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水
“沉水”是一种香的名字，据《梁书》载：“沉木者，土人斫断之，积以岁年，朽烂而心节独在，置水中则沉。”
于是我们知道它为何名为沉水，木头通常会漂在水上，而它却会沉向水底，所以鉴定一块沉香的办法就是取一盆清水，看它在水底幽然沉静。
李贺有一首诗，《贵公子夜阑曲》：
袅袅沉水烟，
乌啼夜阑景。
曲沼芙蓉波，
腰围白玉冷。
这位贵公子想必气度高华，就像武侠小说里常说的，宛如“玉树临风”。但这幅图中却有一种轻寒、脆弱，风过荷池，腰间玉带为之冷，公子兀自伫立，谛听乌啼，所谓“月落乌啼霜满天”，夜阑时分人是如此寂寞。
但有“袅袅沉水烟”，这是寂静中的微动，是心动，心之动微微袅袅，如夜阑清梦。
香烟袅袅，这种香名为“沉水”，似乎就是为了能在此时入画、入诗，因为“沉水”二字是哑的、静的，正好可以压住“烟”，不让它闹，让它悄然化入这个深静的凌晨。
好吧，我们可以不再谈诗，谈诗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汉语之美、汉语微妙的音响和质地均已销尽，唯余茫茫。现在我们谈谈“贵公子”，这样的人依然活在大众的想象中，他身怀绝世武功，腰围玉带，居于深深庭院，庭院中有湖池曲沼，正荷花盛放——最后，但最重要的，是居室中彻夜焚烧着沉水之香，那随风消散的气味在千年以降的想象中通常会被遗漏。
开元天宝年间，长安有一人，名为王元宝——看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位老兄肯定很胖。人如其名，王元宝很有钱，他的主要问题是怎么花掉无穷无尽的钱，为此他艰苦卓绝地折腾，累得要死。在王元宝想出的诸多花钱的法子中，有一种就是焚香。《开元天宝遗事》的作者屏住呼吸写道：王元宝“尝于寝帐床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宝博山炉，自暝焚香彻晓，其骄贵如此”。——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也不怕熏着呛着，在床头置一具香炉，从黄昏开始焚香，一直烧到次日天亮，其效果就跟烧钱一样。
由此我们就知道了贵公子之“贵”，那一炉烧到夜阑的“袅袅沉水烟”即使在富丽铺张的盛唐也足以倾动视听。但同样是“贵”，王元宝是“骄贵”，“贵”得闹，他一定恨不得满长安的人都来看他睡觉，而画和诗中的公子是静的，如金般的沉水寸寸燃尽，香烟如无主自开的花。
同为焚香，有的是烧钱，有的是焚心，但无论如何，沉香总是异常珍贵。据张知甫《张氏可书》记载：“燕瑛罢广漕还朝，载沉水香数十舰以遗宦寺，遂尹应天府，时人谓之香燕大尹。”——时间已到了宋朝，这位燕瑛从广东转运使任上内调，带了十几船的沉香回来送礼，于是得到了另一个肥缺。但看起来宋人和今人一样眼里容不得沙子，而且一样的嘴不饶人，这位燕府尹就得了一个外号：“香燕大尹”。“燕”同“艳”，这就很刻薄，况且谁都听得出该大尹是臭是香。
当然，同样古今一理的是街谈巷议难免夸张，燕瑛虽贪渎，但沉香载了一船队亦不可尽信。沉水为珍稀之物，所以可以换官，浩浩荡荡十几船，倒像是倒卖木材了。
但由此我们却可看出沉水的流通路径：它是从广东来的，宋朝如此，唐朝也是如此。广东在古代中国是散发着奇香的地方。
在西方，中国一直被认为是沉香的产地。唐宋年间，波斯湾的商人浮海东来，采购沉香。当然，他们也从远方带来珍异的香料，比如乳香、没药，那都是《圣经》中的香：
那从旷野上来，状如烟柱，发放没药、乳香以及各种舶来香料香气的，是什么？[5]
（《旧约·雅歌》3：6）
是什么？在《圣经》中是欢乐的新郎、耶路撒冷大道上迎亲的仪仗，而在唐朝，那是南中国海上从天际渐渐浮出帆樯的“波斯舶”。天宝八年（公元749年），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遭遇风暴，漂流至海南万安州，受到横行海上的大盗冯若芳的款待，“若芳会客，常用乳头香为灯烛，一烧一百余斤”（《唐大和上东征传》）。——一位满怀圣洁宗教精神的高僧惊骇地目睹人类的贪婪和放纵，那是金子般的香啊，在遥远的索马里，晶莹的树脂一滴一滴落下，“当接住一滴时，紧接着就会有另一滴滴在它上面，然后结为一体”（普林尼，《博物志》）。于是，一棵树用它的精华凝结成一枚乳房，它经由驼队、海船，跨越印度洋，最后落到抢劫商船的大盗手里，像火把一样，焚烧。
古代世界和现在一样，物比人走得远。我天天面对我的电脑，但我永远不会见到它全部的设计者、制造者和销售者，那肯定是一份冗长的名单，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他们之间大多并不相识。现代工业的每件产品都经历着、联系着广大的世界，理论家们以此为证，向我们宣布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但其实，这个时代早已到来：三千年前殷宫中占卜的龟甲有的竟来自马来半岛，而一千年前，来自索马里的乳香就在唐朝的香炉中烟云缭绕；当然，在古代，这种“全球化”体验是令人敬畏的特权，而现在——现在又何尝不是呢？只不过特权扩散和贬值的速度比古代更快。
所以，尽管风涛险恶，还可能碰上冯若芳这等剪径的魔头，“辛巴德”们还是年复一年乘着西南季风来顺着东北季风走，当他们在广州的蕃坊出售乳香而收购沉香时，他们其实是在交换珍贵的“全球化”体验，这可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来自大唐的沉香，这就够了。商人们并不在意沉香的确切产地，就像你不在意你的耐克鞋其实是福建制造。
是的，沉水之香主要产于一个名为“林邑”的国家，其地大概就在现在的越南南部一带。广州的中国商人通常在安南边境采购沉水；而在古之安南、今之越南北方，商人们要远道跋涉，前往林邑办货。在那里，林邑的商人刚从热带森林中的土著部落买下一批沉香。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贸易体系，从林邑的森林深处延伸出去，在每一个环节上分枝分叉，最终覆盖了古老的东方世界。站在这张网最初的结点上的是赤身裸体的“森林人”，热带的阳光灼照着他黝黑的皮肤，他注视着面前这棵树，他知道这棵树病了，将把它砍断，粗大的树呼啸着、惊叫着倒下去，然后，森林寂静，似乎鸟都停止鸣叫，阳光更猛烈地倾泻下来。
过了两年、三年，也许是四年、五年，森林人来到老树身边，枝叶已经销尽，老树只余朽烂的树干，他抽出雪亮的刀，把表皮一层层剥去，直到颜色深暗的树心袒露出来，这时他笑了，他闻到了浓烈的芳香。
没有人知道森林人以怎样的价格出售沉香，我估计他们会换取一些小饰品，还有铁器，比如用来砍树的刀。无论如何，在这个“全球化”体系中他们占取的是最微小的份额，他们很可能并不知道那些饱含树脂的木块的最终用途，也不知道它在离开森林之后有了“沉水”这样的名字，体现着巨大的财富。
现在，再看看那棵树，据《太平御览》引竺法真《登罗山疏》：“沉香，叶似冬青，树形崇竦。”
——一棵高大的、长着墨绿色叶子的树，此时它仅仅是一棵树，是纯净的“物”，还要很多年，它才会化为“袅袅沉水烟”，化为精神、梦想和美，同时也化为冷酷、贪婪和放纵。
片断（摘自笔记）
案头一炉香，袅绕不已，这屋子便是“雅室”。当然，案必是紫檀条案，或朱漆螺钿的小几；香炉亦不能含糊，真正的宣德炉，精光内蕴。
不能开窗，至少在有风的日子里不能。香烟不是狼烟，东南风烟向西北去，西北风烟向东南去，人在下风倒也罢了，站在上风竟白送了一堂香气。李渔为此大伤脑筋，最后也只想出随着风向搬香炉的办法，于《闲情偶寄》中一本正经地说，香炉“体宜静而用宜动”。
动静、体用，二元并立如两脚着地的骑墙，但墙头马上，真骑上去难得稳当，那香炉无论是自己搬还是王升刘二搬，一动总是破了一静，如果风向多变，那真是春水荡漾，没个消停了。
所以，有风的日子不宜开窗，但无风的晴天最好也不开窗，响晴的大太阳晃得满堂热闹，消了焚香之境。
焚香之境静而幽。静，倒不一定万籁俱寂，蝉鸣蛙鼓，夜雨敲窗，皆可平生幽意；要紧的是收起人声，老爷焚香独坐，仆妇们不可在窗下吆鸡喝狗，柴米油盐。
大静时，一缕白的，或者竟是淡蓝的烟在暗影中袅动。老房子采光不足，最宜焚香，上了百年的老宅，阴翳自屋角墙缝漫出来，铺排于隔断、屏风、帷幕之间，暗影重重，香气也便一重一重潜行暗度。
于是，主人就该出场了——他已经站在那儿，或者坐在那儿，他的背影瘦削，——他当然是瘦削的，就像精神是瘦削的一样，他怎么可能肥胖呢？——他想必是穿着长袍，穿着长袍的瘦削的背影落寞、修洁。他不一定盯着袅动的烟，他在读书、写字，或是画画儿，或者他竟是兀自站着、坐着。
那么，又何必焚香呢？是的，真的不必。除非心游于外而成烟，于大静之中袅然微动——
一个人伴着一炉香，如一朵花或一条河或一种景色对应着一句诗，一句诗不能穷尽花、河或景色，却使一朵花、一条河或一种景色被凝视。
焚烧的香表演着心的轻、静、幽然，这是自由，却是轻的、静的自由，不惊动别人，也不惊动自己，如一支在夜色中衔枚疾行的奇兵。
所以需要焚香，需要一套格律精严的仪式遮蔽和消解这种自由的紧张。
龙涎
张华《博物志》中记载了一个故事：
西域使献香。汉制：献香不满斤，不得受。西使临去，又发香器如大豆者，试着宫门，香气闻长安四面数十里中，经日乃歇。
这个故事有一个比较无趣的开头：人家万里迢迢来献香，咱们大汉官员提着一杆秤等着，分量不够一斤不收。当然设立这个制度有它的道理，你拿块一两几钱的香料来，这也算是送礼啊？
但是接下来，事情就变得有趣了。一天清晨，长安的市民们起了床，喂了他们的狗、猪和鸡，然后他们开始吃饭——两千年前的清晨和现在一样弥漫着烟火气。忽然，所有的人，或者说几乎所有的人都停止了咀嚼，他们呆呆地注视前方，鼻翼急剧翕动——家里如果有感冒伤风或得鼻炎的人一定会感到奇怪：莫不是不约而同地要打喷嚏？但很快，连他们也闻到了，香气如浪涌来，推窗看去，阳光猛烈，全长安的狗叫成一片。
香气满长安。从帝后朝臣到贩夫走卒，上百万的人都醉了，街衢巷陌间，所有的人都仰着头、闭着眼，走路晃晃悠悠。当夜幕降临，长安几乎每一张席子上都翻滚着在亢奋情欲中相互缠绕的躯体……
如果你把鼻子伸到两千年前，去经历那场嗅觉的狂欢，必要的准备工作是先把鼻子伸向你的垃圾桶。汉代的长安无疑是当时世界最伟大的城市之一，是权力、威望、文化和财富的中心，但它的基础设施和市政管理显然不足以确保它空气清新，到处是垃圾和污水，弥漫着酸腐、浊重的臭气。天空是明净的，但人在他的生活环境中却像被各种各样的怪味腌制起来的鱼：没有卫浴设备，室内通风不好，又没有空调换气……
在这一派浑浊中，人梦想着香，如海底的鱼梦想着天空。
于是，在公元前那个遥远的日子，一个气味的乌托邦降临长安城。这本是一件妙事，但恐怕汉武帝不会这么想。皇帝应该无所不知，应该控制一切知识和事实，现在香满长安而且日复一日地不散，皇帝却和大众一样莫名其妙，我要是皇帝我也会急得睡不着觉——于是侦骑四出，长安的街头巷尾出没着鬼鬼祟祟的制服和便衣，一律伸着鼻子闻啊闻，最后七八十个鼻子灵的衙役不约而同地一路闻到了宫门口。
现在，事情终于有了一个说法：是外国人搞的鬼。长安的市民们听了长出一口气：怪不得呢……但接着还有感慨：外国的香料就是香啊！
——来自异域的奇香。
于是还有另一个宋徽宗政和年间的故事，出于蔡绦的《铁围山丛谈》：
时于奉宸中得龙涎香二，……香则多分赐大臣近侍。其模制甚大而质古，外视不大佳。每以一豆火爇之，辄作异花气，芬郁满座，终日略不歇。于是太上（按：指宋徽宗）大奇之，命籍被赐者，随数多寡，复收取以归中禁。因号曰“古龙涎”。
——如果你仔细读，就会发现这个故事和《博物志》中的故事有一个微小而确凿的接合点，就是“豆”这个字眼，西域使者以一枚小如“大豆”的香料香彻长安，而徽宗皇帝取了一粒“豆大”的龙涎，焚烧时竟如异花盛放，“芬郁满座”，终日不散。
汉代是一个浑朴豪迈的神话般的时代，那时的人是武士，做梦都是阔大的，所以一“豆”香四野；而宋人是哲学家、艺术家、工匠和商人，梦更精致，感官更灵敏，销尽了纵横世界的霸气，他们退隐于室内，写瘦字，聆细乐，对一“豆”之香的惊叹也就仅止于“满座”了。
徽宗是风雅皇帝，从宫中库里翻出两罐龙涎香，分赐群臣，这本是韵事，但后来又派人到各家各户，勒令人家把前些日子皇上赐的香再交出来，这就有点不讲理。当然没有人跟皇上讲理，所以不管还烧剩下多少，赶紧交上去。“古龙涎”遂散而复聚，重归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