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中国哲学再创造
中国哲学再创造的个人宣言
（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访问致远教授）
中国哲学发展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的历史，但一般学者对此并无深刻的了解，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并没有哲学，因此也无法谈中国哲学史的发展问题。这当然涉及“哲学”概念的问题。今天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哲学”的概念有多重含义，其含义不但是多层次的，还是跨文化的，是内在关联的，虽非可相互约化，却是彼此可相互诠释。在世界上主要的各种文化传统中，均可看到人类认识宇宙、反思自我的语言表达，并就此两者提出问题，建立理念，形成规范的思维、信念与行为。这些思维、信念与行为是否完整、是否系统化、是否逻辑推理化，是另一个问题；但我们不能否定这些思维、信念与行为的存在，而这些思维、信念与行为就构成了我所说的哲学。
从中国哲学的问题而言，我们必须认识到其具有哲学思考的特性。但用西方哲学思想分类的架构来谈中国哲学思想似乎当在近代中西文化建立沟通关系之后，因之也才有中国哲学史的认识与撰写。但中国传统对诸子百家的认识、宋明对理学心学学案的认识，也应被包含在对中国哲学的认识之中。另一方面，迄至当代，由于西方人不十分了解中国哲学，中国人也不完全理解西方哲学，故中西之间往往形成模糊不定之辞。只有长期从事哲学研究思考的学者，才能比较说明哲学究为何物、哲学的形式内涵究为何事。但无论如何，在一个广泛的、多层次的、跨文化的哲学含义之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哲学之内涵特征，既有一般性也有特殊性，并能看到这一思想体系的发展之结构性与动态性及其发展的阶段性。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可能成为哲学体系的发展基础。甚至，我们也可在诸多哲学思想的讨论中看到一些发展比较完善的哲学体系。以朱子和船山为例，显然，朱子之哲学有向全面系统化发展之内涵和趋向，而船山之哲学也能够围绕哲学的中心范畴进行发挥，从而形成经典诠释之体系。总而言之，在今天我们对中国哲学传统反思的研究中，显然可以看到中国哲学有起源、有发展、有内涵、有特点，对人类发展卓有贡献。我个人从80年代就开始强调：中国哲学有自己的源头活水，而此一源头活水同时又提供了一个本体论、认知论、方法论与实践论的理性内在基础。故此源头既是历史性的又是理论性的。对此我想进行简单的说明。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中，首有方东美先生倡导中国古典哲学的原始性，因而提出原始儒家、原始道家的说法。后有张岱年先生强调中国哲学的本根性之说明。我个人在近三十年来则提出本体诠释学对中国哲学的本体性的说明。“本体”既是就本根与体系而言，也包含从本根发展成为体系的潜在发展过程。以这样一个概念，乃能说明中国哲学的特性，亦能说明其发展的根源与过程。其特性是：重视本根，重视发展过程，重视发展之自然成果，成为可体可用之物、可知可行之道。同时，整个中国哲学的历史也可以看成是寻求天地本体、人生本体、社会本体、个人本体的发展过程。在这一本体化诠释之下，我们亦可更好地掌握中国哲学的世界发展之意义，以及人生存在之意义。
从本体诠释学我们不但认识到中国哲学具有的本根性、本体性的基础，还要认识到其发展出来的或发展中的体系。有人一再问及中国哲学的特色为何，如上所述，这个问题显然必须就中国哲学的本与体以及其用行来回答，当然最好在中西哲学之对比中予以言说。就吾人对中西哲学的根源及其发展之实际情况的了解来看，西方哲学（希腊、希伯来哲学）之根源，在于追求对外在真实、超越真理的基本认识；中国哲学则强调从对自然宇宙之认识来掌握自我认识，复从自我认识来了解宇宙发生之终极真理，这一终极真理具有内在性之真实，而非只外在之存在。换言之，西方哲学有一个二本二元对立的起点，中国哲学则强调一个一本二元多体的内在发展过程。这种宇宙与人之起源论，体现了中西哲学在起点上的形上与认知差异。
从文化上看，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对外在性和超越性有分别之认识，最终又要将之结合为一超越神学，作为哲学思考的重要课题和终极目标。在希腊哲学中，有柏拉图的理念与现象两分的二元论，这更显示西方哲学有一个二元对立的起点。这一起点显示了西方哲学与古代中国易学、道学与儒学强调一本多体之重大与根本差异，据此形成了中西哲学各自发展的重要规律。这就是中西方哲学早期发展的起点特征。
中国哲学，重视对自然宇宙的观察，也重视人在自然宇宙中的内在地位、重视人对自然宇宙的认识能力，从而发挥人的行为，以实现宇宙的终极价值。这是一种内在的一体二元主义：天与人是一体的，天能生人，道能长人，人能知天，人能弘道，进而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动态关系。
这两种哲学的动机，决定了中西哲学的不同。对于人类文化之差别，我提出了四种文化之不同性：超越的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外在的科学文化、消解内外之道的印度佛学文化、创合外内之道的中国文化。在这种架构下，可体现出：中国哲学及基于此而创建的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生命关怀、修持关怀、创造性关怀、整体发展关怀，代表了人文哲学、生命哲学、道德修持哲学、创造性发展哲学，也代表了自然与道德的相对一致，更代表了人类文化内在追求的多元和谐统一。
我特别强调一个立于本体根源的中国哲学在近现代中可发挥之作用。西方哲学在根源上导向了科学的系统发展，尤其在近代，科学知识体系的建立达到了最高峰。科学发展甚至逐渐影响了超越性信仰的宗教神学，冲击人类存在的内在价值。当然，人若走向完全自然化的科学哲学，固然人们也许仍能假借建构主义与现象学保持其相对独立性与道德直觉，但人的存在基础和本体性根源，毕竟不能被认识、掌握、发展。这就是中国哲学的基本坚持与基本价值所在：人的存在有其根源性，有其内在的价值，有终极追求的目标，能在多元的相互尊重、相互肯定过程中，找到共同的发展目标，认识到共同的善。
中国哲学的这一特色，与西方哲学之重视外在性、超越性，是有区别的。但中国哲学可以在内在之人生体验与对自然开放的认识中来容纳超越性与肯定外在性，对外在性与超越性做出更好的定位。换言之，中国哲学不一定要排除外在性、超越性，而是将之相对化、主体间化。另一方面，基于中国哲学，西方也应反思其超越性与外在性，对中国哲学所掌握的人类内在体验予以肯认，而非将之排斥于其外。这也说明，中国哲学最重视的是包含、开放、融通、整体、和谐而相互补充的一本多元。一体可以作为哲学与文化互通、互动的共同原理，这对于人类走向未来世界相当重要。西方哲学构建了现代性、后现代性，而中国哲学则提供了使现代性成为可能的前现代性以及整合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后后现代性。
中国哲学在根源上强调内在的一本二元，在发展过程中强调一体多元和多元一体的发展过程与交融过程，最后追求整体与部分、生命与自然、自由与律则、道德与科学相互涵容、相互促进，形成一个创化的开放的圆融系统。若将其投射在全球化的道德哲学或政治哲学之上，则形成中国本体哲学之用。这是因为整体宇宙观可落实到整体全球观之上。在整体宇宙观里面，我们又可以对整体的人类世界有一种持续的终极关怀，促进整体宇宙中的万物并存，导向在全球世界中各种社群相互依存发展，以逐渐形成后全球化的世界观。在此世界观中，强调在整体中发展个体，在个体中发展整体，在和谐中实现自由，在均等精神上追求卓越。用之于国际社会，则能推动全球共同体的人类社会之实现。这也是中国哲学中“大同”思想的投射；在“大同”思想中，万国可以进行个别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必须以整体作为考量的基础，形成一种国与国、社群与社群、个体与个体间相互沟通的基础，来寻求一个物尽其利、事尽其用、人尽其德、国尽其责的理想状态。
这样一种中国哲学之框架，一方面在儒学之中得到了最好而非唯一的表达，另一方面又和世界发展之潮流密切相关。儒家强调仁义的重要性。其中，“仁”可看成是对全体人类的关切、对共同的善之根源及目标的肯定之体现；“义”则是各种个体在共同目标下发挥其功能以取得其地位的合理方式。因此在儒学的视野下，我们可看到一个“道德—政治—经济”贯穿发展的模型，展现了中国哲学宇宙论的精神。
中国哲学在其发展过程当中，已体现了几个重要的层次和内涵，体现了行与知，实践与理论的统一以及不同层次之间的知行合一：本体学与本体论，宇宙学与宇宙论，诠释学或理解学与知识论，伦理学（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以及艺术与美学。这几个哲学领域之间，均有逻辑和内涵上的相通。中国哲学要再发展、再创造，就必须要以学术的眼光来明辨这些关系。这些方面所体现出的内涵，显然与西方所言有很大区别，但在形式上却可以大同而小异；但不应将此看成问题、困难，而要将其看成一种能促进差异者间之沟通的优美状态。
在本体论与本体学之中，中国哲学更重视本体学，重视通过自我修持来弘道，来达成《中庸》所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的内在道德，可以发挥其价值，来影响群体。在其传统中，西方哲学把知识抽象化来谈形上学的本质理论；现在的西方哲学能够从抽象的本质走向具体的存有，却未能掌握外在化、内在化、超越化与消解化的密切关系，甚至于走向否定形上学的状态，想用科学来取代一切。而中国哲学，则以个人体验与对宇宙观察，来进行对本体架构和宇宙架构的认识，把天和人都安排在其中，从而既能够掌握科学的架构，也能够发挥个人的道德与信仰，使两者并行不悖。这就是我所说的本体修持哲学之内涵。
与西方相比，中国哲学在知识论上固然比较薄弱，但并非如前人所述那样漠视知识论之问题，它是另外一种知识的显现。中国的文献中，有太丰富的人文知识以待整合；它是一种实践知识，一种智慧知识，一种生命透视与体验的知识，需要整体直观的认知，需要诠释，需要比较、梳理，才能被展现出来。中国并不是没有知识论，其和西方系统考察特定对象所产生的概念知识固然不一样，但两者却是相互补充的，缺一不可。这也是我所说的人文与科学相互关系之所在。
在道德哲学方面，中国哲学强调自我充实提升，强调无私无我。这也是其包含的一大特色，完全可以用在管理学和政治学上，来发挥一种社会整合作用与价值整合的作用，发挥一种示范与带领作用。
总之，中国哲学的再创造，不但必须，而且自然可行，是人类发展自我实现的一个重要途径。从深层意义上讲，儒学在易学与道学的基础上张扬了天人合一、人我互动、知行相须、主客互用的创造精神。其宇宙论、诠释学之知识论、伦理学（价值哲学/道德哲学），都是中国哲学再行成就的方向。之所以需要“再创造”，是因为人类正面临存在之困境。
人类当前的存在之困境，是否全由人类造成，是否可以归纳为一个或几个原因，固无定论。但有一点极为重要：人类与自然的交互行为、人类与他人的交互行为、人类组合自身道德价值的自我规范行为，都会对此境况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人类能更真诚地去思考、认知，去修持自己、改善自己、充实自己，必然能解决人类的生存危机问题。
必须指出：当前人类面临着五大危机——生态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知识危机、道德规范危机。
生态危机，最大的表现即是污染问题。其主要产生原因，在于我们纵容了自己的欲望，缺乏对生命的真实认识。所以，我们不但造成了资源浪费，也造成了资源误用，造成了环境污染。这不应只被看成自然带来的灾害，而是人试图驾驭自然时带来的灾害。所谓自然之灾，往往有人为的因素在其中。污染又将带来疾病、贫穷的问题。
经济危机，反映了人对自然资源的误用与误置，反映了人类在生产、分配、管理、竞争、开发等方面缺乏智慧的安排。经济原则一定要符合经济伦理，这既需要符合整体均衡，又要能将生产、分配加以循环发展。这不但需要无形的市场之手，也需要有形的政府调控之手，更需要一颗道德的关怀之心。但我们现在的生产、分配与消费等经济行为之中，恰恰缺乏这样一颗道德的关怀之心。
政治危机，是基于道德危机、经济危机而来，但却又流于赤裸裸的权力运用。人类能否把权力道德化、合理化，能否以此促进社会和谐的发展，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人类以为战争才能解决问题，这是一种自私而不负责任的说法。战争只会带来灾害。人类完全具有避免战争、追求和平的能力，但为何目前无法做到？这反映出人类缺乏对人类自身之全体的关怀，缺乏实现正义所需的智慧和勇气。只想基于已有的优势与既得利益，扩大优势，坚持既得，罔顾历史教训与正义的呼声。
此外还有知识危机。人类已发展出深刻而全面的科学知识体系，但我们尚未有、也可能不会有一个大统一场理论。这是因为我们还未更好地认识人的创造潜力与破坏潜力。我们还缺少更深刻的本体的知识，缺少将人之潜力导向创造性行为的知识。知识的整合，在如今愈显重要。我认为，人类发展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均由于吾人未能掌握相关的知识而引起。事实上，如今众多决策者、管理者或个人，缺少对个人、社会、自然的可用知识，其行为较容易产生矛盾，容易处在为祸而不自知的状态。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为祸而不自知的行为。我们必须强调用知识来照亮人类的前路，并将知识转化为智慧与道德。中国哲学强调“致良知”，其在广泛层面上即蕴含着将知识转换为道德的含义。
最后，对于道德规范之危机，我们缺少一种全球化的伦理体系。人类正处在一种各自以利益为中心的发展状态之中。如何建立基本的共同道德规范，建立基本的共同价值语言，通过沟通、对话和相互诠释，来达到一种共同认识、共同理解（甚至有一种对不幸的共同谅解），这是绝对必要的，它也将是人类的繁荣发展的必然条件。
基于以上这些重要问题，中国哲学显然正面临“再创造”的重大历史使命的迫切呼唤。
在“再创造”之前，我们当然要有新的觉醒：对危机的觉醒，对我们内在生命力之存在的觉醒，对人之自我价值的觉醒，对中国哲学之重要价值、重要能力、重要方向的觉醒。“再觉醒”不但是“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基础，也是人类跳出其危机的基础。人类必须要觉醒地意识到：其危机乃是来源于人类的愚昧、傲慢与自以为是，也来源于对他人之偏见与缺乏关注，来源于其对共同真理缺乏认识。人类要觉醒到问题及其根源之所在，觉醒到方法之可依循性问题，觉醒到目标之所可开展性问题。所以，从历史上看，也可以说：人类处在不断的觉醒阶段之中。“觉醒”代表一种事实追求与价值追求。中国哲学的发展，代表了人类觉醒的一种方式；中国哲学的再创造，也代表了人类对生命价值之再觉醒的自然需要。
过去数十年，中国哲学曾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也曾从中国文化的困境与灾厄中体验了生命变化无常的内在苦涩；但中国哲学却一贯地通过学习与反省来重新建造其发展前景，以走出人类的困境、国家的困境、社群的困境、人生的困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具有非常深刻的自我超越、自我创造能力。面对人类当前的困境，毫无疑问地，中国哲学有能力来重新建造哲学思维，以克服人类的困境，促进人类的相互了解，解决人类的各种疑难，为世界带来和谐与和平。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中国哲学再创造”之中心含义。
我出生于1935年，自1964年至今，我在海内外已从事教学整整五十年。我所创立的《中国哲学季刊》，亦刚经历了其创刊四十周年。1985年以后我每年都回中国，见证了中国三十年的持续发展。这些时光所形成的有趣序列，可堪玩味。我个人对中国哲学再发展的宏图与愿景具有充分的理由与信心，或可名此为哲学自信。基于我的哲学心路历程的建立的哲学自信，我提出下列个人宣言：
（1）中国哲学是人类精神传承与世界哲学发展最根本与最重要的成分之一。
（2）中国哲学的发展体现出，也透视出人类多元核心价值的开放统一性格。
（3）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或其他重要哲学与宗教必须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本体诠释圆环。
（4）中国哲学在其根源与已发展的基础上必须发展成为更为完善的本、体、知、用、行体系。
（5）中国哲学的发展关系着人类存亡的命运以及人类生命共同体与和平世界的建立使命。