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2)

柯罗连科的回忆录涉及契诃夫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他对自由民粹派的看法。正如柯罗连科在回忆录中写的那样，他曾试图把契诃夫和以米哈伊洛夫斯基为首的《北方导报》的自由民粹派编辑部拉上关系，但并不成功。这个结果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契诃夫的文学观点和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自由民粹派的观点有着原则性巨大差异。柯罗连科列举了一些说明米哈伊洛夫斯基对契诃夫态度的资料。但在此需要作个说明。柯罗连科是在1904年，也就是契诃夫刚刚去世时撰写的回忆录，同年米哈伊洛夫斯基也去世了。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柯罗连科认为谈论米哈伊洛夫斯基对契诃夫的真实态度有些不合适。当他写到米哈伊洛夫斯基“对契诃夫非常有好感”时，无论如何，能够感觉到柯罗连科希望淡化这种态度，尽管一开始他指的就是他的个人态度。至少从米哈伊洛夫斯基发表的对契诃夫态度的非常激烈甚至是侮辱性的演讲中仍然能够找到相关印证。

在契诃夫涉足文坛初期，除了吉利亚罗夫斯基留下几张素描外，1880年代的文学家中还有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和谢格洛夫撰写了回忆录。前者在1887年初就与契诃夫相识，后来他们见面的频率相当高，主要是在莫斯科和梅利霍沃，很长时间他们一直保持通信。契诃夫对他的文学活动给予了非常大的影响。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自己从事文学创作的初期，契诃夫对他提出了很多值得关注的文学论点。

同一年，契诃夫和谢格洛夫相识。一开始契诃夫就预言对方在写作方面会有所建树，但后来谢格洛夫辜负了他的期望。如果说刚认识时他们的关系还比较亲密的话，后来契诃夫和他基本没有什么来往——这是因为谢格洛夫作为一个作家缺乏原则性，做事不择手段，庸俗不堪，他和新闻界的一些反动分子越走越近。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契诃夫只是偶尔和他通通信，再也没有见过面。

关于契诃夫创作初期的回忆录虽然很多，但是单凭这些仍然很难对作家在幽默杂志工作期间的思想状况勾勒一个完整的轮廓。大部分回忆录仅仅只是对他的经历进行了真实的描述，并且对作家的文学和美学观点的阐述很多都是错误的。但是，柯罗连科的回忆录尽管非常简洁，和其他人相比，他对契诃夫该方面的剖析还是比较全面的，并且他和别人来往的一些书信也为我们对契诃夫的文学和社会观点获得更加完整的轮廓提供了可能。

《草原》（1888）是契诃夫创作新阶段中一部最重要的作品。在《草原》之后相继发表的《没意思的故事》、《第六病室》、《匿名者的故事》、《带阁楼的房子》、《我的一生》、《农民》和《海鸥》是契诃夫艺术才华更进一步的展现，是他对文学的社会使命更深层次的认识，是他广泛接触和了解人民生活的结果。

对契诃夫来说，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事件有：萨哈林岛之行，这次游历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梅利霍沃参加医疗工作和社会活动；在下诺夫哥罗德省赈济饥荒；参与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文学和戏剧活动。“在这个阶段，”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写道，“契诃夫处于首都作家和演员艺术群体的漩涡中心……他喜欢聚会和妙趣横生的谈话，喜欢戏剧界的活动和到各地和国外旅行。他乐观向上，像以前一样谦逊，像以前一样听得多，看得多，却说得少。他的名声越来越大。”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契诃夫和演艺界、美术界和音乐界的接触明显增多。1887年契诃夫和列宾相识，第二年认识了柴可夫斯基。在很多回忆录中都准确地描述了契诃夫对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同样，柴可夫斯基也多次对契诃夫的作品给予热情赞誉。“您对俄罗斯文学领域出现的又一位伟大的天才契诃夫有所了解吗？”1889年6月2日柴可夫斯基写道，“我认为，他是我们文学领域未来的栋梁。”[5]在那段时间，契诃夫和俄国的著名演员，像连斯基、孙巴托夫尤任和斯沃鲍金关系都很亲密。1895年契诃夫前往亚斯纳雅·波利亚纳拜访托尔斯泰，两人之间的深厚友情一直延续到契诃夫去世，并在他们的一生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于契诃夫这个时期的回忆录同时代的人写得比较多，这不仅能使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作家的生平，而且对他的社会和文学观点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认识。同时代人的记录使契诃夫关于文学的任务、作家和人民的关系以及必须要“不断地、深入地”研究生活等论述得以保留下来。其中，大部分的材料涉及契诃夫在梅利霍沃的生活。契诃夫的演员和作家朋友们都喜欢来这个莫斯科郊外的庄园做客，列维坦就不止一次来这里。梅利霍沃的场景也常常被作家写进描写俄罗斯乡村最著名的作品中。

撰写该时期契诃夫回忆录的作家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比较突出的还有波塔片科和谢普金娜库帕尔尼克。契诃夫和波塔片科是在1889年敖德萨的旅行中相识的。到了九十年代，两人的关系更加稳固。他写的回忆录中包含有非常珍贵的史料，但却丝毫无法证明波塔片科了解作为艺术家的契诃夫。

谢普金娜库帕尔尼克的回忆录生动地描绘了契诃夫在梅利霍沃的生活场景，再现了契诃夫家人之间的浓浓亲情。在回忆录中她还记录了契诃夫和莫斯科文学界的关系，我们从中可以获得不少实质性的资料。

对女作家阿维洛娃的回忆录需要作一个特别的说明。她的回忆录中有大量关于她自己生活的叙述性文字，其中契诃夫被给予了重要位置。阿维洛娃好像是在写一部关于自己的小说，对自己和契诃夫长达十年间的大量来往书信进行了点评。她的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真实可信的资料，特别是契诃夫在彼得堡的那段时间所交往的圈子以及彼得堡的剧院第一次上演他的剧本时的情形，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作家在那段时间所经历的事情。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指出，作者在处理和契诃夫有关的内容时表现出过分的主观和片面。同样契诃夫在小说《关于爱情》中对阿维洛娃的态度未必是完全真实的。

1898年，由于结核病不断加重，契诃夫不得不迁居雅尔塔——早在一年前他的病就有了危及作家生命的迹象。由于病情恶化，契诃夫入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同时代的人证实，1896秋天，《海鸥》在彼得堡皇家剧院首演失败后，契诃夫受到了批评。作家的病情之所以急剧恶化，很大程度上是一些人的恶意诋毁造成的。当时这次公演失败的原因已经非常清楚，因为剧院没有能正确理解契诃夫这部喜剧的创新性。《海鸥》是由喜剧演员列芙克耶娃进行的义演，她通常扮演预设轻松效果的角色，所以完全不适合出演契诃夫的剧本。波塔片科在回忆录中写道，“列芙克耶娃是一个滑稽、逗人开心的演员，通常情况下她出演的都是一些世俗的角色，饰演好吃懒做的人、老处女等，这些人物都被处理成喜剧形象，装腔作势地说着可笑的话……”她的追捧者都是商人、店员、市场里的买卖人、军官……而舞台上出现的正是这个群体，他们是契诃夫式的“创新形式”的评判者，而她将这一“创新形式”展现出来。于是除了发生的，不可能有别的结果。一切后果的始作俑者都是那些戏剧界墨守陈规者和小报记者，与其说他们的挑衅是针对《海鸥》的演出，还不如说是针对契诃夫本人，是针对他摒弃舞台上的虚假、谎言和浮华的戏剧作品。

回忆录重现了《海鸥》在皇家大剧院第一次演出的情景以及随之发生的一切；讲述了那些人对契诃夫的恶意诽谤和企图诋毁契诃夫的阴谋；同时，回忆录也为我们记录了在那次公演失败后契诃夫自己的心情，以及后来他和剧院方面的关系。《海鸥》在皇家大剧院上演以后，契诃夫又创作了《三姐妹》和《樱桃园》。契诃夫从来没有像在雅尔塔生活的这段时间对戏剧倾注那么多的心血，那么狂热地捍卫创新的戏剧形式。契诃夫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创立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关系亲密。他不仅是这个剧院上演剧目的剧作家，而且是它艺术纲领的制定者，是为确立他的戏剧艺术新形式而斗争的发起人。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契诃夫和高尔基之间的深厚友谊是值得一提的大事。契诃夫最早看出年轻的高尔基“是毋庸置疑，而且是真正的大天才”。[6]克尼碧尔·契诃娃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就高尔基给契诃夫留下的印象写道：“这段时间高尔基也在雅尔塔，当时他就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享有盛誉。他在安东·巴甫洛维奇这儿经常讲述自己离奇的人生遭遇，讲得声情并茂，引人入胜。他本人对自己所讲的内容也表现得很感兴趣，仿佛也是第一次听到。我们坐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书房，静静地，静静地听着，听着……”1900年2月5日契诃夫在写给塔拉霍夫斯基的信中这样写道：“高尔基非常有才华，是很容易让人产生好感的人。”同样，高尔基对契诃夫也非常倾慕。1901年刚刚被释放，高尔基就长途跋涉到雅尔塔看望契诃夫。两位伟人之间的通信一直持续到契诃夫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些书信具有巨大的历史文献意义。1902年，遵照尼古拉二世的命令，俄国皇家科学院撤销了高尔基名誉院士的称号。为了表示抗议，契诃夫和柯罗连科共同发表声明，拒绝接受他们的名誉院士称号。

契诃夫在雅尔塔的生活在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得到广泛反映。那几年，虽然身患重病，但契诃夫仍然非常积极地参与国家生活。他身边一直围绕着一大批文学家和演员，他们是1905年革命前夕革命运动空前高涨时迅速成长起来的一批人。库普林和魏列萨耶夫都撰写了契诃夫在雅尔塔生活时期的文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的回忆录给予契诃夫很大的篇幅。高尔基的随笔为我们展示了契诃夫深邃又全面的形象，揭示了他丰富的精神世界和迷人的人格魅力。在所有同时代人撰写的伟大作家的回忆录中，高尔基的回忆录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二

回忆录也反映了同时代人对契诃夫的不同理解。契诃夫去世后，高尔基马上就指出“路边小报”上数不清的所谓“回忆人”的诽谤的危害性。正如高尔基指出的那样，他们打着“悲伤”的幌子，让人感到的是一种“冰冷的感觉，散发的都是同样的庸俗气息，是内心对敌手离世的暗暗窃喜”。高尔基指的是那些很早就标榜自己是伟大作家“亲密朋友”的卑鄙的办报人和小记者。所有那些喜欢谈论“真实的作家”的人，就像资产阶级批评家一样，企图贬低契诃夫的世界意义，把他和那些平庸记者放在一起，让他的名字和那些黄色刊物扯上关系。契诃夫去世后，报纸上马上出现了类似的文章，伤害了大众对伟大作家的缅怀之情。1904年7月高尔基的信里针对的就是他们：“报纸上充斥着回忆契诃夫的文章，但大部分都是些冷冰冰的低劣、平庸之作。作家的结局很糟糕——文学界的害群之马立刻就开始对逝去的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话。”[7]高尔基认为，同时代人将如何阐述契诃夫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他们四处奔走，筹划出版纪念契诃夫的特别文集。“我们想出版一本纪念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书，”1904年7月，契诃夫去世后不久，高尔基这样写道。

在和资产阶级批评家的斗争中，高尔基的文章《关于安·巴·契诃夫的新小说〈在峡谷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篇文章在俄罗斯乃至全世界的评论界第一次确立了契诃夫创作所具有的最伟大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众所周知，资产阶级美学批评家一直试图制造契诃夫在文学和社会方面的微价值理论。高尔基公正地指出，这种批评甚至把赞扬变成了“黄蜂的巢穴”。自由民粹派也撰写了大量关于契诃夫的评论文章。米哈伊洛夫斯基在自己的文章中一直试图证明契诃夫的作品缺乏思想性，缺乏对真正的社会利益的关注。对契诃夫最好的一部中篇小说《农民》，米哈伊洛夫斯基认为，小说“内容贫乏”、“肤浅”，从中不会得出“任何普遍结论……甚至根本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8]这篇评论文章强调，契诃夫的作品没有上升到具有广泛概括意义的高度，它表现的只是“个别事件”。

资产阶级文学批评制造出契诃夫是“黄昏的讴歌者”，一群无聊的人、爱抱怨的凡夫俗子的歌颂者的假象。1914年马雅可夫斯基写文章驳斥了此类观点，他写道：“因这样一位凡夫俗子熟悉的人，对什么都不满意、爱发发牢骚的人，在大众面前为‘可笑的人’说情的人，‘黄昏的讴歌者契诃夫’倒成为另一个契诃夫——健康、快乐的语言艺术家。”[9]

在不少本着客观记录一个真实的契诃夫的文章中，反映的却是资产阶级批评家鼓吹的观点。1909年，契诃夫去世五年后，反动刊物的撰稿人尼·叶若夫的回忆录出版。这部回忆录歪曲了契诃夫真实的生平，充斥着叶若夫个人对伟大作家的攻击。叶若夫企图损害契诃夫的巨大威望，贬低他在俄罗斯文学中的作用。他极力想要和资产阶级批评家的回忆录保持同样的腔调，用造谣中伤的手段来证明契诃夫要极力远离社会生活，并要求文学脱离现实使命。也有不少的文章是写契诃夫内心的摇摆，写他缺乏信念，强调他本人和他小说中那些意志薄弱、不坚强的人物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