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1月
煤炭早就载上了船。二等舱的桌旁一片寂静，白炽灯徒然地大放光明。每晚聚集此处打牌的人，今夜都宿在了酒店，只留我一人在船上。
那已是五年前的旧事。我得偿平生之望，奉命出洋留学，曾途经这西贡港[1]。当时我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没有一样不令我新奇，于是援笔为文，每日里写下游记洋洋数千言，刊载在报纸上，颇得时人的称赞。如今想来，那无非是些幼稚的思想，无端自诩的狂言，不然便是将寻常的草木禽兽、金石器物以及异乡风俗，当作稀奇事记录下来，有识之士见了，正不知作何感想。此番动身时，我也买了一册日记本，但直到此时，还是空空的白纸。难道我在德国求学期间，养成了一种冷漠虚无的性情？并非如此，这其中别有缘故。
其实，如今东归的我，已非昔日西渡的我了。学问上虽多有不能称意之处，但我已体会了浮世的辛酸，悟到他人之心固然不可依赖，便是自己的心意，也是一般无常易变。昨是而今非，我这瞬间的感触纵然形诸笔墨，又有何人来读？那么，莫非这就是我无法写日记的原因？并非如此，这其中别有缘故。
唉！轮船离开布林迪西港，已经二十多天了。依照世间惯例，航海中即便初次谋面的旅客，也会彼此交往，以慰藉旅途的孤寂。可是，我却托言身体不适，终日闷在客舱，与同行的伙伴也很少交谈。如此这般，皆因有一桩不为人知的恨事，令我心绪烦乱。起初，悔恨如一抹微云掠过心头，令我既无法欣赏瑞士的山色，也无心领略意大利的古迹。其后，我竟觉得世事可厌、此身无常，心中的惨痛之感，可说是“肠一日而九回”。如今，它已凝固在心底，虽只是一点儿阴翳，但每当我读书睹物，它就仿佛影之随形、响之应声，唤起我无限怀旧之情，几次三番，令我心中苦痛。啊，此种悔恨，如何才能消解？倘是别样恨事，或许还可以咏诗作歌，慰藉心神。唯有这件事，竟是刻骨铭心，任怎样也无计排遣。今夜四下无人，还要等上许久，侍者才会来熄灯。也罢，我且趁此时机，将此中情形连缀成篇吧。
我自幼秉承严格的家教，虽然父亲早亡，却并未荒废学业。无论是在旧藩的学馆，还是到东京上大学预科，抑或进入帝国大学的法学部，太田丰太郎的名字总是位居全级榜首。与我这个独子相依度日的母亲，心中大约可以感到些安慰。十九岁那年，我获得学士称号，据说这是帝国大学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荣誉。我进入某部任职，将故乡的母亲接到东京，度过了三年愉快时光。承蒙长官倚重，派遣我出洋留学，研习本部门的业务。我振作精神，心想此次正是难得的良机，可以显身扬名、光耀门楣。因此虽然要拜别年过半百的母亲，我也未觉多么悲伤。就这样，我去国离乡，万里迢迢地来到了柏林这座大都市。
我怀着模糊的功名心和惯于自律的勤勉精神，忽然置身于这座欧洲新都会的中央。那是何等流光溢彩，令我眼花缭乱；何等五色斑斓，令我心旌摇荡！Unter den Linden大街[2]果真是“大道直如发”，街名译作“菩提树下”，令人以为是个幽静的所在，但来到此处，便可看到大街两旁，石板人行道上仕女如云。其时，威廉一世尚住在俯瞰街市的宫室里，军官们挺胸耸肩，礼服上佩着彩饰，娇艳的少女仿照巴黎风尚精心装扮，一切无不令人瞠目结舌。各式马车悄无声息地奔驰在柏油道上，楼阁高耸入云，楼间的空隙中喷泉飞流而下，在晴朗天空下奏起骤雨的声响。遥遥望去，勃兰登堡门绿树掩映，胜利纪念柱上的女神像浮现在半空。这诸多景物一齐聚集于眉睫之间，自然令初来乍到者应接不暇。然而，我曾在心中发誓：“无论置身何地，我的心决不为虚妄的美景所动。”我总是用这一誓言来抵御外物的诱惑。
我拉响门铃求见，递交公文说明远道东来之意，普鲁士官员都欣然接待，并允诺只要办妥公使馆方面的手续，无论何事都会予以关照。庆幸的是，我已在故乡学过德语和法语。他们初次见我，没人不问我在何时何地将外语学得这般好。
我早就得到上峰准许，公事之余，可到当地的大学修习政治学，我遂入了学籍。
过了一两个月，公务接洽完毕，调研事务也渐次进展，我将急事写成报告寄往国内，不急之务则誊录下来，积成了好几卷。不过大学方面，并不像我这幼稚之人所期望的，没有专门培养政治家的课程。我左思右想，选定了两三位法学家的讲座，交纳了学资，前往听讲。
就这样，三年的时光，梦一般过去了。人的秉性就是如此，一旦时机到来，终究难以压抑。我恪守父亲的遗训，遵从母亲的教诲。从前，别人称赞我是神童，我虽然欢喜，却不敢懈怠学业。后来，长官褒奖我能干，我虽然欣慰，却更加兢兢业业。我并未察觉到，自己只是个被动的、机械般的人物。如今我已经二十五岁，或许是长久熏染了这所大学的自由之风，我的心中总难以安宁。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真我”，终于显露于表面，仿佛要攻伐昨日之前的“伪我”。我恍然明白，自己既不能成为雄飞于世的政治家，也不宜当个深谙法典、善于断狱的法律家。
我暗暗思忖：母亲希望我成为活字典，长官想要我成为活法律，成为字典尚可忍耐，成为律条则实在不堪。从前，无论多么琐碎的问题，我都不厌其烦地郑重回复。但最近我在寄给长官的文书中，竟屡次论及不应拘泥于法律的细目，并放言道，一旦领会了法的精神，虽万事纷扰，皆可势如破竹。在大学里，我将法学讲义置之一旁，心思转到文史方面，并渐入佳境。
然而，长官本想将我造成得心应手的工具，怎会喜欢一个怀有独立思想、卓尔不群的人？当时，我的处境便有些不稳。不过若仅如此，尚不足倾覆我的地位。可是在柏林的留学生中，有一拨家伙颇有势力，他们素日就与我不睦，对我怀疑、猜忌，最终竟至于出言诬陷。自然，这其中并非没有缘故。
那伙人见我既不与他们举杯同饮啤酒，也不擎杆共打台球，便认为我顽固不化、道貌岸然，又是嘲笑，又是嫉妒。其实，这皆是由于他们不了解我。唉，其中的缘故，我自己尚且不明了，又岂能指望他人知晓？我的心就像合欢树的叶子，稍一触碰便会退缩躲避。这颗心，竟仿佛处女之心一般。我自幼对长辈教导言听计从，无论求学之路，还是出仕之途，都并非因为有勇气而得以实现。我表面上忍耐勤勉，其实无非是自欺，甚至于欺瞒他人。别人要我走那条路，我便一门心思去走，如此而已。我的心志能够不为外界扰乱，并非我有勇气置外物于不顾，只不过是我害怕外物，自己束缚了手脚罢了。离开故乡前，我并不怀疑自己是有为青年，且深信自己意志坚毅。唉，真是此一时，彼一时！我一向自以为有英雄气概，但轮船离开横滨时，泪水竟忍不住滚落，沾湿了手绢，连自己都深为惊诧。然而，这才正是我的本性。我这性情是生来如此，还是因早年丧父、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所致？
故而，他们嘲笑我，倒还不无道理。可是嫉妒我，嫉妒这样一颗脆弱可怜的心，他们岂不愚蠢？
当我看到涂脂抹粉、衣饰华艳的女人坐在酒吧招徕客人，我没有勇气过去搭讪；看到戴着夹鼻眼镜高礼帽、一口普鲁士贵族鼻音的“花花公子”们，我也没有勇气与他们结交。我既然无此勇气，自然无法同那些活跃的同乡们周旋。由于交情疏淡，他们不仅嘲笑我、嫉妒我，还对我无端猜忌。这正是我蒙受不白之冤，在短暂时日里尝尽无限艰辛的缘由。
一天黄昏，我在蒂尔加滕公园[3]散步后，打算回我在珍宝街[4]的寓所，遂走过菩提树下大街，来到修道院街的旧教堂前。我从灯火通明的大街，走进狭窄昏暗的小巷，来到凹字形的教堂前。教堂对面是一座公寓楼，楼上的住家晾在栏杆上的床单、衬衣等物，还没有收进去。楼下小酒馆门口，站着一个长胡子犹太老人，一部楼梯直通楼上，一部楼梯则通往地下室的铁匠家。不知多少次，当我望见这座三百年前的老教堂，都不禁心神恍惚，要在这里伫立片刻。
那晚，我刚要走过此处，却看到一个少女倚靠着教堂上锁的门扉，正轻声啜泣。少女约莫十六七岁，头巾下露出淡金色秀发，衣裳也还整洁。听到我的脚步声，她吃了一惊，转过头来。我没有诗人的妙笔，描摹不出她的面容，可是她那缀着泪珠的长睫毛下，半掩着一双清澈的碧眼，眼中满含哀愁，又似惶惑无解。我原本生性谨慎，可不知何故，少女只是一瞥，便直透我的心底。
她想必遭遇了意外的不幸，彷徨无助，才会站在这里哭泣。胆小如我，也抵不住心中的恻隐之情，不觉走上前，问：“你为何哭泣？我这个外来人，在此地没有牵累，或许反而容易帮你。”我竟如此大胆，连自己也甚觉惊讶。
少女诧异地望着我黄皮肤的面孔，或许是我的真诚形诸于色，她说道：“看来您是个好人，不会像他那么冷酷，也不会像我母亲……”刚停歇的泪泉又涌出来，泪珠落到惹人怜爱的脸颊上。
“您救救我。我不想成为不知羞耻的人。母亲嫌我不顺从，打了我。父亲死了，明天不能不举行葬礼，可是家里一分钱都没有。”
然后便只余唏嘘声。少女俯首而泣，我的目光落在她微微颤动的脖颈上。
“我送你回家，先冷静一下。这里是街上，不要让人听见了。”
少女说话时，不知不觉倚在了我的肩上，此时蓦然抬头，大约刚意识到，慌忙退到一旁。
她仿佛怕被人看到，走得很快，我跟在她身后，走进教堂对面公寓的大门。一进门，是一座破损的石头楼梯，循梯上到四楼，看到一扇小门，须弯下腰才能进去。门上用生锈的铁丝拧成了把手，少女抓住把手，使劲儿一拉，里面传来老妇人沙哑的问话声：“谁？”少女答道：“爱丽丝回来了。”片刻后，房门被粗鲁地拉开，露出老妇人的脸。她头发已经半白，相貌并不凶，但额上刻着贫苦的印痕，穿着旧羊毛衣裳和脏拖鞋。爱丽丝向我点点头，走进门去，老妇人仿佛已等得不耐烦，“砰”地把门撞上。
一时间，我茫然伫立。忽然，借着屋内透出的油灯光，我看到门上漆着“恩斯特·魏格特”，底下注明“裁缝师傅”，想必这就是少女亡父的姓名。屋内传来了争执声，随即安静下来，房门再次打开。方才的老妇人殷勤出迎，为自己的粗鲁无礼道了歉，将我引入房中。门内是一间厨房，右手处的矮窗上，挂着雪白的麻布窗帘，左手边是砖砌的粗陋灶台。正面房间的门半开着，床上盖着白布，想必停放的便是亡者的遗骸了。老妇人打开灶台旁边的门，请我进去。那是一间临街的阁楼，没有天花板，房梁从一隅的屋顶朝窗户斜伸下来，棚顶糊着纸，下面放了一张床。人若是站起来，头便要碰到棚顶。房间中央的桌上铺着漂亮的毛织桌布，桌上放着一两本书和相册，瓷瓶里插着昂贵的鲜花，与房间颇不相称。少女含羞站在桌旁。
她的容貌极美。凝脂般的肌肤在灯光下泛出微微的红晕，手足纤细，身姿袅娜，不像是穷人家的女儿。老妇人离开后，少女才开口说话，语调中略带点儿乡音。
“冒昧地把您带到了这里，请您原谅。您一定是个好人，不会怪我。明天我父亲就要下葬，本来指望勋伯格——您大概不认识他，他是维多利亚剧院的班主，已经雇用我两年了。本以为他会帮我们渡过难关，谁知他竟乘人之危，提出过分的要求。请您救救我！我的薪水虽然微薄，但就算吃不上饭，也会节省下来还给您。不然，我只能听从母亲的意思了……”
少女眼中含泪，身体颤抖。抬眼看我时，她眼中的妩媚之态，令人无法拒绝。这眼神的韵致，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天然如此而她并不自知？
我衣袋里只有两三马克的银币，当然不敷使用，于是，我解下怀表放到桌上，说：“请用这个救救急。告诉当铺的人，让他们去珍宝街三号找太田，就能拿到赎金。”
少女露出又震惊又感动的神情，当我伸手告别时，她竟吻了我的手，热泪簌簌地落在我的手背上。
唉，这是何等的孽缘！后来，少女亲自到我的寓所道谢。我本来终日端坐读书，右手叔本华，左手席勒，此时我的书窗下，竟绽开了一朵名花。从这时起，我和少女的交往日渐频繁，连我的同乡们都有所耳闻。他们无端臆测，断定我在舞女群中猎取美色、寻欢作乐。其实，我们两人之间，只有些天真无邪的快乐。
同乡中有人唯恐天下不乱——在此我不便直指其名。他向长官报告，说我屡屡出入剧场，结交舞女。长官本来就认为我在学问上走入歧途，对我甚为不满，遂通知公使馆，将我免官解职。传达命令时，公使告诉我，若立即回国，尚可领到旅费，若滞留此地，则不可指望官费资助。我请求宽限一周时间，容我考虑。正当我踌躇不定、心烦意乱之际，我接到了生平最悲痛的两封书信。两封信几乎同时到达，一封是母亲的亲笔家书，另一封却是一位亲戚所写，告知了母亲——我最最挚爱的慈母亡故的消息。母亲信中的言语，我不忍在此重述，热泪涕零，难以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