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

全球化和国家转型这个题目，可以说具有历史和现实政策两方面的重大意义。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是全球化和国家转型的历史经验。从历史上看，全球化经常导致国家制度形式的转型。全球化并不新鲜，历史上已经经历过几次大的全球化运动了。每一次全球化首先是资本驱动的经济全球化。马克思观察到，经济是基础，国家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了，迟早必然导致国家制度的变化和转型。因此，在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之前，远程贸易往往和帝国的国家形式有关。而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崛起之后，就有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家制度，也就是近现代国家形式。今天在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方方面面的矛盾都和最近一波全球化运动有关。如何根据今天全球化的需要来重建国家制度，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一大挑战。

第二是全球化冲击下的西方危机的本质。在这一波经济全球化冲击下，西方正发生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在苏联解体之后，西方普遍盛行乐观主义，于是出现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理论，就是说基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之上的民主政治是人类可以找到的最好的制度。但现在没有人再可以这么说了，西方学术界和政界一片悲观。整个西方都面临着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的问题。在经济层面，无论是制造业本身还是金融资本主义都出现了大问题，经济结构严重不平衡。这种结构性的改革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够完成的，况且今天西方连改革的方向也没有明确。在社会层面，收入分化导致社会阶层分化，传统中产阶级的民生问题越来越严重。中产阶级发动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矛头直指金融资本主义。社会运动尽管表达了民众的不满，但解决不了问题。如何解决？没有答案。从政治层面看，西方也经历着新一波民主危机。尽管在大众民主时代，西方的民主越来越具有民粹的倾向，但没有一个国家现在能够产生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社会危机，都需要一个强有力政府的出现。但现在西方的民主越来越演变成为党派政治，执政党和反对党旗鼓相当，互相否决。用福山的概念来说就是，民主政治已经演变成“否决政治”。

这里就涉及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即当代西方的危机到底是资本主义危机还是国家权力危机？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大家都在讨论资本主义危机。越来越多的人对资本主义表现出极其悲观的态度。在这里，我的观点是，尽管资本主义也的确面临严峻挑战，但究其本质来说，是西方国家的国家权力危机。资本主义就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全球化就是资本的全球化、市场的全球化。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因此，无论从市场的拓展还是利润的最大化来说，资本主义都没有产生任何危机。相反，面临危机的是国家权力。就是说，国家权力无法应对全球化形态下的资本主义。这就要求国家权力的转型。历史上，每一次资本主义的转型必然带来国家权力的转型。我们所看到的民主政治几次重大的转型也是资本主义推动的。那么在这一波全球化下，民主政治又如何转型呢？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需要我们思考。

第三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建设的问题。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发展模式也和全球化密切相关。中国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而中国的开放过程也就是中国的全球化过程。实际上，中国内部改革的很多动力也来自外部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我们必须加入国际体系。近代中国历史表明，封闭没有出路。要发展，就要开放。但另一方面，开放也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在全球化的同时也要修筑钢铁长城，免于被全球化所吞没。在这一波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有足够的经验证明，如果不能消化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那么不仅其所带来的成果不能保存，而且国家很容易陷入困境，甚至危机。全球化给各个国家两个选择。第一，拒绝全球化。其结果等于落后，不发展，最后必然“挨打”。朝鲜是个例子。实际上，除了少数像朝鲜那样的国家，很少国家能够避免全球化浪潮。第二，加入全球化。这个选择既能够带来巨大的利益，也面临巨大的风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泰国和印尼，2008年金融危机之下的西方诸国都是例子。中国的选择应当怎样？我们已经选择了加入全球化，没有什么退路。我们必须像邓小平当年所说的那样，对全球化要“两手抓”。在新的环境里，我们对“两手抓”可以进行不同的解读。我们要“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政治”。“抓经济”就是要更加积极地融入全球化，并且推动全球化进程。“抓政治”就是要抓紧国家制度建设，不仅保障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的成果，而且利用全球化的动力，促成国家制度的转型。也就是说，和其他国家一样，全球化也在要求中国国家权力的重建。

这里又涉及近年来一直在讨论的中国模式问题。在这一波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和西方相比较，中国有效地应付了危机对自身的冲击，在很多年里成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再增长的最有效的动力。海内外，人们对中国模式的争论还具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尽管目前学术界对中国模式争论很多，但我还是认为存在着中国模式。很简单，不管怎样发展，中国还是中国，中国的经济不会演变成美国经济，中国政治不会演变成美国政治。但即使在西方，很多人，主要是具有现实感的政治人物，开始意识到中国模式的存在，也就是说中国也有他们可以借以参考的经验。西方历来轻视西方之外的发展模式，视自己的发展模式为普世的。但现在发生了深刻的危机，西方开始有动力来考量非西方的模式。随着非西方的崛起，这种趋势不可阻挡。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发展模式起着关键的作用。中国发展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了那么大的经济成就，促使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经验非常感兴趣。但是，中国模式也面临很多巨大的挑战。中国如何完善自己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的完善不仅对中国自身具有意义，而且对其他国家也有重大的意义。中国不仅要学其他国家全球化成功的经验，更要总结其他国家失败的教训。

当然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并不是要对外推行中国模式。我一直强调中国模式不是“北京共识”。“北京共识”是在人们质疑“华盛顿共识”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意味着中国也可以学习西方，把自己的经验推广到其他国家。我觉得，如果学西方，中国模式必然失败。但如果其他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参考中国经验，那么中国模式就会走得出去。中国模式走出去是有其可能性的。中国模式之所以与其他国家相关，就是因为中国模式是在全球化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如果是闭门状态下产生的，那么中国模式很难和外在世界有任何相关性。在全球化状态下，中国吸取了其他国家的一些最优实践，来推动经济、社会和政治各方面的制度建设。中国模式既是全球化的产物，也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对中国来说，一个严肃的问题在于，如何在继续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避免全球化可能引发的国家权力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