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诗人的这种诗学观，可以称为“情、志统一”说。总括诗人对“诗言志”的解释，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在界定诗的概念时，明确了诗的抒情特性。
第二，强调诗歌的抒情言志与政治教化、礼义道德的关系，要求创作“发乎情，止乎礼义”，“吟咏性情，以风其上”，强调“以礼节情”。
第三，自觉地总结了文学创作经验。诗人讲“诗言志”，讲诗赋特点、诗赋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诗赋的艺术风格等，都是总结创作经验，是对各类文学作品进行总体概括，而不只是对一首诗、一篇文章或一个作者讲的。
可见，汉代“情、志统一”说，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
（三）魏晋：“缘情”说
我国古代诗歌，自屈原开始进入文人独立创作阶段。《诗经》以来沉寂了大约三百年的诗坛，忽然“奇文郁起”，名家辈出，引来了汉赋的蓬勃发展。“三百篇”的传统仍在民间继续着。到魏晋，文学史进入“自觉时代”【21】。五言诗经过汉代民歌的孕育和东汉应亨（《赠四王冠诗》）、班固（《咏史》）及张衡、秦嘉、赵壹、蔡邕、郦炎、孔融、蔡琰等文人的实践，遂大放异彩。以赋、比、兴为中心的各种艺术手法也更臻完善。诗歌的艺术本质及其与人的情感关系更为人们所重视。于是，理论上标举文学特质的新说应运而生。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第一支响箭，他首先将各种文体比较，提出了“诗赋欲丽”的观点：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本”指各类文体的共性，即文章都表现人的思想意识论；“末”即体裁和相应的表现手法。也就是说，虽然文章都是人们思想意识或情志的表现，但用什么样式和手法表现却不相同。“诗赋欲丽”的命题，从历史上看，是对西汉赋家扬雄《法言·吾子》“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之说的借鉴改造。扬雄虽然看到了辞赋的“丽”的特点，但他对这种文学作品是轻视的，认为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这是其一。其二，扬雄认为“丽”是“靡丽”“侈丽”，他是反感的；并且断言这种“靡丽之辞”虽说“可以讽”（刺），而“恐不免于劝（助长）也”，实则认为不利于讽谏。而曹丕首先是在大力肯定“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前提下，揭示诗歌不同于其他应用文体的艺术特征的，这就有了本质的区别。所以，应把开风气之功归于曹丕。
但是，曹丕还只是从“末”上着眼，并未从“本”上发掘诗歌的美学特质。到了晋代的陆机，把前人的理论综合起来，才镕铸出了崭新的命题。他在《文赋》中说：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悽怆。
他从十种文体的比较中，在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上揭示了诗歌的根本特征：从内容上说，“缘情”；从形式上看，“绮靡”。即是说，诗歌是为情感而发，既有文采，又很动听。这不能不说是对传统诗学观念的革新。
陆机“诗缘情”说，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至少以下几点应予注意：
其一，陆机非常自觉地总结了五言诗的艺术经验，通过众多文体的比较提炼出抒情达性、声文并茂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诗歌美学风范，并在相关的论述中使人明白，怎样才能达到“诗缘情而绮靡”的艺术指标。这是从感受、构思到表达的完整的诗歌创作论，无论对于诗歌的创作、欣赏与批评、研究都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其二，渊源上，陆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理论成果，把老子的“虚静”、孟子的“养气”和荀子学派的“感物心动”“声成文谓之音”（《礼记·乐记》），以及曹丕“文以气为主”“诗赋欲丽”诸说加以综合，根据现实经验进行改造镕铸，使他的“诗缘情”说和整个体系具有了深厚的理论根基和文化内涵。
其三，本质上，陆氏的“诗缘情”说与先秦的“诗言志”说、汉代的“情、志统一”说都有重大区别。“言志”的“志”固然以“礼”为质，“情、志统一”的“情”也是约之以“礼”的，总之是要求诗歌表现儒家之“道”。而陆氏“诗缘情”说，是在汉代又一次礼崩乐坏、儒道式微的时代，为适应个体的精神需求而建构出来的【22】。它是审美的诗学体系，而非政教或伦理的诗学体系。这正是陆氏在根本上突破前人的地方。
魏晋之后，先秦的“诗言志”说的精神，作为儒家的“道统”，为隋代王通“贯道”说、唐代韩柳等古文家的“志道”“明道”说和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的“载道”说所继承；“情、志统一”说也在南朝刘宋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刘勰《文心雕龙》和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得到了发挥。而“诗缘情”说却到了中唐皎然《诗式》、南宋叶梦得《石林诗话》，特别是明清“主情派”诗家才得到标举和张扬。皎然“诗缘情境发”，叶梦得“缘情体物，自有天然”，汤显祖《耳伯麻姑游诗序》“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袁宏道《序小修诗》“独抒性灵”“情与境会”“任性而发”，袁枚《随园诗话》“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前呼后应，其声势下及近代黄遵宪等人的“诗界革命”【23】。
可见，在我国古典诗学观念的嬗变流程中，“情、志统一”说，实际上取代了“诗言志”说而成了诗学观念的正统，《毛诗序》和《与元九书》是正统观念的完整表述；“诗缘情”说，则作为生气蓬勃的诗学潜流，与正统观念颉颃发展，以至在近代美学史上取得了支配地位。
三、古典诗学对情志的特殊要求
古典诗学对于诗歌情志的特殊要求，不同于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所具有的情感特征。诗歌所具有的情感特征是形态学标志，而“特殊要求”却是鉴赏、批评与创作原则。
古典诗学对于情志的特殊要求，概而言之也有三条：真诚、雅正与深远。
（一）真诚
真诚，是诗歌感人的最重要的品质。《庄子·渔父》说：
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
后来，刘勰《文心雕龙·情彩》称赞“昔人什篇，为情造文”“要约而写真”；主张写作“达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徵”！他认为，那种徒具文辞而少真情实感的作品“繁彩寡情，味之必厌”。司空图《诗品》认为“雄浑”的特征是“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外观浑灏宏壮由于内部充满真情实意）。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盛赞古诗、苏（武）、李（陵）、曹（植）、刘（琨）、陶、阮等大家的诗“卓然天成，不可复及。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视三百篇几于无愧”，也把“情真”放在首位。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也大力宣扬“真诚”：赞陶潜“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批评江西派“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又在《杨叔能小亨集引》中说：“何谓本？诚是也……故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也。三者相为一。”对于古典诗学中的上述思想，刘熙载《艺概·诗概》有非常肯切的论断。如评陶诗说“诗可数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评杜甫说“杜诗云：‘畏人嫌我真’，又云‘直取性情真’。一咏己，一赠人，皆于论诗无与，然其诗之所尚可知”。又说：“诗品出于人品。人品悃款朴忠者最上。”以上种种说法，都是对于诗情尚“真”的强调。
诗歌情志的“真”，根据李元洛的论点可以从内在的真和外在的真两个层面加以审视【24】。
内在的真。从诗人主观考察，他所抒发的情感是否自然的流露。《文心雕龙·明诗》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这可以说是对诗歌情志之真的经典界定。真的对立面是伪。言不由衷、无病呻吟、效颦学舌、抄袭卖弄，凡斯种种，最伤真美。所以，真正的诗情，诗情的纯真，必须是诗人深有所感、不得不发。诚如明代浪漫思潮的先驱、著名学者焦竑《竹浪斋诗集序》所说：
诗也者，率其自道所欲言而已。以彼体物指事，发乎自然；悼逝伤离，本之襟度。盖悲喜在内，啸歌以宣，非强而自鸣也。
他在《雅娱阁诗集序》中又说：
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也。苟其感不至，则情不深；惊心而动魄，垂世而行远。【25】
外国诗学也把情感的真实性作为诗歌的基本要求。俄国诗人普希金指出：“没有这个特点就没有真正的诗歌，这个特点就是灵感的真实性。”【26】
诗歌的情志，按其性质，无非喜怒哀惧爱恶欲；依其范围，大而言之有天地万物、国家民族、时事历史，小而至于个人得失、饮食男女等。虽有大小轻重之别，但发自内心，咏叹有序，就会感人。试看：
伯兮揭（音怯）兮，邦之桀（同杰）兮！
伯也执殳（音书），为王前驱。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適（音笛）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音搞）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萱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音妹）！
这是《诗经·卫风·伯兮》，公认的名篇，是思妇怀念征夫之作。第一节赞美丈夫（“伯”也许是当时女子对丈夫的习惯性尊称）人才出众，雄壮威武，手执长枪为王卫士，这是女主人公引以为自豪的。正因为如此，对他的思念就更为深切。第二节写思念的初期表现：自伯随王东去，她就六神无主，蓬头垢面。她说，不是没有洗发汤和润肤油，而是有谁值得我为他打扮呢！第三节以比喻表现情绪的波折：说要回来，又不见回来，好像看着要下雨，反而出了太阳，怎不叫人失望！第四节进一步写心中矛盾：听说萱草可以忘忧，最好把它种在堂屋北面，让我暂时忘却；但这不可能：我还是宁愿时时想念，想得心中生病！真个爱得轰轰烈烈，想得刻骨铭心。诗人的相思出于一派真诚，是夫妻恩爱的热烈倾诉，女主人公的形象也天真可爱。正因为夫妻恩情的真挚淳厚，觉得很自然，合乎心理逻辑，因此人们不易注意它的技巧。其实，它的层次很有变化，赋比交错，运用巧妙。第一节是赋，正面描述丈夫的形象、才能和社会地位。第二节是比而赋，用发如乱草比喻自己相思憔悴。第三节又用比，以盼雨得晴衬托自己的失望。第四节又完全用赋，以反跌之法，先擒后纵，使自己的情感蓄足气势，然后尽情喷薄。全诗短短四节，仅仅十六句，反复咏叹，把诗人的相思之苦表达得何等缠绵而又热烈！真不愧古典抒情诗的上品。
外在的真。指诗人的情感表现合乎客观实际和人之常情。优秀的诗歌，一般都能正确表达诗人对于客观事物的情感体验和对自身价值的估量。有时虽用一些特殊手法，是为了更生动地表达特定情境之中的特殊感受，使人有无理而妙之感。这种情况在托物咏怀和借景抒情的诗作中是常见的。而在应制、颂赞和“露才扬己”、愤世不平的作品中，却常不自觉地言过其实，遗人笑柄。例如大诗人李白，“才也，奇也，人不逮也”，其优秀诗篇“光焰万丈”，争辉日月，人称“诗仙”。但个别篇什，大约是愤世不平，或济世心切，斗酒百篇，乘兴挥洒，夸过其理，未免失真，如《永王东巡歌》；有的可能是错估形势，在爱国热情与功业理想的支配之下，就信笔写来：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其二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
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
——其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