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多元促进政制改革

民主化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结构。在21世纪，很少有国家及其人民不向往民主政治。但在很多场合，民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发展中国家并不缺乏民主化的经验，但并非所有的民主化经验都是积极的，有“好”民主也有“坏”民主。有些国家的民主给人民很多正面的体验，但在另外一些地方，民主带来的是不好的体验。如前面所讨论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民主制度只是众多国家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并非全部。民主并不能替代现代国家制度的全部，民主也并不见得有能力建设各方面的现代国家制度。再者，尽管在西方社会民主和经济发展可以平行，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不见得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需要秩序，但民主政治并不能保证这样一个秩序。民主也不见得能够带来社会和谐。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往往造成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过分政治化。国家过分政治动员，造成政治空间过大，经济和社会空间过小。这些都是不利于社会和谐的。

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追求“好”的民主而避免“坏”的民主。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民主国家的经验来看，一个“好”的民主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结构。就是说，“好”的民主需要一定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程度和水平。穷的地方可以发展民主，但人民过于贫穷的话，就没有力量去抵抗掌权者，无论这个掌权者是选举出来的还是通过其他方式产生出来的。有太多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农民的反叛和革命产生不了民主，尤其是“好”的民主，而中产阶级革命则往往带来“好”的民主。

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处于早期，中产阶级规模还不很大，穷人还很多。这些年来，很多群体事件就发生在穷人中间。如何解决穷人的问题是中国领导者面临的重要任务。很显然，如果不能消除绝对的贫穷，就很难根除中国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恶性革命。就民主化来说，中国存在着很大的希望。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也正在经历着中产阶级的觉醒。发达地区的一些群体事件就和中产阶级有关，尤其在与环境保护等问题相关的领域。经济的发展促成了社会的多元化，而社会的多元化反过来又促成中国政治体制的调整，以适应社会经济的现实。所以，尽管渐进性主导着中国的政治变革，但人们可以对民主政治保持乐观。从各个方面来说，民主化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