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鸥外明治四十年代的作品中，由于创作出发点更多缘于现实社会问题，浓厚的思想性难免影响了艺术性和趣味性。他唯一的长篇小说《青年》，就是一部说理意味过浓、人物性格偏于刻板的不成功之作。《青年》之后，鸥外历时近两年，精心完成了优美的中篇小说《雁》。《雁》以鸥外的大学时代为背景，以明治十年代的东京大学周边为场景，主人公小玉、冈田、末造皆可以从鸥外的青春记忆中寻得模糊的原型。年过半百的鸥外忆及往事，满怀眷恋地描绘无缘坂、不忍池、岩崎府、仲町旧街等昔日风光。“无缘坂”上那段若有若无的爱情，看似偶然地终结于寒冷的冬夜，正如看似偶然地丧生于不忍池残荷败叶间的“雁”的命运一般。与《青年》不同，《雁》结构精妙，情感丰富细腻，通篇氤氲着怀旧幽情，流淌着久违了的浪漫抒情气息。
随着人生晚岁的临近，森鸥外的关注点也逐渐从外部世界转向自己的内心。1911年3月发表的《妄想》可谓他的心灵自传，鸥外设想了一个白发苍苍的、退隐后的自己，点检平生思想发展的轨迹。对于西方思想，尽管他“站立在十字路口频频脱帽”，但那并不是他的精神家园，既不能解决日本的文化身份问题，也不足以使他本人得到心灵的安宁，他“遇到了很多位‘师’，却没有遇到一位‘主’”。
半生求索之后，森鸥外逐渐将视线移向东方古典文化，重新凝视隐没在近代化尘埃中的昔日的面庞。那些坚忍果决的死，那些悠然豁达的生，包蕴着东洋式的勇气和智慧，唤起了他心灵深处的乡愁。恰在此时，在时代的交界点上，发生了震动日本的“乃木殉死事件”，为他提供了重回心灵故乡的契机，开启了森鸥外的历史小说时代。
东洋的回归
1912年7月30日，君临日本四十五年的明治天皇病逝，9月13日，天皇的葬礼当日，陆军大将乃木希典与妻子自刃殉死。事件发生后，舆论大哗，既有人赞美乃木的忠诚，也有人批判那是封建旧道德、是愚蠢之举，还有人臆测乃木之死是发疯所致，一时间物议纷纷。森鸥外与乃木是旧相识，虽不算深交，但彼此怀有敬意。事件发生后，鸥外内心受到巨大冲击，四天后即完成了历史小说《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
小说讲述了德川幕府初期，熊本藩的武士兴津弥五右卫门为报答藩主昔年在“香木事件”中的恩情，在藩主忌日切腹殉死的事件始末和内心世界。文中兴津的同僚认为香木不值得花费重金的态度，与近代合理主义者对乃木殉死的“无价值性”批判是一脉相承的。对此，鸥外借文中人物之口，“若说茶道仪式是无用的虚礼，那么国家大礼、先祖祭祀便皆是虚礼”，“若是皆以功利之念来看待事物，则世上便没有尊贵之物”，表明了自己的主张：人生中除了合理的有用性，还存在其他无形的价值，不能用利害得失去衡量，甚至无法用逻辑去判断，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独有的、宝贵的东西。
《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是森鸥外历史小说的出发点，以此为契机，五十岁的鸥外转入了晚年历史文学的创作。从1912年至1921年的十年间，他创作了13部历史小说和11部史传，其中名篇迭出，艺术上和思想上都达到极高水准，奠定了森鸥外的历史小说大家的地位。
森鸥外历史小说的显著特点是“求道”主题的一以贯之。历史小说创作于鸥外人生的最后阶段，在半生饱受日本与西洋问题、秩序与自由问题困扰后，鸥外转而从东方的传统中寻找能够支撑日本、支撑自己内心世界的精神。与借历史躯壳包裹近代思想的芥川龙之介不同，森鸥外致力于发掘历史的自然与真实，探究古人身上拥有的、在近代难能可贵的传统精神。
鸥外历史小说的前六部均取自德川时代的武家事件，涉及殉死、复仇、起义、切腹等武士伦理，统称为武士作品群。但鸥外的意图并非对伦理制度进行臧否，他孜孜以求的，是追寻湮没在历史河流中、被封建伦理规范束缚的“人”的精神闪光。因此，同样涉及殉死的小说，《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显现出对超越了一切功利的、纯粹的献身精神的赞赏，而紧随其后的《阿部一族》则描写了潜藏于殉死者内心的复杂动机。生存于严苛历史环境中的人们，拥有的选择自由极其有限，因此那拼死守护尊严的坚忍态度才格外震动人心。鸥外所关注的，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是”与“非”观念的人的宝贵精神。
由于武士题材客观的沉重意味，使1913年3月发表的《佐桥甚五郎》显得格外明媚可喜。小说描写了一个风流飒爽的青年武士，生性聪明机警，擅长吹笛且武功出众，取大将首级于翻手之间，令人想到《水浒传》中的浪子燕青。后来，察觉到主君的猜忌时，又像燕青一样“金风未动蝉先觉”，悄然远遁海外，二十余年后堂皇重现于主君面前，对权力进行无言的挑战和讥讽。
1915年7月发表的《鱼玄机》是森鸥外为数不多的女性题材作品之一。《鱼玄机》发表前后，鸥外写了《安井夫人》《阿公阿婆》《杢原品》等以德川时代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她们都是武士阶层的夫人，具有坚毅谦恭、献身于夫主的共通品质。与那些温良贤德的日本传统女性不同，《鱼玄机》以“秉持女子的形骸，却怀有男子的心志”的唐代才女为主人公，可以看出鸥外所欣赏的理想女性的另一种形态。
《高濑舟》和《寒山拾得》可称为姊妹篇，是森鸥外历史小说的两部压卷名篇。它们是鸥外最后的两部小说，此后鸥外就转入了传记的写作。两部作品分别完成于1915年12月5日和7日，仅相隔一天。虽然它们分别取材于日本平安时代和中国唐代故事，包含的问题却是一致的，即何为“有道者”的问题。
《高濑舟》描写的是因帮助弟弟自杀而被流放远岛的喜助，在高濑舟上与解差的对话。《高濑舟》涉及到了安乐死问题，不过鸥外真正想探讨的，则是在人生的晚岁，如何求得内心安宁的“求道”问题。为此，他不惜将散发着佛陀神性光辉的“毫光”，置于喜助这个知足知止、无意中成为“有道者”的平凡之人的头上。《寒山拾得》中，闾丘胤在报出他“朝仪大夫、使持节、台州主簿、上柱国、赐绯鱼袋”的堂皇头衔的那一刻，遭到了寒山拾得“从腹底涌出一般”的放恣嘲笑，世俗的功名瞬间化为乌有。而“有道者”寒山、拾得，则是去除了一切神秘色彩的平凡人。他们没有任何社会角色，不承担任何功用，既不求取，也不施与，只是默默地、自然地生活着。有道者不必是奇人异士，只要每一天的生活中内心充实安宁，拥有天真的、宽阔豁达的精神，也就得到了“道”。
1915年11月，森鸥外向陆军省提出退职请求，次年4月，五十四岁的鸥外终于引退，终结了他三十五年的陆军生涯。不过他的闲居生活并未持续多久，1917年12月，森鸥外被任命为帝室博物馆总长兼图书监，1919年9月又被推举为帝国美术院院长。这期间，他孜孜进行帝谥与年号的考证工作，出版了《帝谥考》《元号考》等专著，并继续撰写史传。直至去世前一个月，鸥外仍拄杖去帝室博物馆办公，将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才能奉献给了“修葺中”的日本。
1922年4月，森鸥外在去奈良出席美术院的活动途中病倒，病症为肾萎缩和肺结核。6月，鸥外病情恶化，15日起停止工作，7月9日，六十岁的森鸥外病逝于观潮楼。弥留之际，鸥外谢绝了一切政府赠予的荣衔，表示“吾欲作为石见人森林太郎而死”，因此墓碑上只有“森林太郎墓”五个汉字，连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笔名“鸥外”，也未镌刻其上。
在森鸥外的身上，“文学与自然科学，和汉古典与泰西新思潮，艺术家之感兴与纯吏之正直，尽皆构成复杂的履带两端。”（木下杢太郎《艺林闲步》）这位文学活动与内心世界极尽丰富复杂的明治文豪，可谓是那个新旧交替、东西杂糅的时代的人格化代表。这也使得于百年之后，仍然每每令人于华美奔放的辞藻中窥见他的克制，于理性枯淡的文笔中体会到他的热忱。
文/赵玉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