛比在翻译完这条重大新闻后，听到身边有人低声咕哝：“这天来了，阿拉伯人要开始行使他们的职责了。”

努赛比转过身来，看到说话的那个人，就是守卫巴勒斯坦广播电台的一位贝都因军官。他隶属于一支精锐部队，这支部队的大炮将使在这个夜晚庆祝这个国家的耶路撒冷犹太人付出沉重代价，这支部队就是阿拉伯军团。

在目睹那晚犹太人庆祝活动的阿拉伯人里，有一位叙利亚军队的年轻上尉，他身着平民服装，在特拉维夫欢呼的人群中走动。他的处境迥异于其他阿拉伯人。当第一道曙光照亮这座城市时，阿卜杜勒-阿齐兹·科里纳（Abdul-Aziz Kerine）仍站在小旅馆的窗前，望着楼下，望着街道上那些还在跳着霍拉舞、彻夜狂欢的快乐的人群。他看得简直有些入迷。他确实有入迷的理由。因为一项特殊使命，阿卜杜勒-阿齐兹·科里纳上尉被派到了特拉维夫，数小时后，他将从吕大机场前往布拉格。他计划在那里购买一万支步枪、一千挺机枪，那将是阿拉伯人用来击碎在他窗下跳舞的人们美梦的首批军火。

“那么要是我们赢了怎么办？”穿着浴袍的中年妇女嘟囔着，“让那个老人睡吧。”不过革顺·阿弗纳尔（Geshon Avner），一位犹太代办处的年轻官员，驱车前往耶路撒冷20英里外死海边上的钾肥工厂，却是要去唤醒那位老人。在他的手提箱内，有一份犹太代办处欢迎联合国历史性投票的正式声明的草案。阿弗纳尔面前这位睡着的老人，为这场胜利承担的责任，比他那代人里的任何一个都要多。就像猎手追逐猎物一样，他以不可动摇的决心追求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巧舌如簧、甜言蜜语、威胁、怂恿，他以弥赛亚先知的狂热、圣经时代战士现实主义的机智，领导着他的人民迈向这一目标。阿弗纳尔向下看着小小的圆滚滚的肚子以及从头上滑下来的几绺白发，这些都是他向全世界数百万犹太人展现的形象。他温柔地摇了一摇他的肩膀。

“祝你好运，”他轻声对大卫·本-古里安说，“我们赢了。”

本-古里安探起身，穿上睡袍，艰难地走向书桌。扶了一扶眼镜，开始阅读阿弗纳尔递给他的声明。接着他的钢笔开始在这份150字的英文文本上飞扬起来。很快这张纸上覆满了修改的地方，阿弗纳尔注意到，凡是修改的地方都比原文增添了更加冷静的语气。

“再给我一张纸。”本-古里安吩咐道，这是他对阿弗纳尔说的第一句话。

阿弗纳尔和本-古里安的妻子保拉（Paula）一起发疯似的寻找着，这位老人越发等得不耐烦了。最后，绝望的阿弗纳尔在隔壁浴室里扯下一条卷筒纸，这是他唯一能够找到的纸头。本-古里安开始在上面写下历史性的声明。

他快要写完时，钾肥工厂的一群年轻人冲进房间，围绕着他们又矮又胖的领袖跳起了热烈欢快的霍拉舞。本-古里安把手插在破旧的浴袍里，心情沉重地望着他们。他清楚地知道，犹太民族将要为联合国今晚应许他们的这个国家付出怎样的代价。当年轻人招呼他加入霍拉舞时，他摇了摇头。

“我无法跳舞，”他后来回忆道，“我无法在那天晚上唱歌。我看着他们快乐地跳舞，我唯一想到的是，他们都将走向战场。”

这位犹太领袖明白，联合国的投票本身并不能保证一个犹太人国家的诞生。在11月这个夜晚的投票，以及数月以后英国结束在巴勒斯坦的统治之间，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关键时刻。本-古里安确信，双方一定会利用这一时期积聚实力，蓄势待发，迎接在英国最终退出后必然发生的冲突。在耶路撒冷，为今后决一雌雄的前期准备已经开始了。就在革顺·阿弗纳尔的奥斯汀车朝钾肥工厂疾驰而去的同时，另外一辆小汽车正驶过该城西郊犹太农庄的街道。它停在西斯塔德鲁医疗合作社的门诊处前面。一个矮胖的大块头男人走向诊所的大门，轻轻敲着。在门内的阴影下，出现了一位穿白大褂的值班人员。两人穿过空荡荡的诊所，进入尽头的一间办公室。那里有位灰色头发的人还在伏案工作。

他名叫伊斯雷尔·阿米尔（Israel Amir），是耶路撒冷哈加纳司令。值班的是他的一名士兵。一年多以来，这间诊所为这位司令员的指挥部提供掩护，以躲避英国人的盯梢。阿米尔浏览着一札发往指挥部的电话情报。这些情报表明，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区尚未发现异常举动，但是阿米尔没有感到一丝宽慰。他觉得，阿拉伯人不会放过这个重大时刻而毫无反应。就像大多数哈加纳的指挥部一样，他的指挥部有着一种非正式，但是准备充分，可迅速让军队进入战备状态的系统。他快速拨打了三个电话，看似无关紧要，却让他的部队进入戒备状态。

伊斯雷尔·阿米尔担忧的爆发已经在酝酿中了。手中紧握纸条的阿拉伯信使已经穿行在老耶路撒冷夜色笼罩的街道上，纸条上面一弯新月和一个十字架以相同角度连接在一起，分别写着阿拉伯首字母“E. G.”。这两个首字母是指埃米尔·高里（Emile Ghory），阿拉伯人的城市非官方统治机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的领导人，他毕业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是耶路撒冷一个规模庞大的基督徒阿拉伯社团的成员之一。

那些手握纸条的人奔往老耶路撒冷城各地，他们要去的地方五花八门。一个地方是在哭墙附近，另一个在圣司提反门边上的一座清真寺，第三个是在圣墓大堂后面。高里的信使很快就唤醒了入眠的谢赫、无名的店主、商贩，甚至家庭妇女、保守的宗教家族的寡妇，她们的虔诚使她们避免一切嫌疑。

他们将高里的纸条传递给每一个睡眼惺忪的人，然后被引到藏匿着他们要提取的物品的地方。他们破开假墙，撬起地板，掘开地下室，凿掉墙壁暗室的砂浆，拆毁窑炉。到日出时，他们的工作完成了。当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在老城外彻夜狂欢时，他们已经从隐蔽处将阿拉伯高级委员会秘密军火库的800支步枪运送出来了，这些步枪是他们大约十年以前，最后一次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起义，亦即1936—1939年间反抗英国的流血暴乱时小心翼翼藏起来的。

然而，对于一些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而言，联合国投票的后果导致他们悲哀地相互了解，迫切希望避免在他们之间爆发令人诅咒的冲突。投票之后的上午，两位好朋友，拉基布·哈利底（Rajhib Khalidy）和爱德华·考克（Edward Cooke）在公立医院巡视，仔细检查着很快就要躺满在战争中兄弟相残、成为牺牲者的病床。“我们真的要相互争斗吗？”考克悲叹道，“这太可怕了。”

在乔治五世大街上，一位名叫萨米·阿布琐安（Samy Aboussouan）的阿拉伯牙医，抱有同样想法的他却看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反应。阿布琐安有教养，是个颇有造诣的小提琴家，和许多阿拉伯人一样，总是和犹太人和谐相处，坚信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最终会重归于好。突然，在欢乐的舞蹈人群中他发现一位老友，小提琴教授以撒·罗滕贝格（Isaac Rottenburg），一个被他长期以来赞美为“平静、安详、和平”的人。裹在这位爱好和平的小提琴教授臂膀上的，是犹太人的保家团（Home Guard）袖章。

这天早上，21岁的会计吉哈德·哈提卜，这位曾经目睹过米亚·夏林姆区庆祝活动的阿拉伯人，沉浸在别样的失落中。办公室里的犹太人在举行即兴派对。他们中间有一位可爱的金发姑娘，名叫爱丽莎（Elissa），是罗马尼亚人，她曾占据过这位年轻会计充满希望的梦境。他们在一起耳语了一阵。爱丽莎给他送来一块蛋糕，引导他一起加入舞蹈。哈提卜试着迈开舞步，但他的心不允许他这么做。几分钟后，他悲哀地意识到，前晚发生的事，已经在他们之间竖起了一道再也无法逾越的屏障。哈提卜离开了办公室。后来他又见到过那位他曾爱慕的金发犹太姑娘，那也是他此生最后一次见到她。那是在4月里的一天，他在蒙特费奥里（Montefiore）哈加纳岗哨的沙袋后面，在自己手中的步枪准星里看到了她的身影。

在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方，掀起了一阵对联合国投票结果表达愤怒的浪潮。他们感到这个决定极其不公正地剥夺了阿拉伯人祖传的遗产，从黎明开始，大马士革的年轻人狂暴地穿过叙利亚首都，高唱：“我们要武器。”55岁的首相贾米尔·马尔丹姆（Jamil Mardam）提供了他们用行动而不是语言来表达他们爱国主义的机会。他允许征兵单位招募志愿军去巴勒斯坦参战。然而，他们偏爱其他的行动。到中午的时候，他们已经洗劫了美国和法国使馆，因抗议俄罗斯投赞成票，烧掉了叙利亚共产党的总部。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类似的一群人捣毁了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办公室。在外约旦王国的首都安曼，在警察最后一分钟的努力下，才将两位美国教授从一群暴徒的私刑之下解救出来。在利雅得，沙特阿拉伯的伊本-沙特国王宣布，他最后的希望就是“死在巴勒斯坦军队的前列”。

奇怪的是，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国家埃及的首都，对于这条新闻却表现得甚为平静。按照惯例，一位来自首相办公室的信使向法鲁克国王的侍从送上了一份好处费和这条新闻的急件。好处费确保让侍从将重要的文件在国王唯一处理公文的时候——也就是正午前后，他从通常的狂欢夜中醒过来——送到国王面前。

埃及总理马赫穆德·诺克拉西·帕夏（Mahmoud Nokrashy Pasha）忧心忡忡地思考着这条新闻。曾是历史学家的诺克拉西为人谦逊，和埃及国王的挥霍无度有天壤之别，在埃及政治家中相当少见。他诚实可靠，终身与英国为敌，深信他的国家唯一需要关注的事情就是确保英国撤离苏伊士运河地区，并且将苏丹联合在埃及王国之下。不论在何种情况下，诺克拉西·帕夏都不想埃及军队卷入对巴勒斯坦的战争。

然而，形势将剥夺这位埃及总理的愿望。在一种真情实感的鼓动之下，在那些不愿意克制自己，而是冷嘲热讽，仅仅用鲁莽言辞发泄一番热情的政治家的劝慰之下，在生活在一种漫不经心的错误和假象中的人们的引领之下，阿拉伯人迅速踏上了一条悲剧的道路。在埃及总理府外面的大街上，两支部队在煽风点火，这次事件将给埃及带来一场革命，给马赫穆德·诺克拉西带来一颗暗杀的子弹。

在开罗古老的巴扎哈利利汗（Khan el-Khalil）狭窄的通道里，世界上最古老的伊斯兰大学爱资哈尔大学的校长起草了一份手谕，批准一种古老的召唤，这一召唤曾经鼓舞哈里发的战士从巴格达远征普瓦蒂埃，从萨拉丁远征哈丁角。虽然由于使用过度，其精神感召力已经几乎丧失，但仍然没有什么比吉哈德，这种圣战的古老号召更能鼓动阿拉伯人的民意。

在开罗同样的露天市场上，一个新伊斯兰教的狂热信使——穆斯林兄弟会也在鼓动人心。他们看出，联合国的决定里埋藏着他们期待已久的，将使他们获得权力，引发全面剧变的种子。

不久，大马士革、贝鲁特和巴格达的墙壁上贴满了复兴伊斯兰的圣殿骑士团的口号，呼吁他们的追随者带上《古兰经》、匕首和机枪，开展一场新的远征。

* * *

黎明时分，大卫·本-古里安回到耶路撒冷。看见庆祝的人们，他自言自语道：“他们真蠢。他们还以为战争就是为了跳舞。”他直奔办公室开始工作。快到中午的时候，一大群人聚集到了犹太代办处的场院里面，呼唤他们的领导人露面。

本-古里安决心向他们传递某种他已经感受到的严峻形势，在50多名资深助手的簇拥下，他终于走到代办处的阳台上来。就在他开始讲话时，有个人小声向果尔达·梅厄报告一条消息，证明本-古里安的担心并非多余。三个犹太人在特拉维夫遭伏击被杀。

可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在快乐的叫喊声中，人群中实实在在的快乐也涤荡着他，本-古里安刚毅的外表开始松弛下来。突然之间，他在那一刻也不由得为之动容：身为希伯来民族的一员，两千年前在犹大地区的群山前许下的诺言就要实现，这一刻是多么伟大。

讲完话以后，他转身面向身边蓝白相间的犹太复国主义旗帜，轻柔地、近乎虔诚地抚摩着它。

“终于，”他几乎是耳语道，“我们是一个自由的民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