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远古文明与近古文明(3)

两方相遇在华北平原的“涿鹿之野”，一场惨烈的大战爆发了。关于这场战争的爆发地，战争的经过与结局，历史的记忆是明确的：发生地在涿鹿之野。

关于战争经过，则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古代典籍《龙鱼河图》之说：上天派遣玄女下界，送给黄帝“兵信神符”，黄帝才打败了蚩尤。一种是《太平御览》与《山海经》的壮阔神话：第一场大战，黄帝派遣应龙进攻蚩尤，蚩尤请天神作法，大雾弥漫三日，应龙大军不辨方向。此时，风后制作的指南车发挥作用，应龙大军杀出迷雾。第二场大战，蚩尤请来风伯、雨师，作狂风暴雨，应龙军陷于覆灭之境。黄帝当即请来“天女旱魃”，以强热天火止息暴风雨。应龙得以率众攻击，大获全胜。关于战争的结局，也大致有两说：一是《史记》、《逸周书》的说法，即黄帝擒杀蚩尤；二是《管子·五行》的说法，即黄帝任命蚩尤为“六相”之一，做了执掌天时的“当时”；《艺文类聚》则引《龙鱼河图》之说，作“制服蚩尤，（黄）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

历经两战，黄帝战胜蚩尤，有效遏制了一个最强悍的特大族群向新秩序的挑战，为消弭近古开端时期的大混乱减少了阻力，使当时社会的聚合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

战胜蚩尤之后，黄帝又与炎帝族群爆发了近古最大规模的一场战争。

关于黄帝炎帝这两个特大族群的大战的起因与过程，史料记载的传说语焉不详。

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有三点：

其一，这场大战发生在华北平原的“阪泉之野”。

其二，黄帝一方训练出了猛兽集群，以熊、罴、貔、貅、（豸区）、虎六种猛兽群进入战场，才打败了炎帝一方。这一事件在当代理念中的说法是：六种猛兽是氏族图腾，是黄帝一方的六个主战氏族打着猛兽图腾旗，或扮作这种猛兽，实际上是六支精锐民军。但是，这种推定未必可靠。以近古社会的环境气候论，以那时人群与自然融合的紧密程度论，将猛兽训练成冲击力量不是没有可能的。直到后世战国初期，黄河中下游丛林的大象还曾经被魏国训练成为象军。直至当代，还有训练猛兽表演的职业存在。因此，司马迁的记载应该是相对可信的。

其三，这场战争打了三次，黄帝族群才最终战胜炎帝族群。古典史学家对这三战的解释是：黄帝族群与炎帝本人统率的族群民军，实际只有一战；后两战，是平息炎帝族群的余部与后裔力量。应当说，这是较为可信的历史真实。因为，大规模的战争不可能连续发动两次、三次，而一个占据广大地区的特大族群的真正平定，又绝不是一场大战的胜利就能轻易结束的。

隐藏在战争之后的另一个问题是：黄帝族群与蚩尤族群、炎帝族群的大战，为什么都发生在华北平原，而不是三方中任何一方的聚居之地？为什么三个特大族群之间的决战，都要被赶到这一方大平原上去？

历史的真相，只有到历史深处去寻找。综合种种史料，按照历史的逻辑分析，真相似乎应当是这样的：当时的华北平原，虽然有许多族群分布，但是，尚没有形成特大族群的稳定聚居。也就是说，当时这片土地上还没有强大的抵抗力量，谁获得胜利，这里就将是谁的生存资源。而当时黄河中下游的西部、中原、江淮、东方山海间，都有许多大族群聚居，可供争夺的有效生存空间已经很少。蚩尤族群与炎帝族群，要向黄帝族群发出挑战，一定要以占领广袤土地的形式来证实自己的强大。

这样的生存区域，在当时只有华北大平原了。于是，华北平原成了当时最具诱惑力的大争夺之地。两个特大族群的挑战，都离开了自己的聚居地域而远道北上，根本的原因正在这里。

近古时期的英雄战争，是我们的先祖实现文明跨越的最重大社会枢纽。

5.黄帝大联盟权力：中国政治文明雏形

黄帝的大作为，并没有在涿鹿、阪泉之战后终止。

黄帝的兵民大军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远征。北上，驱逐了当时叫作“獯鬻”的游牧族群。南下，至于长江中游的大湖区，黄帝登上了湘山。东来，抵达东海之滨，黄帝登上了泰山与琅琊山。西去，抵达了陇西地带，黄帝登上了崆峒山。

（1）黄帝大联盟权力的建立

最后的大举措，是在涿鹿山下建造了城邑，在附近的釜山举行了“合符诸侯”的盛大仪式。所谓合符，就是族群首领们举着各种符、契形式的权力信物，来与黄帝举行核对确认，表示明确的臣服。

可以说，以这次天下首领大会为标志，黄帝大体上建立了最早的联盟权力体系。这一联盟权力的实际根基，是建立在连续战争胜利基础上的强力统一。尽管那时还没有“统一”这个词，甚或也还没有“统一”的自觉意识。但是，历史的实际进程已经明确呈现出了早期族群统一为一个大联盟权力的实践性。这一历史实践，无疑已经种下了我们民族后来形成的强烈的统一意识的最早精神因子。

大合“诸侯”之后，黄帝建立了第一个统一联盟权力体系。虽然，这一权力体系仍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依据《史记》的说法，是“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也就是说，黄帝建立的权力机构还没有固定的都邑治所，走到哪里都要以兵营所在地为权力行使中心。尽管如此，黄帝所建立的第一个具有近古统一形态的联盟权力体系，仍然具有空前完整的结构。

这种权力体系是极其粗简的，但也是相对全面的。

最高领袖开始有了尊贵的名号——黄帝。黄帝之下，设立了治民四大主官：风后、力牧、常先、大鸿；再下又设立了春、夏、秋、冬、中五大权力系统，分别以青云、缙云、白云、黑云、黄云名之；以蚩尤为当时（执掌天时），大常为廪者（执掌仓廪），奢龙为土师（执掌建造），祝融为司徒（执掌农业），大封为司马（执掌兵马），后土为李（执掌刑狱），号为“六相”。同时，还设立了监理天下族群的两大监察系统——左右大监。又特设师兵，以为营卫。应该说，最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如此遥远的权力系统中，竟然还有着权力监督、制约、平衡的近古监察系统。这种几乎近于神奇的近古权力设置，不能不使我们发出由衷的赞叹！

当然，这些官员群的职责划分，一定是模糊而笼统的。官员也未必全部是职业官吏，许多官员很可能是半职业性的。但是，这毕竟是中国近古社会最早的天下联盟权力，是后来国家时代的雏形。其间最主要的标志，是黄帝有了初步稳定化的军队——师兵，联盟权力有了某种形式的强制力量。所谓师兵，是以轩辕氏族群人口为主要组成部分的、隶属于最高联盟领袖的武装力量。这种武装力量，很可能还没有固定的形式，也还没有职业化，还是有事则聚、无事则散，不能算是常备军。但是，就其服从联盟最高领袖的号令而言，这种时聚时散的武装力量，仍然使最高联盟的权力具有了相对强大的威权性。

（2）黄帝时代的社会大创造

社会的稳定与大联盟权力的建立，使中国近古文明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历史性跨越。文明跨越的具体形式，是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大创造。

这一时期的社会大创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具有具体功能性质的社会发明，譬如早期的文字、音律、算数、历法、度量衡等等。

另一类，是具有整体功能性质的社会规范创造。譬如人与人之间最早的交往规则——五礼；譬如排解纷争方面的最早规则——象法，后世史书称其为“五常之刑”等。实际上，这就是被现代法学理论认定的早期习惯法。在惩罚罪犯方面，开始有了最早的意象牢狱——用种种方便物件围起来的圈禁场所。后来，这种意象牢狱的象征物开始固定化。在殷商早期，成为用麻布围起来的帛牢；在周人早期，则成为画地为牢。

（3）文明跨越的基本标志：黄帝时代的器物发明高潮

中国的历史意识，将许多器物的发明权都堆积在了黄帝身上。虽然其中不乏附会之说，禁不起认真考察。但是，就大的方面而言，黄帝时代确实是近古之世的一个发明高潮期。举凡当时人群生存所需要的基本器物，那时都被创造出来了。

其中，最重大的技术推进是筑城术。据当代考古发掘证实，埃及南部地区发现了距今七千年的古城遗址，叙利亚发现了距今五千余年的古城遗址，湖南澧县发现了距今六千年的古城遗址，河南郑州西山发现了距今五千余年的古城遗址。凡此等等，都说明黄帝时代的筑城术，很可能是对更早的造城术的一种重大改进，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明。但是，作为最高联盟权力的筑城，却无疑是首次的，它对于近古社会的影响力无疑是巨大的。

另外，衣、食、住、行与生产、军事方面的许多基本器物，在这时都被创造了出来。衣裳、车、船、地面房屋、弓箭、大皮战鼓，以及具有生产技术意义的养蚕、织帛等，都在黄帝时期发明了出来。

回望近古英雄时代，尤其是黄帝时代，其文明历史的意义主要在于三个方面：其一，我们的先祖族群在那个时期走出了朦胧模糊的远古传说时代，并确立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坚实起点；其二，黄帝时代成功消弭了近古社会的无序大争夺，完成了中国近古族群最早的秩序大聚合，成功避免了近古族群在自相残杀中同归于尽，给我们的文明成长夯下了最为广阔的根基；其三，黄帝时代是中国近古文明的第一个原创时代，文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本要件，大体都在这一时代被创造出来了。

但是，我们还没有进入国家时代，近古文明依然是不成熟的文明。

百年治水：走出洪荒时代

1.关于中国洪水时代的真实性

在世界许多民族的遥远记忆中，都曾经有过关于洪水大灾难的种种传说。

中国古文献有四种基本说法。《五帝本纪》云：“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夏本纪》云：“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皆服于水。”先秦文献《孟子》云：“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山海经·海内经》则说：“洪水滔天。”

以《创世记》为代表，西方神学界的传说是：洪水曾经布满全部大地，甚至淹没了最高的山脉，淹死了差不多全部的人类和禽兽。非洲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民族，也有远古大洪水的传说。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民族，也有远古大洪水的传说。

对远古洪水的真实性，现代研究的评估，大体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对西方洪水传说的分析评价，中外学者大体都是否定的。

专门研究洪水神话的英国学者富勒策，在其《洪水故事的起源》中说：

所有的此类传说，一半是传说的，一半是神话的。就它们保存实际发生过的洪水的记忆而言，它们是传说的；就它们描述从未发生过的普遍世界的泛滥而言，它们是神话的。我们可以具有相当把握地宣布，它们是假的。

中国的远古史研究家徐旭生，在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提出：

18世纪及19世纪前半的神学家们，往往主张这一种说法。这一类的大变化，即或发生过，也是在古生代、中生代，或新生代前期。它们离现在或超过十亿年，或已经几亿年。可是我们人类的出生，仅在新生代后期，距现在不能超过一百万年。当日还没有人类，怎么能有遗事的流传？所以，这一类解释很不适当。

第二种情况，对中国远古洪水史料的评价，中外学者基本都是肯定的。

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说：

远古中国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挑战要严峻得多。人们把它变成古代中国文明摇篮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黄河流域创造了文明，是由于他们遇到了一种挑战……在文明的起源中，挑战和应战之间的交互作用，是超乎其他因素的一个因素。

徐旭生先生更为具体地论证了中国近古洪水灾难的真实性，他提出：

我国洪水发生的时期相当明确，大约不出公元前三千年的后期。……注意到当时的人民尚未发明掘井技术，必须逐水而居，雨量稍大，即成灾难。同时，当时已经是农耕社会初期，淹没长期火耕才能获得的土地，淹没历经艰难才能积累的食物、衣物、房屋、牲畜，以及打造出的石器木器农具等，损失的巨大，对于人民印象的深刻，会超出畜牧社会很远……传说中间所涵神话量的多寡，与每一部族人民的幻想力发达的高度为正比例。我国人民性情朴质，幻想力不够发达，所以他们所保存的传说，离实在经过的历史还不很远。

卡尔·魏特夫在其《东方专制主义》中明确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在于大河流域在远古时代的大规模治水。

可见，极其重大的洪水灾难，是近古中国社会的真实历史。

我们的祖先，是以什么样的姿态迎接这场空前巨大的灾难呢？

2.大洪水初期的经验式应战

要解密中国近古文明的历史跨越，就必须解密中国远古时代的治水历史。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远古的洪水灾难与治水历史，究竟有多长时间？历史的记忆是：洪水从尧帝时期开始发生，历经了尧、舜、禹三代近古政权。传说中的尧帝，活了117岁，在位98年。其中后28年，尧将帝位禅让给了舜。那么，尧帝的有效在位期，就是将近70年。从尧帝曾两次主持遴选治水领袖的事迹可以推定：大洪水的发生，至少在尧执政的中期就开始了。也就是说，尧帝时期的洪水灾难，至少有30—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