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前言(3)

高尔基的文章揭穿了资产阶级美学批评家无法令人信服的谎言，把契诃夫推到了在俄罗斯文学中应该占有的高度。高尔基写道：“……契诃夫的去世，是整个俄罗斯最好的朋友的去世，这是一个智慧、公正、诚实的朋友。这个朋友，热爱俄罗斯，和它同呼吸共命运。整个俄罗斯将因他的去世悲痛而颤抖。俄罗斯永远不会忘记他，永远都会通过读他充满仁爱之心的愁苦笑容的作品、通过读他饱含生活深刻意义的短篇小说来学习理解生活。透过他作品中睿智的客观公正和对人的同情——这种同情不是怜悯，而是一个聪明、心思细腻的、对一切都能理解的人的同情——来学习理解生活。”高尔基指出了契诃夫才华的“可怕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他写的是真话，“任何事情从来都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高尔基认为契诃夫的意义就在于他对浑浑噩噩的生活的无情谴责，对虚伪的资产阶级贵族社会的揭露。高尔基把契诃夫和他小说中的主人公——那些没有找到生活中位置的人截然区别开来。“契诃夫写了很多小喜剧，”他写道，“写那些游离于生活之外并因此树敌颇多的人。”

高尔基在回忆录中发展了他在1900年的文章中所阐述的思想。他笔下的契诃夫是鲜活的，具有积极的社会人的气质，具有让敌人信服的力量去摧毁资本主义世界的谎言和庸俗。“他拥有在任何地方都能发现并引起人们注意庸俗之物的本领，”高尔基写道，“这种本领只有对生活有高要求的人，只有热切渴望看到人们的淳朴、美丽、和谐的人才能达到。庸俗下流的东西在他那里只能受到无情和严厉的审判。”

在转述和契诃夫见面的感受时，高尔基描绘作家生活的一面。高尔基指出，契诃夫像写小说时一样，在生活中也善于发现在动听的自由主义和光鲜外表的庇护下的庸俗和谎言，并把它们揭露出来。在回忆录中，高尔基继续阐释契诃夫对自己人物的态度。在指出契诃夫小说和剧本中一些人物的名字之后，高尔基写道：“从这群软弱、单调、无聊的一群人的旁边，一个优秀、睿智、对周围一切都非常用心的人走了过去。他面带苦涩的笑容，看着自己老家的这群无聊的人，语气虽然温和，但却带着深深的责备，脸上和心中充满了绝望的痛苦。他用好听的嗓音真诚地说：‘先生们，你们生活得很糟！’”高尔基的文章和回忆录在与自由民粹派的美学批评家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一直试图证明契诃夫没有积极地融入社会，作品缺乏思想性，没有“倾向性”。

针对诸如契诃夫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作家和缺乏积极的社会性的流行言论，柯罗连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库普林、魏列萨耶夫、捷列绍夫、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和其他的作者在回忆录中都给予了驳斥。他们的回忆提供了大量关于契诃夫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深切关注人民命运的资料。

1905年革命前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对契诃夫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关于这个时期列宁写道：“无产阶级的斗争席卷了工人中新的阶层并在整个俄罗斯蔓延开来，同时间接影响着学生和其他居民阶层中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

同时代人的回忆录见证了契诃夫对即将来临的革命所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我们有理由认为，契诃夫在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相信革命必将到来。

叶·巴·卡尔波夫在回忆录中列举了契诃夫在和维·费·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谈话时的独特论述。这次谈话发生在1902年6月，他们涉及的话题在当时引起了作家极大的兴趣。契诃夫指出，社会运动正在迅猛发展，进步文学面临新的任务。契诃夫说：“我们熬过压抑的沉闷和踌躇，正面临着转折。我们急转弯……我特别希望捕捉住这种令人振奋的情绪……想写一个剧本，一个振奋人心的剧本……也许我会写完……很想知道……在人民中蕴藏着多大的力量、能力和信心，太令人惊奇了！”

很明显，契诃夫不满意在雅尔塔的生活，这里的生活局限了作家的眼界。他能接触到的都是事件发生后各界的反应，而不是事件本身。类似的情绪也表现在他1903年11月10日的信中：“……雅尔塔的生活很无聊。我感觉，生活正从我的身边溜走，有多少文学家应该看到的东西我都无法看到。只是幸运的是，我看到并且明白，生活和人民正在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诚实——这是最主要的……”

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像契诃夫一样，既是医生也是作家，那些年也住在雅尔塔。他曾讲述：“我记得，1905年革命前我在彼得堡住了一段时间。我从那里返回雅尔塔的当天，契诃夫就迫不及待地给我打电话，让我尽快—马上—立刻到他那儿去，因为他有一件非常重要、刻不容缓的事情要对我说。原来事情是这样的……他觉得刻不容缓的事就是，他要立刻了解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发生了什么事，不是在文学圈儿，而是在政治领域，在日益迫近的革命运动中！当我对那时发生的一切并不陶醉，甚至还有些怀疑时，他很激动，冲着我说了一些非常激烈的话，语气坚定，不像是他说的话。“您怎么能那样说！”他发火了，“难道您没有看见，从上到下一切都改变了！不论是社会还是工人！”

契诃夫的另一个同龄人，奇列诺夫医生写道：“他在政治方面的成长，是和生活同步的。契诃夫和生活一起变得越来越左，到最后几年他已经变得异常偏激，容不得任何反驳（在这种情况下不知为什么他会说：‘完完全全就是阿韦尔基耶夫’）。他在证明，我们正处在‘革命的前夜’。”捷列绍夫也证实：“契诃夫经常谈论革命。他认为在俄罗斯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很快就会到来。”那些年非常清楚契诃夫心境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随着气氛越来越紧张，革命越来越近，他也变得越来越坚定不移。”

当然，契诃夫没有提出革命的具体途径和动力，但他的信件和同时代人的回忆都可以证明，他是多么热切希望明白新的社会运动的特点，他对登上历史舞台的那股新力量表现出怎样巨大的兴趣。据高尔基回忆，契诃夫在创作的最后阶段曾想“为另一种读者，严肃而真诚的读者”写一部“不同内容”的书。[10]按一位回忆录作者（阿努钦教授）的话说，契诃夫看到高尔基的意义在于，“他营造了一种情绪，唤起了对新类型的兴趣”。契诃夫是如何理解“新类型”的，可以根据1902年1月20日他写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封信来判断，他在信中把高尔基话剧《小市民》中的尼尔称为“新人”。他坚持向莫斯科艺术剧院推荐排演《小市民》，并且多次指出尼尔这个角色在这部戏里应该是“主要的、中心的、英雄般的”人物。

同时代人的回忆录驳斥了资产阶级批评家关于诸如契诃夫缺乏积极的社会性，对现实问题漠不关心等谎言，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个按照高尔基的表述“是在文学史和社会思潮方面正在开创新时期”的作家的作品。

三

契诃夫没有留下任何详细的生平自传。在他庞大的文学遗产中没有类似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三部曲，或者像柯罗连科的《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这样的自传性作品。因此同时代人关于契诃夫的回忆录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伟大作家生活和创作的最重要的资料，并且经常作为研究其生平不可或缺的参考。

契诃夫在莫斯科、彼得堡、沃斯克列先斯克、巴布金，最后在梅利霍沃和雅尔塔生活的故事提供了有关他全方位地接触生活、对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具有最浓厚兴趣的清晰认识。很有可能的是，契诃夫之所以没有完全和医学脱离关系，而是一直对医学孜孜以求，是因为——据他同时代人和同行医生见证——医生的活动能帮助他接触最广泛的民众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